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海新：乡下的长恨歌

乡下的长恨歌

文/蒋海新

“此恨绵绵无绝期”

——白居易

我离开下乡那地方四十多年了，但是还会常常想起秀英，想起她那个石匠男友，还有他那天晚上慷慨激昂的口号。

我下乡插队的那地方叫杨坪，是四川名山县的一个生产队，一个偏僻的小村落。那里大多数人姓杨，非杨姓的人家，很多是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为了填补杨坪减少的人口，从四川乐至县迁来的。秀英姓王，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她那看上去五六岁的儿子姓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肯定不姓杨，大家叫他四清娃。

杨坪的人讲，那孩子的父亲是大跃进之后，最早从乐至县过来的。他在乐至县老家是生产队的会计，那几年粮食紧张，就跑到名山县的杨坪来了。来了以后，发现杨坪也有很多人死去，很是绝望。这时候他遇到了秀英的妈妈——她正想招一个上门女婿，解决家里没有男劳动力的问题。秀英那时算得上一方美人：皮肤白净，水汪汪的黑眼睛，不高不矮，就是很瘦。可那年头哪个人不瘦呢？患了水肿病倒是会“胖”点，但是离死也就不远了。于是，他留在了杨坪，当了王家的上门女婿。

如果他们当时办了结婚证，恐怕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

那几年，我们那生产队三百多人死得只剩一百多。我们下乡后，经常跟着生产队的社员们去开垦荒地——名山县属于丘陵地带，林地比较多。开到有些树木低矮的地盘，社员就说：这里原是某某家院子，那几年里全家饿死了，房子也垮了。社员还说：有些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活着的人，也就多口气，没有气力去掩埋死人。

在那种情况下，结婚证算个什么呢？乐至来的青年住进秀英家里，就算结婚了。没有人过问有没有领过证这档子事。

乐至青年会写会算，勤快，爱帮忙，很受大家待见。据说他还有一手打弹弓子的绝活，经常能打下过往的鸟雀。那时的口号是“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可是他家屋前屋后却常常长着不少玉米。有人说，他是用鸟雀肚子里掏出来玉米粒种下去的。忌惮于他“百发百中”的弹弓神功，玉米成熟了，也没人敢去偷。

杨坪有大片的松林，风起时，松涛阵阵怒吼，夜里听着有排山倒海之势。松林里长着许多蘑菇。在食物匮乏的时期，这些美味的鲜蘑菇，能够补充人体急需的氨基酸和维生素。杨坪的农民不大吃蘑菇，因为那东西不顶饱。我们几个女知青，常常光顾松林，一会儿功夫就能采许多，炒出来一大海碗，当蔬菜吃。只是没有油，吃到后来就想吐了。据说乐至青年那些年里也会去采摘蘑菇，拿回家清水煮了，放点盐，补充营养。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秀英的肚子大起来了。就在她怀孕那一年，上边派下了四清工作组。

四清运动的目标之一是“清组织”。乐至青年非党非团，也不是干部，还是成了清查对象：哪里来的？什么成分？四清工作组派人去了他在乐至农村的老家。

他们查出乐至青年属于“地富子女”，而且是逃窜“地富子女”，没办结婚证就跟秀英非法同居。工作组的同志说：必须让他回乐至老家。地富子女是不准乱跑的，只能在家乡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

工作组要他立即返回老家，乐至青年恳求让他再待一段时间，照顾秀英生了小孩再走。生产队长也帮忙求情，于是，乐至青年一直呆到秀英满月之后才怏怏离开。

乐至青年离开后，音信全无。那年头除非上了级别的干部，一般人只在电影里看到过电话。写信？秀英不识字，难不成还去请人念？乐至青年又是地富子女，弄不好，一封信会给两边都带来灾难。

没了丈夫，上有寡母，下有幼儿，秀英被生生地整成了寡妇。

1969年初我和同班两位女同学到杨坪插队落户时，秀英也就二十七八的样子。她有着水灵灵的眼睛，梳着两条齐肩的辫子，皮肤白里透红，这在农村女性中很少见。不过，岁月的风霜已经在她原本姣好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皱纹。她很少说话。

我们工间休息时，男女社员都爱聚在一起玩笑打闹。开始我们听不懂那些玩笑的内容，时间长了才渐渐明白了其中的“黄色”内涵。有一次他们嘻哈打闹时，几个男社员竟把那个最是嘴不饶人的女社员追进了生产队的猪舍。两个男的跟进去，差点把她的裤子脱下来。秀英从不加入他们的打闹，也不说话，只是在旁边抿着嘴笑。

后来，我们生产队来了一个新人。这人三十岁左右，高大壮实，能说会道，农活干得又好又快。据说，他曾经当过石匠。他姓黄，生产队的人叫他黄石匠，也有背地里说他是“日白匠”的。“日白”在当地方言里，是吹牛、忽悠的意思。

他是否吹过牛？忽悠过谁？我们没有听人说过。

没过多久，我们出工时，就看不到黄石匠的踪影了。社员说：他去别的生产队了，因为他“日白”，杨坪的人不喜欢他。一个人干活是把好手，即使吹吹牛，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几个女知青，搞不懂这理由。

我们下乡时村里家家养猪。养猪就要到田坎路边割猪草，割来的猪草和着米糠煮一煮喂猪。我们也养过一头小猪，也割过猪草——背个背篼，在田坎路边寻寻觅觅，割半天才能割满一背篼，很是磨人。

黄石匠离开以后，秀英开始把她的猪草背篼，放在我们门外的鸡舍顶上。如果恰好碰见我们，她就羞涩地笑笑。她第一次来放她的猪草背篼时，就告诉过我们，她过一会儿来取她的背篼。这“一会儿”就要等到傍晚时分。她来取背篼的时候，常常从怀里掏出一个装着煎饼鸡蛋之类吃食的小布包，埋在猪草下面，然后背起她的背篼，朝着我们住处门口的小桥走去——桥那边的小路通向杨坪之外的地方。

这么晚了，她要去哪里呢？看着她背着背篼的身影，消失在暮色苍茫之中，我们百思不解。渐渐地，从社员们的风言风语中，不谙风情的我们，也知道她和黄石匠好上了。但是杨坪的人，主要是生产队的干部——他们都是男人，不喜欢黄石匠，所以黄石匠才去了另外一个生产队。看来，苍茫的暮色、她的猪草背篼和我们的住处都是她的掩护，她在这样的掩护下，去与黄石匠幽会了。她信得过我们，我们也心甘情愿替她打掩护。

在下乡当知青的那些年月里，我从未有过失眠。一天的田间劳动下来，我头一挨枕就睡着了，晚上还不起夜，一觉睡到天亮。但是，一天深夜，我和同屋的另两位女知青都被一阵骚乱叫骂声惊醒了。我们的住房紧邻生产队的晒坝，那些骚乱叫骂声就是从晒坝上传来的。

我们听见了生产队长、贫协主席和民兵队长熟悉的喊叫声，还有一个不大熟悉的声音，大声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各路声音里，还有一个女人的哭声。那高呼着的革命口号，立刻使我想起了电影里革命烈士慷慨就义的镜头。在那个月光如水、万籁俱寂的乡村夜里，这样的口号声令人惊心动魄。我们赶紧穿上衣服，往晒坝跑去。

到了晒坝上，我们一看就惊呆了。平时对我们态度和蔼的生产队干部们，正踢打着躺在地上的黄石匠。他们一边打一边骂：“打死这奸夫！”“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来搞我们杨坪的女人！” . . . . . .  黄石匠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动弹不得，嘴里却还在不停地高呼革命口号。秀英趴在他的身上，哀哀地哭泣。秀英家离晒坝不远，看情景是黄石匠夜里到秀英家相会，被埋伏在那里的村干部逮着了。

我们三个女知青不约而同地喊道：不要打人！

生产队的社员和干部平时跟我们的关系不错。我们每次从成都回来，都会带一些糖果给大家吃。有一次我在玉米地里除草，遭遇了一条三尺多长的大蛇，我躲无处躲，又怕被咬，只好用锄头打死了那条蛇。过来围观的社员说：这是一条菜花蛇，没有毒性。当天我去掉蛇皮之后，做成了红烧蛇肉，很多社员都来分享过。那些年里，社员们是很尊重我们的。

见我们出面干涉打人，队长说：好，不打这狗X的了，把他押到公社去！

民兵队长和贫协主席把黄石匠从地上拖起来，又用一根绳子一头拴在黄石匠的腰间，另一头捏在民兵队长手里，黄石匠的手仍然被反绑在身后，他们三人一起把黄石匠押上了去公社的小路。黄石匠虽然身高力大，无奈被反绑着，挣扎不得，只能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 . . . . . .  ”

秀英大哭着回自己家去了，我们也回屋重新上床睡觉。但是，黄石匠慷慨激昂的口号声穿过我们住房薄薄的木板墙，在我们的房间里回荡——我们上床好一阵后，那声音才渐渐听不到了。

那天晚上，我再也难以入睡。我想象着三个生产队干部鬼鬼祟祟地埋伏在秀英家附近，等着夜半抓人 . . . . . . 末了，黄石匠呼喊革命口号的声音和场景，总是在我的脑海里回旋——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荒诞之感，我甚至觉得我的人生都是荒诞的。我多么希望这些年来我所经历的一切，只是一个噩梦，最终我从梦里醒来，看到阳光洒在我的小床上，枕头边放着一本崭新的连环画和一张新手帕，父亲慈爱地看着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满八岁了！”

人生，对于秀英，也许是一个更大的噩梦。她第二天没有出工。第三天来出工时，她的眼睛是红肿的。以后，她愈来愈阴沉。休息时间，其他社员嘻哈打闹，她再也不抿着嘴笑了。她也再没有把她的猪草背篼，安放到我们门外的鸡舍顶上了——她和黄石匠的幽会终结了。

后来，生产队开了一个会，主要是讨论秀英的终身大事。干部们对秀英说：你如果想把四清娃他爹找回来，这事可以。你如果想跟那“日白匠”结婚，那是绝不行的。我想：四清娃他爹因为出身不好，四清运动中遭强制遣返原籍，在阶级斗争更激烈的文革中，能把他找回来吗？生产队的干部们大约没想过这个问题。况且，好几年过去了，四清娃他爹就没有另外的女人吗？我不知道秀英是否也想到了这些问题。她沉默着，一言不发，不理睬他们。

我七七年底离开杨坪回成都上大学时，秀英还单着。她冷峻的脸上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我八十年代回过一次杨坪，那时秀英仍是孑然一身——不知她后来结婚了没有。

作者蒋海新女士留影于新西兰著名的Pukaki湖。

作者简介：蒋海新，1948年生于成都，祖籍重庆合川。1969年插队落户到四川名山县合江公社，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留学，获文学博士。曾在新西兰奥塔哥大学从事汉语言文化教学，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