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冬腊月挖排干

1975年，我在大队小学校当民办教师。那年冬天，学校突然提前放假，教师全部回到各自的生产队，与社员一起上了总排干扩建工地。时过境迁30年，那人山人海、气势磅礴的劳动场面，让我至今都找不到合适的描述语言，但其中的一些细节，却刻骨铭心般挥之不去。

　　 我们全大队的民工，住在杭后联合公社富强小学的教室里，阴冷的地上铺着厚厚一层麦柴，每人只有半米宽的地方。教室中间生着一个头号大火炉，前半夜还能凑合，后半夜就冷得睡不着，后来就两人合盖两床被子。

　　 住地离工地还有六七里路程，人们早上六点就起来吃饭，然后坐着几个冒着黑烟的四轮车上工。到了工地一看，还有比我们更艰苦的。原来，大队为了让民工能喝上热水，在工地现场安了一个锅炉，负责烧锅炉的人住在一个帆布搭就的小窝棚里，他笑着说，夜里睡觉穿着皮袄皮裤戴着皮帽子，上面再盖两层被子。锅炉里打出的水，又黄又浑又咸，有人说像鼓匠喝的茶。但就这，喝得慢了就变成凉水了。

　　 中午饭就在工地上吃，四轮车从伙盘上送来冰凉的大面棒，如小娃娃枕头似的，每人发一个，吃不吃由你。许多人都吃不完，晚上回去在火炉子上烤黄做干粮。再说那火炉子，上面烤馒头，下面烤棉鞋烤臭毛袜子，整个教室里味道怪怪的。

　　 工程的第一步是爆破土层，用炸药把二尺多厚的冻层炸裂，炸碎的用箩头担出去，炸不碎的大块用人背出去。一段时间，整个工地上爆炸声此起彼伏，如打仗一样。背冻块是个体力活儿，小的几十斤，大的有二三百斤，别看大家伙儿平时都有磨洋工的现象，但背冻块时总免不了竞赛一番。我们队有个叫吴来财的，30多岁，有回背出一块比门扇还大的家伙，他将其立起来放稳当，前后左右端详了一会儿，说，明年春天消开来，准能拉一毛驴车。他还要我在上面刻上他的名字，我告诉他活人的名字写上去就像墓碑一样了，全队人猛笑了一回。但现在想起来，那确实是农民艰苦创业的丰碑啊！

　 　尽管条件艰苦，但工程进度总在向前推进。我们队青壮劳力少，进度要比别的队慢十来天，后来看到人家一个个都卷上铺盖回了家，便急得乱抓起来。几个年轻的想了个办法，揭完冻皮后，再把炸药埋在不冻方里，一炮就能把十几方土炸得似天女散花一般。如此，连扁担箩头也不用了，炸够深度，用锹摊摊就完事。我们公社带工的负责人，是个心地善良却很粗鲁的人，他来验工时说，日他祖宗，看深度差不多，但为甚坡上没土？知道原因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谁知我们头天回到家里，二天就有人来通知，说工程没通过旗里验收，要火速返回打倒工。

　　 那是个特殊时期，军令如山倒，队里就让我再领着几个没家口的小后生再度返回。我们和保管员领了白面、胡油和新箩头，又坐着四轮车出发了。因为大部队撤退，住处好找了，我们住在离工地不远的一户农民家的客房里。那个时候，总排干沿线的农民十分贫困，连口富余的锅都没有，几个十八九岁的愣头青，在家都没做过饭，只好穷将就。我们把油倒进面里和上水烙烙饼，可那烙饼怎么也烙不熟，正好大队书记来看我们，瞧瞧锅里说，油大了！

　　打倒工几乎各队都有，但比起大兵团作战要松懈多了，每天半前晌扛着家具出去，磨磨蹭蹭干到半后晌就回家。上头的人来了，大锤舞得似流星，人一走，就晒起阳阳来，冷得坐不住时，便摔跤逗乐，也挺红火，回到家再烙油饼。天黑下来，大家围着一个煤油灯，我给念一本没头没尾的《西游记》，以丰富业余文化生活。

　　 记得那天是个风高月黑的夜晚，我到房后去小便，听见公社的大喇叭里说，周总理逝世了。我心里头猛吃一惊，因为我当教师时爱看报，对周恩来的事情知道得多一些。听了一会儿广播，觉得挺难受，这天夜里，我没给他们念《西游记》。从来不想家的我，突然有了回家的念头。

　　 第二天，我说回去问队里要猪肉，空手搭车回了家。过了三四天，他们几个等不到猪肉，也回来了。

20多年后我做了记者，曾多次在总排干沿线采访农民增收情况，也曾站在平整的旱台上热泪盈眶。我找不到哪片土是我们当年背出去的“丰碑”，但有一点总算明白，总排干没有让我们的汗水白流！（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