刘迎秋：我的老师程砚秋（2）
我的老师程砚秋（2）
拜师以后，我和程师朝夕相处五年有余。我从他的生活作风、为人处世、艺术修养和道德品质等各方面，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许多感人事迹，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程师自己的生活俭朴，却对朋友、故旧的困难，慷慨相助。对子女要求严格，从不娇惯。他经常是布衣、布鞋。每有演出，总是步行来去，或是乘坐"磨电"(有轨电车)。家里有暖气设备，但是没有客人从不使用，屋里生个火炉取暖。饮食方面也很简单。他喜欢吃羊肉，每值冬季，常外购切好的肉片，在家里涮着吃。酒量很大，每次可饮白酒斤半，但平时居家不饮，其酒德甚好。他对子女说："钱是我血汗挣来的，不要浪费，要爱惜。"他对子女的每件小事都非常注意。一次他的二儿子永源拿一本《隔帘花影》看，被他发现，立刻没收，并对永源说："这种书对你没好处，你也不理解。你现在就是专心读你自己的课本，别的书不要看。"(当时永源在辅仁中学一年级读书)那时荣蝶仙的后代生活很困难，他时常资助。有人问他："他的老子(指荣蝶仙)对你那样虐待，你还周济他们?"他笑着说："那是他们老子，与他们有什么关系?"还有前中华戏校校长金悔庐(仲荪)老人，困居北京，他经常去看望，每去必赠以现金。
1945年3月，金老逝世，程师慷慨承担全部丧葬费用，并对其子女不时资助。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但是他对旧社会的新闻记者、警察局、社会局等，从不应酬。他说："我应酬他们也要唱戏，不应酬他们也要唱戏，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有钱也不花在这些人身上。"那时长安戏院的副经理张环如对我说："你们先生(指程师)是厕所里的砖头，又臭又硬。"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程师这种为人刚正不阿的看法。正因为他倔强、孤傲，得罪了不少小人，以至招致他在前门车站被那些狗特务们打击报复。 程师曾有"一生不收女徒弟"的誓言。那时坤伶中学程的，除在中华戏校学习的侯玉兰、李玉芝等人外，其余如新艳秋(王玉华)、章遏云、绿染香，以至现在的江新蓉、李世济均未正式拜程为师。
程师凡事经过思考，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艺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从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赴欧考察戏剧时，在法国巴黎，李石曾邀他和欧阳予倩、陈真如(欧阳与陈系广东戏剧研究所的两位创办人)谈戏曲问题。一切都能谈得旨趣符合，只是谈到戏曲上的人生哲学问题，各有见解，相持一个半小时，未获解决。这个问题也牵扯到程师那几年的"戏曲运动"问题。李先生是主张合作与互助的；欧阳先生是主张竞争与抵抗的；程师自己以为，人生的理想是幸福，幸福只有在和平中获得，不过对于侵略必须制止，对于压迫定要反抗。他把他的意见说了以后，李与欧阳虽暂息争，可是并没有放弃各自的见解。
还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把他的长子送到外国读书时，他对我叙述了这件事的过程。他说："我去欧洲考察戏曲时，在法国巴黎市中心，看见一座'学生城'，世界各国都有学校 在那里。我当时想，那里很可以作为将来世界和平运动的中心。假如中国在那里建筑一个剧院，专以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这类题材，编成剧本去演，一定能使各国青年涵养成大同 思想。那里也有中国一块地皮，可惜没有建筑学校，更谈不上有学生了。当时我内心感到很惭愧。后来到了日内瓦万国学校，我在那里义务教授太极拳。这所学校是拉斯曼先生和莫瑞 特夫人创办的，没有什么种族、国家、宗教、阶级、男女的歧视，各国的孩子都有，就是没有中国孩子，我更感到耻辱。所以，我回国后决心把我的孩子送去，让那里也有中国孩子，给咱们中国人争争光。我送他(指他的长子)走的那年，他才9岁，那个学校是从小学一直上到大学。"他的这段谈话，足以说明他的民族自尊心是多么强，对祖国是多么热爱!正由于他 有这样的高尚思想，所以在华北沦陷，寇焰方张、万民侧目的日子里，凡有宴会，闻有日人参加，必婉言谢绝。梨园公会，受敌寇之命，请程师演献飞机戏，遭到他严词拒绝。每见日 人，便侧目视之。有些势利小人，从中挑拨，乃遭敌寇嫉视。不久，下令广播电台，在播放名伶唱片时，不准播放程片。电台为满足一些程迷的要求，辗转从上海购得王蕙蘅所灌的《锁 麟囊》唱片播放。当时在广播电台工作的樊子齐(即樊放，现在中国京剧院任导演)曾经邀我在电台播放一次《青霜剑》。
那时有人代上海蓓开唱片公司灌唱片，和程师商洽，程师首先声明："厂方如果是中国人办的，念彼交谊，决不厚索，也算我程某提倡国货的一点心意。相反，如果是日本人办的，给我多少钱，我也不灌。"来人便含糊其辞地答应了。双方商定灌片六张12面，包括场面，一切开支，只收3000元，还自动增灌一张，不另取酬，以示友情。代价之便宜，出人意料。
当时商定，新旧皮黄各半，其中以《玉堂春》为主。开灌之日，有上海名妓惊鸿、翠芳前来参观。二人不但与蓓开当局有亲戚关系，且为程派信徒，知程师之《金锁记》反调为绝构之 一，要求以《玉堂春》更易。程师以凡制片之剧，词句段落、时间尺度，全是事先研究好的，临时改动不便为由，婉言谢绝。但二人一再央求，蓓开当局也很为难。程师见她二人心意很诚，便从其所请。 至于程师在前门车站挥拳还击伪特事，和1944年敌伪宪特麋集程宅搜捕程师事，是当时轰动京津，尽人皆知的，但详情多有误传，或有所讳，记载不实。为了保证史料真实，我将 事实真相详述如下，并提出证人，可供了解。
在东车站的事，大约在1942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是在师祖母托氏太夫人逝世后一年左右，程师当时尚在服孝期间)。程师从上海黄金戏院演毕归来，路经天津，又应中国大 戏院之请，演出三天。演毕，程师令全体演职人员先回北京，他在津看看老朋友再回。逾数日，程师独自悄悄归来，身着青布夹袍，头戴一顶深棕色土耳其式毡帽。下车后走至出站口， 有两个歪戴日本豆包帽的特务走过来，以检查良民证为词，对程师进行搜身。这两个家伙，把程师叫到站台下北侧的一排小房内，不问青红皂白，先就一拳，打在程师左耳。程师厉声斥之曰："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他找到一根柱子，立在柱前，以防从后面受敌，便挥拳还击，把这两个特务打得狼狈不堪。他俩一看不是对手，便先停手，从地上捡起帽子，对程师说："以后碰见再说。"程师说："好，后会有期。"便整整衣冠出站。他回到家以后，发现手上戴的金表遗失，次日即觉左耳疼痛，遂赴南长街耳鼻喉专家徐荫祥大夫(现同仁医院副院长)处诊治。徐大夫说："耳膜震破，需休养一个时期，除服药外，每日饮龙井茶。"事后梨园界传开了。侯喜瑞听了后，高兴地说："还是我们四弟有种，好样的，替咱出了口鸟气。" 关于1944年2月25日，敌伪宪特暗查程宅一事，当时程师在家(并非如传说程师在青龙桥)。宪特搜查后，即将程师带走。当晚程师母即电话告知李锡之(因那时李协助程师管理一切事务，李为程师30至40年代初期最亲密之友人。李当时任伪实业总署总务局长)。次晨师母亦电话告我。我立即赶到程师家中。中午程师即安然返回。据程师说，他被带出报子胡同西口外，即见路边停放一辆日军用卡车，上面罩着帆布篷。程师上车，看见辅仁大学的英千里、张怀和冯公度(冯恕)之四公子。到宪兵队后，当晚未受审讯，次晨不知何故释放。至于如何得出虎口，事后了解，乃李锡之托部下庶务科长朱泽良(朱启钤之子)，朱又转托日本宪兵队嘱托吴泰勋(东北军将领吴俊升之子)，再托日寇宠信的杨跃东，向日本宪兵队长三浦保释的。此后不久，程师便谢绝舞台，衔恨归隐西山，弃伶为农，置身于青龙桥畔，不再以艺事与鹰犬相周旋。
程师归隐西山，蓄志已久。早年他在上海演戏时，曾经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图》，预以入山退隐自誓。当时著名诗人周今觉，曾为《御霜图》题诗亦绝于后，我曾全部抄录下来，作为资料保存，遗憾的是，也被当作"四旧"焚毁。 程师归隐二年，抗日战争胜利，他满怀胜利的喜悦在北平广播电台作广播演说，愤怒控诉日本侵略者在我沦陷区所犯下的屠杀、掠夺、奸污、酷刑、纵火等滔天罪行。他特别指出， 日寇指使梨园公会请他为捐献飞机"义演"的事，他说："叫我们中国人演戏，得来的钱他们拿去买飞机炸弹，再来杀害我们中国同胞，这是多么残忍的手段。我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 人，决不能做这种助敌为虐、屠杀自己同胞、没有人性的罪恶勾当。因此，我宁死不从，他们只好在电台上不准播放我的唱片……"他讲得慷慨激昂，听者称快。 抗战胜利后，程师重登舞台，首先应辽吉黑复员协进会北平分会资助东北义民还乡义演，又为赈济广西水灾义演，后作营业演出。1946年秋末，应上海天蟾舞台之请，赴沪公演，与谭富英、叶盛兰合作，盛极一时，大饱程迷耳福。宋庆龄那时曾派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干事江兆菊访程师，请他为该会募集基金。程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爽快地答应了。因此，宋庆龄对程师这种豪迈态度非常赞赏，在上海住宅接见了他。那时先母傅文郁正去上海，也曾去看过宋庆龄。程师在《大公报》社遇到先母时说，他去宋家，看到宋宅左右有很多特务在活动，名为保护，实则监视。程师在沪时，与田汉在国际饭店八楼和黄佐临家两次相见。在黄家相谈甚久，对京剧革新交换了意见，彼此均感京剧已到非改革不足以延长寿命的地步。彼此意见亦多相合处。田汉认为程师已过中年，以后似不必专在红氍毹上与人家争一日之短长，不如断然奋臂做京剧改革先锋。当时程师未表态。他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对国家民族充满了期望，但不久目睹国民党反动派之黑暗腐败，很快就感到非常失望，乃再度归隐青龙桥畔，力田自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