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罗马中世纪的历史（1）
文/图/潘长宏
2021年8月18日
2000多年前，古代罗马国家曾吞并整个地中海地区，势力范围东至两河流域，西至不列颠，南抵北非撒哈拉沙漠，北至多瑙河，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成为古代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帝国。但是，“古罗马帝国”却是近代发明的概念，罗马人并不知道“共和国”与“帝国”的区别。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一般地，根据政体性质，把古罗马的历史划分为王政时期（约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09年）、共和时期（公元前509年——公元前27年）和帝国时期（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三个阶段。实际上，所谓“王政”、“共和”、“帝国”，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学概念，古罗马人只有“国家”（respublica）的概念，而没有“帝国”（empire）概念。近代西方人喜欢把respublica一词译成“共和国”（Republic），加之古罗马人创造的政治体制往往被奉为西方民主制的源泉，因而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古代罗马国家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但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现代的“共和制”与“君主制”相对立，而古代罗马的“共和国”并不排斥君主制。罗马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国王（Rex），或者年选的双执政官（Consul），还是皇帝（Augustus奥古斯都皇帝，Caesar凯撒，Imperator古罗马皇帝绝对统治者，Dominus多米诺骨牌），罗马国家始终是respublica。西塞罗在《论国家》（Derepublica）中道出了古罗马的“共和国”的实质。他说，“respublica是人民的财产，是许多人根据正义的协议，为了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而联合起来的一个共同体”，“共和国”可以是少数人统治的，也可以是多数人统治的。最优良的“共和国”是君主制、贵族制和平民制相结合的混合形式，就单一形式的政体而言，西塞罗甚至认为“君主制”最佳。可见，古罗马人心目中的“共和国”即“国家”。无论采用何种政体，唯一需要遵循的一条原则是，国家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在古代城邦社会，人民即为公民集体，公民利益高于一切。所以，罗马人没有提出“帝国”这一国体概念，即使在历史学家划定的帝国时代。
罗马人虽然没有“帝国”（empire）的概念，但是有“统治”（imperii）的概念，“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一词就是由此衍生而来的。该词大约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1880年代开始被大量使用，适值早期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浪潮席卷全球。从某种意义上说，古罗马人对外扩张，统治其他民族的历史现象，就是一种古代的帝国主义。
大多数古代帝国都实行君主制，但古罗马的帝国主义并非产生于君主制时期，而是产生于“共和国”时代。罗马共和时期的民主制度高度发达，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种制度向来受到西方人文主义者的推崇，被视为现代议会制度的古典渊源。然而，正是罗马共和时期的“民主制度”推动了罗马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为什么这么说呢？
古代罗马国家创建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起初只是第伯河畔的一个小城邦。公元前5—4世纪，几乎每年都遭受周边部族的侵袭，这一时期罗马的对外战争基本属于防御性质。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罗马的军事力量强大起来，逐渐控制了拉丁地区，意大利半岛。公元前2世纪，进而征服整个地中海地区。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已经发展成囊括地中海的大帝国。罗马军事力量勃兴的秘密何在？是什么因素激发了罗马人扩张的野心？答案需要从另一条线索寻找。
与对外战争线索并行发展的另一条线索是罗马社会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斗争。在共和国初期（公元前5世纪），贵族垄断行政、军事、宗教大权，把平民排斥在外，甚至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经济上，贵族强占公有土地，使平民普遍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公元前496年至公元前382年，罗马平民以集体撤离的形式反抗贵族的压迫，争取平等地位，要求重分土地，废除债务奴役制，以及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各级职官。公元前3世纪初，平民运动完满结束，平民的各项要求得到满足，与贵族等级达成和解。正是在平民运动结束之后，罗马迅速走上了军事扩张的道路。罗马社会内部的民主运动与对外扩张政策有什么必然联系呢？这是因为对外战争为解决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提供了契机。
一方面，罗马的平民和贵族需要依靠城邦抵御外敌，维护人身自由和安全；另一方面要联合起来，对外掠夺，剥削和奴役外邦人，这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以平民士兵为主要战斗力的公民兵是城邦的支柱。平民往往利用这一点，在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向贵族施加压力。在战争威胁面前，贵族不得不妥协，向平民开放各级职官。减轻平民士兵的债务负担。公元前376年，甚至颁布法律，废除了债务奴役制。这就意味着罗马公民彼此不得相互奴役，但是罗马人可以通过对外征服，掠夺和奴役外邦人。内部矛盾被转向外部。
平民的土地和债务问题大部分都是靠对外掠夺解决的。以土地问题为例：公元前396年，罗马征服了北部埃特鲁利亚地区的维伊城，使罗马的公有地增加了112,000－150,000犹各。2从公元前343－264年，罗马共分配了60,000份土地，共有40,000户罗马家庭获得了份地。3清偿债务的大量资金也大多来自对外掠夺。罗马政府通过从被占领地区征收什一税，变得富裕起来，以致于能够广泛制定约束债务的立法。
对外掠夺战争有效地减轻了城邦内部的经济压力，使平民和贵族两等级间的矛盾冲突得以缓和，并且为罗马的民主政治奠定物质基础。因为，战争带来了大量财富和奴隶。奴隶制的发展繁荣了经济，改善了自给自足的小农阶层的经济地位。而稳定的自耕农集团既是公民大会，也是公民兵的基石，既保障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保障了公民兵的坚强战斗力。公民内部的团结和军事力量的增强进而换来更大的军事胜利，推动罗马的疆域不断扩大。这就是罗马“共和国”崛起的秘诀。“罗马共和国”全体公民的自由依赖于对外战争的胜利，罗马的民主制度和经济繁荣也依赖于对外不断地掠夺土地、财富和奴隶。
然而，“共和国”的自由、民主只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即便在罗马公民内部，也只有奴隶主阶层才能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罗马“共和国”需要“帝国主义”。罗马人在地中海世界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总是以“共和国”的名义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吞并别国的借口并不总是“正义”的。
例如，罗马对北非古国迦太基发动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就极其无耻。迦太基是北非最富庶、强盛的国家之一。正是这一点引起了罗马人的嫉妒和疑虑。主战派的代表加图（Cato）在元老院发出著名的战争宣言：“迦太基必须被消灭！如果不把迦太基毁掉，甚至罗马的自由也绝难保证。”5迦太基人为了避免战争，委曲求全地交出了人质、武器和战船，最后却发现根本不能阻止罗马人吞并迦太基领土的野心。再想反抗已经太迟了，因为那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罗马人摧毁了迦太基。士兵大掠数日，烈火燃城。迦太基居民被赶走，土地荒芜，后来成了罗马贫民、老兵的殖民地。一个文明古国的毁灭甚至令侵略者也扼腕痛惜。据说，罗马军队的统帅西庇阿站在迦太基城的废墟上，痛哭流涕，口诵荷马诗句：“总有一天，我们神圣的特洛耶、普赖阿姆和持矛的普赖阿姆所统治的人民，都会灭亡。”6人事无常，罗马的命运已经开始让人担忧了。
罗马的霸权政策引起了罗马知识分子的反省。不义的战争，对盟友和其他民族的武力威胁和任意欺压令人蒙羞。但是，武力威胁和恐惧能换来长治久安吗？怎样才能化解仇恨，赢得臣民的衷心爱戴呢？
西塞罗说：“没有比爱更适合于产生并牢牢地保持影响力了；没有比怕更不利于达到这个目标的了。恩尼乌斯说得好：'人们怕谁，也就恨谁。人们恨谁，也就巴不得看到谁完蛋。'”
“罗马帝国过去曾以服务而非欺压为立国之本，所以，进行战争只是为了盟国的利益或维护我们的最高地位；各种宽厚的行为或某种只限于必要的严酷程度就表明了我们战争的目的；元老院是各国国王、部落和民族的避风港；我们的地方行政官和将领的最大抱负就是公正而体面地保卫我们的行省和盟国。因此，把我们的政府称作世界的保护者可能比称作世界的统治者更确切。
“但自从苏拉取得了胜利之后，我们便完全背弃了这一政策。因为从那时起，人们似乎已不再把欺压盟国看作是错误的，不再认为施以如此野蛮的暴行是违背罗马公民的意志的了。”
“在罗马，只是那些城墙仍然矗立着——甚至这些城墙恐怕迟早也会被毁——而我们的共和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宁愿被人怕而不愿被人爱时，所有这些不幸全都落在了我们头上。如果说罗马人民由于其不义和暴虐可能会遭到这种报应，那么作为普通百姓的个人应该指望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亲善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恐惧的力量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们接下去应当讨论，用什么方法最容易赢得与我们所企求的荣誉和信任连在一起的爱戴。”
最令人担心的是，罗马的霸权会招致普遍反抗。如果不能保持永久的强大和警惕的话，那么，恐惧迟早会也降临到罗马人自己的头上。
“提比略·格拉古……他一直对他的公民伙伴保持信义，但是违背了我们盟国以及拉丁人的条约规定的权利。如果这种无法无天的习惯开始扩散，使我们的统治从基于正义变为基于武力，以致于那些到目前为止一直很愿意服从我们的人仅仅出于恐惧才对我们守信用，那么，虽然我们这一代也许有足够警惕以获得安全，但是，我却为我们的后代担心，为我们共和国的长治久安担心，如果我们祖先的原则与习惯得以保持，这个共和国也许会万寿无疆。”
但是，罗马的共和体制过时了。苏拉和恺撒打破常规独揽大权。奥古斯都把专制制度裹在共和外衣下，创立元首制（principate），即帝制。“罗马和平”（paxRomana）降临人间。但这是血腥的和平。和平掩盖了元首制的独裁本质。元老院变成了应声虫和君王的附庸；罗马人民从国家主权的代表降低为君主的臣民。一部罗马早期帝国史写满了宫廷政变、军队哗变、军阀混战。好端端的罗马“共和国”何以竟然会蜕变为暴政？这就是塔西佗在《编年史》中苦苦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