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治：从席慕蓉、汪国真到洛湃

杨光治的同名著作《从席慕蓉、汪国真到洛湃》

A热潮诗：客观的存在

不管对它的态度如何，热潮诗是客观的存在。它涌荡着广大读者（特别是少男少女）的心弦，冲击着诗坛。它的亮光使不少诗界中人眩目，招来了咒骂，也招来了赞叹。

这一诗歌奇迹是从1987年春点燃、跟着席卷全国的席慕蓉热开始的。到至今为止，光是席氏正式授权出版的花城出版社已将其三本诗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和《时光九篇》）印行了150多万册，其他出版部门印了多少？无从统计。与此同时，这三本诗集的衍生本－－合集、赏析集的印数也很多。这不但给众多读者提供了精神食粮，了推动了新代诗歌作者的诗风的转变。

席慕蓉热的余温未冷，1990年夏天，又爆出了汪国真热。他的诗集（《年轻的风》、《年轻的潮》、《年轻的思绪》等）至今已印行近100万册。今年6月，当汪国真来广州参加他的母校－－暨南大学85周年校庆活动，引发一阵热烈掌声的时候，一股新的诗歌热潮，却在广州地区高等院校出现。毕业于某名牌医科大学，当了两年医生即投身商界的年青小子洛湃，成了大学生们的热门话题。他的诗集《浪子情怀》（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光在华南师范大学就销售二千多册，有人一次买了七本。据说，在暨南大学，“《浪子情怀》发售还不到三天，不知道洛湃的同学就像外星人那样稀罕。”连非学文的同学也自发组织洛湃诗歌讨论会。据报道：在广州新华书店北京路门市部，《浪子情怀》已成为继“席慕蓉、汪国真诗集之后最畅销的诗集”。这股热正向全中辐射，北京一家个体书店进了六千册还说“远远不够”……如今，第一版三万多册已售完，正赶印第二版。此热大有“燎原”之势。

三股诗歌热潮接连爆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景观，但这决不会是绝后的现象。后继者是谁？未知道，笔者在寻觅，在期待。

B热潮诗的定名

《浪子情怀》未正式出版，它的清样的复印件已在广州一些大学校里流传。今年5月31日晚上，中山大学、华南师大、暨南大学、中山医科大学几十位学生聚会于华燕宾馆，座谈洛湃。因笔者与席热、汪热有关，而且是《浪子情怀》的作序者，所以被邀请参加。会上，同学们对洛湃的作品尽情地各抒已见，还以举手方式进行“民意测验”，气氛很热烈争论中自然而然地将它与席慕蓉、汪国真的作品联系起来；大家认为应该给这类读者众多的诗歌定个名字，以便称呼。

有人提出叫“通俗诗”或“流行诗”，但马上遭到反对。理由是这会将它与“通俗小说”、通俗歌曲“、“流行小说”、“流行歌曲”等连系在一起而降了格。因为它们毕竟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诗，其中很多作品，比严肃诗人严肃作品更为严肃，而且水平也很高。同学们七嘴八舌举了一大串例子：席慕蓉的《长城谣》、《悬崖菊》、《千年的愿望》、《铜版画》、《忧思》……汪国真的《美丽的愿望》、《给友人》、《那凋零的是花》、《夏，在山谷》……洛湃的《黑蝙蝠》、《赏花》、《岁月》、《迷宫》……大家者认为这些诗毫无庸俗的脂粉与奶油味，不能与流行歌曲、通俗小说混为一谈。

有人提出叫“平民诗”，但也很快被否决。“平民”是“贵族”的相对，“平民诗”意味它充满着平民意识，表现手法易为平民所接受，但未能包含“热”的特征。

笔者提出了“当潮诗”的概念，取“当代潮流”及“当代读者阅读潮流”的意义，但未获多数的赞成。

会后细想，既然这种诗是以在读者中形成热潮为主要标志的，那就干脆称之为“热潮诗”。它得到了几位朋友的认可。

这一命名未必科学，也未必能为公众所受。既然至今仍未想出更恰切的称谓，只好以此名之。

C热潮诗特点的试归纳

从席慕蓉、汪国真与洛湃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热潮诗的一些基本特点。

可见，热潮诗所以能“热”，绝非偶然。

虽然热潮诗中之精品比其分诗歌的精品来毫不逊色，但热潮诗决不是完美的艺术品。对它的艺术品位，我只能下之个朦胧的论断。现在，人们对汪国真的作品议论纷纭，捧之者赞为“千古绝唱”，不捧之者贬为“流行性感冒”、“对语言的施虐”，其实都不是。他的位置本来在“中间”，何必一定要把他推向极端？

D热潮诗的境地：“传统”与“先锋”之间

最近我又写了一篇评介汪国真诗作的文章，题为《在“传统”与“先锋”对峙的峡谷中》。文章提及汪国真在这“峡谷”中找到一块“沃土”，“长成了自己的风景”。其实席慕蓉、洛湃也是这样。未来的热潮诗人也将会是这样。

“传统”与“先锋”本来是对立的，但对待热潮诗的态度却呈出一致－－和站在诗坛的一方，合演反对热潮诗的混声二重唱。

“传统”主要是指责热潮诗没有表现时代的主旋律。这一指责不无根据，因为热潮诗人写的多是“我”，甚至是一些琐事。但我认为这与主旋律并非水火不相容。赞美爱情的忠贞，抒发对故乡的思恋，鼓励人今在挫折面前不在沦丧，到了暮年不要悲观，表达要打破铁饭碗自闯出中的愿望，等等，都不是主旋律的反调，而是和谐的协奏。热潮诗人传导温馨的爱，鼓励人们发奋前进，并没有背离时代精神。当然，写人们一边谈恋爱一边想着抓坏人，写“我”失意时不叹息一声而是向着世界欢笑等的作品，思想境界极高，但如果不这样也不等于背离了“双为”。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这一文艺观点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作品的内容如果脱离读者的思想、感情的实际，就难以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来，任作品的思想境界更高，效果也不佳。“世界上没有的，我们会创造／世界上最先进的，我们能赶上去”这类的“诗”，能真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双为”方针应当时刻坚持。所谓“坚持”，是指认真贯彻，而不是只这留在口头上。请诗人们不要忘记，广大青少年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分们是我们民族的未赫，是我们事业的希望。通过诗来陶冶他们的性情，净化他们的灵魂，培养他们对真、善、美的热爱，这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利的。

热潮诗的经验，很有值得吸取之处。诗人必须为少男少女着想，努力创造他们喜爱的诗歌。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共悲欢吧，拉下严师的冷面，会使你也获得绚丽的青春。

“先锋”派似乎已抛弃了十年前对艺术宽容的祈求，他们对热潮诗的批判极为严励。《“汪国真热”实在是历史的误会》一文，就是代表。该作文作者断言汪诗堕落成了奴婢和戏子；对汪国真的“我的诗以读者为重”的观点十分反感，指责汪“使诗歌从主体的地位上落下水来，充当了教化或某种世俗需要的工具”，导致“诗歌良知的湮没”，、至少使中国诗歌倒退了十年“－－面这十年的“一切，正是中国现代诗歌自“朦胧诗”起到新生代诗人历时十余年痛苦追求才终于获得的”。这位论者的情绪太激动了，简直与汪国真不共戴天。

这是“先锋”对热潮诗态度的最鲜明的表现。

诗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其“本体”必须受到重视。但如果因此而将诗歌与社会、读者硬性疏离开来，这样，诗“纯”得可观，也空虚得可以。此文的作者宣称，“先锋诗歌的探索者逐渐将目光由外部世转向内部，对生存进行更为深邃的体验和把握。这一探索无疑应当受到尊重，但请问；作为被探索对象“生存”，一旦离开了社会，还能“生存”吗？诗就是应当以读者为重，要不写来干什么？就算大作“纯”到100％，也得有人去欣赏。“诗歌良知”出自诗人的良知，宣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是其特点。所以诗歌不应当回避教化的责任，应当敢于面对“世俗”。如今“世俗”这一阵地已被离奇的武打小说，扭扭捏捏的流行歌曲占据得太多了。如果诗能进驻，让这上“世界”中的“俗”少一些，是大好事。“先锋”所强调的本体，实际上就是指艺术性，这与“教化”及“世俗“并非一定相克。热潮诗追求两者的结合，而且已取得了可喜成功。奉劝这位朋友：不要再怀恋1986年那次“空前规模的集结”了，因为那不是“先锋”的光荣，而真正是“绝不为严肃的诗人所认同的”，“对语言的施虐”，上文所列举的大白话、大“黑”话、大粗话就是证明。说实在的，如果没有这“集结”，广大读者不会如此热烈欢迎席慕蓉、汪国真，不会出现热潮诗。

热潮诗在“传统”与“先锋”对峙的峡谷中滚滚而流，热浪拍击着峡壁。不管峡壁发出什么样的回响，也不能阻止它前进，它迳直泫进众多读者的心中。

大家不是希望百花齐放吗？那么，为什么不让热潮诗占有自己的一席？

E热潮诗的命运

有热必有冷，有潮涨必有潮退，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每一股热潮诗热到了顶点，必然会消退，这是热潮诗的命运。

“先锋”论者预言：“汪国真的被遗忘，就像琼瑶，那不过三二年光景”，我很同意他在时间方面的估计。三二年，这对汪国真及其他热潮诗人来说，已不必感到遗憾了，因为他们的诗已发了热，发了光。清人赵翼有论诗的句子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已成为历史。在这日新月异的当代，能领风骚三二年已经是了不起的才人。洛湃在回答一位朋友时说：“正因为鲜花会凋谢，所以，它比金子做的花美丽”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吟味。

汪国真们的“被遗忘”，是诗坛的大幸。旧的热潮退去，新的热潮涌来，诗坛才充满生机。如果一股诗潮老是赖着不，它也就不是潮，而是一潭死水。这一来，读者定会厌烦，诗歌这一文学形式就面临厄运。

但是汪国真们倒未必真正会“被遗忘”，因为热潮诗－－这种空前的诗歌现象，将会载入诗史，谁也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及影响。

写至此，我拟将《在“传统”和“先锋”对峙的峡谷中》一文的结尾改动几个字用作本文的结尾：

热潮诗人在“传统“和先锋“对峙的峡谷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抓信时机，长成了自己的风景。这一“风景“本来对别人的生存没有构成任何威胁，但确实造成了压力。这也不是坏事。压力将迫使“别人“去思考自己，改进自己，这不也有利于诗歌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吗？

1991年《诗刊》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