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天趣”初探

张国鹄

文艺审美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欣赏者审美趣味的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的“趣味”可以说是同艺术本身“与生俱来”的一种品格和特质。诗是最高的艺术,理所当然对“趣味”的追求更高。故而诗美学园林中便自然绽放出一朵艳丽的奇葩:“诗趣”。这朵奇葩,因色泽芬芳的不同,又分出很多类别,诸如情趣、理趣、意趣、机趣、动趣、静趣、野趣、天趣等等。对于情趣、理趣等光顾者甚多,而独对“天趣”亲近者极少。

“天趣”,简言之即天然的情趣,多指艺术品(诗)中一种特有的韵致、情调。元·汤垕《古今画鉴·宋画》称:“(米)元章常称华庭李甲字元景作翎毛有天趣”。“(易元吉)多游山林,窥猿狖,禽鸟之乐,图其天趣。”是的,大自然中蕴藏着各种情趣,只要诗人具有一双审美的眼睛,就会发现美,创造美,从而制作出天趣盎然的精品力作。即以人们乐于谈论的“风花雪月”而论,古今中外的诗人以“风月”作为意象抒情言志创造了多少富有天趣的优秀诗篇!请先欣赏唐·李峤的《风》:

解落三秋树,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风”真是一位神奇的使者,他的莅临,让大自然立马变得异彩纷呈。你看,落叶飘飞,鲜花怒放,波涌浪翻,竹影婆娑。吟诵之间,让读者仿佛目睹了“风”的威力和魅力。构思新巧,除标题外不见一个“风”字,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此之谓“天趣”中兼含“机趣”,极耐玩索,宛如一则精巧的谜语,给人以丰富的美学享受,的是佳作。

“风”之“天趣”已令我们心旷神怡,再来欣赏“月”美人的天香国色:

伊谁家住暮云端,高挂镰钩不许攀。
想是嫦娥遮半面,羞人只露一眉弯。

“月”的意象在古今中外的诗中可谓恒河沙数。而于“新月”的描摹,我独钟情于清代诗人于天墀这首《新月》。此诗境界开阔,天上人间,令人遐想。“镰钩”的设喻,极其形象,流溢人间泥土的芳香,嫦娥的“眉弯”更微妙地透露出神话的空灵渺远。“酒醉半酣正好,花开半吐偏妍”,“羞人只露一眉弯”拓宽受众审美想象空间,从而显示出迷人的“含蓄美”和“朦胧美”。令人玩味不尽,堪称咏月的绝唱。

《新月》的美学内涵为何如此丰厚,奥秘之一乃是“天趣”之中融合着“人情”,可谓“天人合一”。因为“文学是人学”(高尔基语),“人依然是风景的构成者,没有了人,还有什么可称道的?”(茅盾《风景谈》)。诗圣杜甫《发潭州》的名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之所以楚楚动人,就因为把花鸟一“送”一“留”人格化,饶有意趣(天趣)地表现了依依惜别的深情,也寄寓着诗人流寓湖湘的孤寂寥落之感。且“以乐境写哀境一倍增其哀乐”(王船山《姜斋诗话》)。再者,即算是纯自然景物的描摹,在高手笔下,同样可渗入人的情感。请看清代女诗人席佩兰的诗句“竹影扫阶尘不动”(《月夜》)。风摇竹影,竹影扫阶,而尘埃纹丝不动,系自然之理,天趣迷人。这是诗人在静观默察中的直觉。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认为“直觉即表现”,“直觉即美”,“直觉即艺术”。诗人正是通过“直觉”明写“竹影”而暗示一种宁静的心情,即所谓“心物两契,举物以写心”(钱钟书《谈艺录》)是也。袁枚赞誉其诗“关机清妙”于此亦可窥豹一斑。

诚然,“天趣”中一旦溶入人情,诗歌立马就会显得诗意葱茏,灵光四射。宋代诗人高翥《秋日》写道:

庭草衔秋自短长,悲蛩传响答寒螀。
豆花似解通邻好,引蔓殷勤远过墙。

绝句上联往往意在“蓄势”,下联才是“点睛之笔”。下联通过“豆花过墙”象征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友好往来,那么一种极度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表现出人类一种最宝贵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小中见大,情韵俱佳,真有一唱三叹之妙。走笔至此,我又陡然忆起范成大的《春日田园杂兴》:“土膏欲动雨频催,万草千花一晌开。舍后荒畦犹绿秀,邻家鞭笋过墙来。”两诗可谓异曲同工,天趣横溢,令人神远。

辩证唯物主义表明:世间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彼此联系,又彼此制约。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诗中“天趣”就是这样。是的,“天趣”中不光包含情趣、动趣、静趣等。在特定的语境中往往亦与“理趣”(哲理)携手同行。诗美学表明:诗中贮满哲理,应是诗进入最高境界的标志。可不,中外古今著名诗人的作品,莫不都是诗情哲理水乳交融:英国雪莱的《西风颂》、印度泰戈尔的《飞鸟集》、中国屈原的《离骚》,以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即是明证。又如诗圣杜甫的“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秋野》)。对“鱼鸟”的“极乐”,“知归”的“天趣”的咏叹,决非“赋诗即此诗”,而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人借此暗示出“政治清明,百姓方能安居乐业”的人生哲理,是先进政治理想和“民胞物与”的人文精神诗意的表现。故而国学大师钱穆说:“中国诗人所咏,则端在人生之共同真实处。天在上,心在内,唯此两者乃为中国诗人所咏叹之共同对象,非宗教,非哲学,而宗教,哲学亦无以逾此。”(《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文学》)。窃以为,此论既深入浅出地指出了诗之本质特征,又独具慧眼地阐明了诗与哲学的辩证关系,也是对杜诗精深的解读。

(原载2019年《中华诗词》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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