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八十年代
·故人旧事2020·周日增刊·
我在八十年代
作者：张莘如
1980年2月15日，原邮电部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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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生人，回顾过去，觉得活得最有激情、最有内涵、最有价值、最有自我的，还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恩格斯在评价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理性复苏的年代，是一个星汉灿烂、艺术迸发、人们拥有丰富精神生活的年代，是一个随心发声、没有文字禁忌、享有最充分的言论自由的年代，是一个虽然短暂、但可以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比拟的年代。记下那个年代的所见所闻所感所为，是对那个逝去的年代的最好的纪念。
站在理论变革的十字路口
八十年代发出的异常的光辉，源自七十年代末那次重要的可以说是扭转乾坤的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果断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对长期生活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环境下的人来说，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我是市级机关的理论教员，同大家一样，我沉浸在思想解放的巨大欢愉中，并开始对如何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进行探索。
一次，偶然看到一位受人尊敬的老诗人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表现科学家生活的短篇小说。作品描写一个老科学家为试验一个重要项目不怕失败，积极进取，用意显然是好的；遗憾的是，在小说中，让这位致力于科学工作几十年的老专家说了一句很不在行的话：“在科学上，失败的次数常常多于成功的次数，‘六六六’，失败与成功之比是六百六十五比一。”
如果作者具备一点化学知识，知道“六六六”是因分子结构中碳、氢、氯三种元素各含六个原子而得名，不同于试验了六百零六次才成功而命名的治昏睡病的“六〇六”，这个笑话自然是可以避免的，而不致张冠李戴，把“六六六”当成“六〇六”，让一个治学谨严、深孚众望的老科学家说出这种缺乏起码常识的话。
老诗人的失误让我看到，在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后，一个文艺工作者学习和掌握一点自然科学知识有多么重要。
针对这一带典型性的问题，我撰写了一篇题为《文艺工作者也应当学点自然科学》的文艺笔谈，提出：“文艺创作要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艺工作者学习一点自然科学是必要的。当然这不是要文艺工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去描写现代科学技术本身，也不是要他们放下文艺工作专门去搞自然科学，而是要求对自然科学不太了解的文艺工作者，在他们从事文艺创作的时候，向自己描写的对象学习，结合创作了解一些必要的自然科学知识，使自己的创作更符合科学家的生活，更符合科学。这一点，老作家徐迟的创作实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他写了不少反映科学家生活的作品，他每采访一个专家，总是细心了解他们的科研活动，尽可能多地汲取与创作有关的科学知识，因此在创作时才能做到信手拈来，运用自如，科学的语言与文学的语言自然地融汇在一起，构成文章的一大特色。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没有一定的地质力学知识，就没有耀眼的《地质之光》；没有一定的生物学知识，就没有神奇的《生命之树常绿》；没有一定的数学知识，就没有引人入胜的《哥德巴赫猜想》。”
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受到读者好评。
文艺笔谈：《文艺工作者也应当学点自然科学》
《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对全社会的影响不仅年代久远，而且广泛深刻。在八十年代各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努力中，清除“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是攻坚战，也是主战场。这种清算广泛地在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经济学等领域展开。我注视的是史学。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列宁曾说过：“阶级斗争是历史唯一的实际动力”。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翻开任何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贯穿全书的无不是“让步政策论”，即每次社会的进步，都是由于奴隶或农民的起义沉重打击了统治阶级，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进行“让步”，减轻人民负担，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面对传统理论，我意识到拨乱反正任务的艰巨。我从哲学和史学结合的视角，审视中外历史发展的过程，从生产力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入手，研究二者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生产力根本动力论”。我的见解集中在《阶级斗争并非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的论文中，发表在四川省社科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
论文《阶级斗争并非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
《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
这篇文章明确提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也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都要通过阶级斗争。要具体分析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阶级社会里，生产活动是比阶级斗争更主要的实践活动，民族斗争、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想文化的发展、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国家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的调整等等，都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阶级斗争并非阶级社会中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不能把各个时期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等量齐观。没有经常发生的、不大容易被人发现的生产力的量的增长，就不会有狂飙时期阶级斗争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明显的推动作用。
文章的结论是：“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本原的动力，阶级斗争则是生产力这个本原动力在特定时期借以得到表现的一种直接作用于历史发展的力量或杠杆。在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上，生产力的发展比阶级斗争更根本。”
我带着自己的论文，出席了《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主办的“历史发展动力研讨会”和由中国历史学会主办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讨会”。我的“生产力根本动力论”，成为历史发展动力研究众多体系的一支，论文和观点收入求实出版社出版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论文选辑）》和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哲学问题讨论综述》。
论文选辑：《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
《建国以来哲学问题讨论综述》
在众多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面前，我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赶上了思想启蒙的年代，我曾经加入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浩荡大军。
难忘的文化饕餮大餐
进入八十年代，第一个鲜明印象是书店的书多了，一些阔别多年的中外名著重新出现在书架上。我最早发现的是一本叫《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书，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傲慢与偏见》《三个火枪手》《高老头》《契诃夫短篇小说集》，等等。《古代散文选》《古文观止》和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也上了书架。这都是文革前我最喜爱的书，但后来被一场破“四旧”的运动付之一炬。
看到这些书重新上架，我喜出望外，像一块干涸的海棉，贪婪地吸进每一滴水；又怕事久生变，于是见书就买，直到见新书源源不断上柜，囊中羞涩才作罢。
八十年代，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中国文艺界出现了一大批耀眼的星星，如王蒙、张贤亮、路遥、刘心武、贾平凹等等。读着他们的著作，或喟然长叹，或闭目沉思，或激情悲歌，或浅酌低吟，这是一次难忘的精神大救赎。
一大批国外影视作品进入中国，改变了“八亿人民八个戏”的文化沙漠状态。这些影视作品进入中国普通人的家庭，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不会忘记，最先在1978年进入中国的是日本电影《追捕》，让我知道电影会这样反映人性、爱情和正义与邪恶的争斗，完全不像以前看过无数遍的《列宁在十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卖花姑娘》给人的刻板印象。我记得，是《加里森敢死队》和《大西洋底来的人》让我知道了电视连续剧和电视系列片的区别。我更记得，在同读小学的女儿一起观看日本电视连续剧《聪明的一休》《血疑》《排球女将》时，家里的温馨与祥和。我们一家三口为幸子“血又止不住了”而揪心，为小鹿纯子打出的每个“晴空霹雳”和“幻影旋风”叫好。
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剧照
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剧照
在八十年代，中国创下了多个“第一”：
1980年，中国邮政发行首轮生肖邮票80版猴票；
1981年，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读者文摘》《青年文摘》开始发行；
1982年，李宁在第六届世界杯体操比赛中获六项冠军，被誉为“体操王子”；
1983年，第一届春晚诞生，桑塔拉正式进入中国；
1984年，许海峰拿下奥运第一金；
1985年，可口可乐成为中国人喜爱的饮品；
1986年，《西游记》上映；
1987年，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热播；
1988年，一部《红高粱》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剧照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7版的《红楼梦》。用一句流行的广告词说：“曾经被模仿，至今未被超越。”也正是这部电视剧，让我的小女儿成了“红学迷”。
那年她上小学四年级。她迷上《红楼梦》，可能首先是喜欢剧中演员倩美的形象、华丽的服饰。那些时候，做了作业，吃了晚饭，女儿总是第一个坐到电视机前，等《红楼梦》播出。
女儿自幼儿园大班开始，都是自己一人上下学，没有家长接送。她从所在的市委机关幼儿园回家，要穿过六中校园，经过中四路小学、市团委，才能到曾家岩的家。上人民小学后，路更远了。八十年代应该是社会治安最好的时期，那时上学放学前校门口见不到家长聚集的景象；那时学校的作业不多，也没有这样那样的补习班。
女儿看《红楼梦》非常认真和细心。她记下每个小姐和她们的丫环的名字，搞清了小姐们之间的关系，在我把人物关系弄混淆时立即进行纠正。好像一部电视剧不能满足她对了解剧情的要求，她找我要来了小说《红楼梦》原著。这是厚厚的两本繁体字竖排版，我想她一定有很多字不认识，她读《红楼梦》原著八成是靠猜的，但她居然读了下来。我打趣地说：“你成红学迷了。”
女儿从此形成了习惯，每看一部古装电视剧，都会去找原著来看。后来电视台播连续剧《努尔哈赤》，她用自己不多的压岁钱买了一套《清史演义》，该书文白夹杂，她看没看懂我就不知道了。
空前活跃的宣传理论工作
八十年代党的宣传理论工作，处于历史上最生动最活跃的时期。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通过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重申和恢复。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随着一大批冤假错案的纠正，对党的重大理论和重大实践的反思成为一个时期的潮流。这一点，也表现在更强调党的纪律的党的宣传理论工作上。
作为市级机关理论教员、中央党校和省委党校两个函授学院哲学课面授教员，我的本职工作是向干部进行党的理论、路线的教育。在八十年代这个思想最活跃、环境最宽松的年代，我第一次感到有了敞开思想讲真话的权利，包括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可以自由发挥个人见解，对传统理论发表异议。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问题：
一是宗教的作用问题。
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里提出，“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这里，马克思用形象化的语言显示宗教具有“苦难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的重要社会功能。在马克思的原意中，对宗教的这一功能并无褒贬之意，但列宁在解释这句话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把原来“人民对宗教的需要”变成“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主语换了，意思也就全变了。
更为不幸的是，列宁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由此引申出来的又一结论便是：“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我们应当同宗教做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原则”。
从此，“宗教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成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标准理解，也成为我们制定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据。宗教被视为“毒品”，被视为旧社会的残余，被视为与先进阶级、先进政党、先进制度格格不入的异物，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不信教的国家。在传统信仰缺失、恢复传统信仰无果之时，不能不重新审视宗教在净化人心、提升人性方面的作用。这样的理解和讲解，对干部和学员有很大的启发。
二是关于“剥削”和不变资本的本质的问题。
我在授课时提出，“剥削”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本身是私有制的产物，而私有制对于原始公有制是巨大的进步。当社会的一部分人通过原始积累掌握了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而仅靠自己和家庭成员又不能充分发挥这些生产资料的作用时，雇工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工人也只有在生产条件具备时才有创造财富和获得生活资料的机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劳资结合而不是劳资对立，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我还认为，马克思虽然高度评价生产工具的进步对推动社会发展的意义，但他不恰当地把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定性为“不变资本”，把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定性为“可变资本”，认为不变资本只是将价值“转移”到商品的价值中，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只有可变资本即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才“创造”价值。他据此得出结论：“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资本家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
对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不能增值的观点，我一直存疑，因为它解释不了资产者为什么对采用新机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有那么大的冲动，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自蒸汽机发明以来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成果如魔法般地涌现。资产阶级不是“唯利是图”吗？如果花费大量资金在购买新机器新设备上，却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利润，他们会去做吗？
另外，我还认为，“剥削”，作为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在绝大多数人无力购买生产资料（在社会集约化生产的今天，其价值难以估计）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劳动力转让给生产资料拥有者，是一种两全其美的选择，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社会私有制还有广泛发展的空间，雇工现象不可避免，我们不必对“剥削”进行道德层面的批判。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常见的误区还有：资本家是“不劳而获”。这种观点无视资产者在风险投资、扩展市场、技术更新以及企业管理方面的作用。应当说，资产者在以上方面的付出，同样是“劳动”，而且是更为复杂的劳动。马克思不是说“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吗？
我这样理解和讲解，大家反映很好，有学员说，这是他们听到的最有说服力的理论课。
八十年代的理论宣传，最少禁忌，最少为所谓“不当言论”担心，是我们理论宣传工作者的春天。
在《历史决议》发表后的几年内，我曾在《重庆日报》理论版大量发稿，几乎是每两期发一篇分量较重的理论文章。开始是我写，理论部的王尚义编辑；后来是我和王尚义合写，我写初稿，王负责修改、编辑。我们的文章都是当时的热门问题，也是敏感问题。有的文章发出来后，市委领导同志不满意，也没作处理。
例如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文章，有位分管农业的书记就说“长江大河没有盖盖”，意思是搞包产到户是找死。又如，我在一篇文章中说“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一位领导把话带到报社编辑部，说“重报居然说‘文化大革命’是‘所谓’”。其实，他说了也就说了，没有留下任何处理意见，王尚义后来还晋升为重报总编辑。
在八十年代那种大的气候下，即使被某位领导视为“越界”的言论，也有生存的机会。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日子真是太可贵了。
2020年8月10日
作者近照及简介：
张莘如，四川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毕业，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1947年5月生，1966年6月毕业于重庆一中高中部，1968年3月入伍，1978年9月转业。先后在军队师、团政治机关，重庆市、区党政机关和外资企业工作。1994年，改革论文《促进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对接》入选中共中央召开、中宣部等七部委主办的全国理论研讨会，同年获四川省和重庆市两级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