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光、江也川丨先秦、秦汉时期的东夷研究 ——以《后汉书·东夷列传》为中心
摘要：《后汉书·东夷列传》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主要论述先秦时期华夏族东方被称为东夷的民族，后半部分是《后汉书·东夷列传》的主体，以丰富的资料论述了夫余、挹娄、高句丽等东北边疆也被称为东夷的民族，所以，《后汉书·东夷列传》中的东夷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既指先秦时期黄河和淮河流域之间被称为东夷的民族，也指秦汉时期东北边疆被称为东夷的民族。这些民族与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族及其政权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东夷；东北边疆；民族与民族关系
一、东夷考释
东夷概念起源于华夏族关于中国民族分布的华夷五方格局或者说“一点四方”观念，是以华夏族为中心的一种民族观。在战国时期中国的历史文献当中已经有四夷的概念，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左传》记载说：“仲尼学鸟名于郯子，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信也。’”这说明孔子在春秋时期就知道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族交流频繁，所以当华夏族的一些制度文化在中原地区消失之后，还可以在边疆少数民族中寻找得到。《孟子·梁惠王上》也记载了齐宣王与孟子的一段对话，说齐宣王“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儿的中国指华夏族的诸侯国，而四夷指的是华夏族周边的各民族。
可见，不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没有具体说四夷指什么民族，因此可以知道当时的四夷是泛指华夏族周边的各民族，当然东夷就是指东方的民族，西夷就是指西部的民族，《孟子·梁惠王上》就曾经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负夏、鸣条虽然地望不明，但是在中国东部是明确的，因此东部的少数民族就是东夷，所以先秦时期历史文献当中的东夷主要指的是华夏族东部的民族，分布在今山东省、江苏北部、淮北地区。
具体有四夷明确称谓是《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在记述舜事迹时也说道：“於是舜归而言於帝，请流共工於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於三危，以变西戎；殛鲧於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四夷就是北狄、南蛮、西戎、东夷。但是，北狄、南蛮、西戎、东夷仍然是泛称，并不是指某个具体的民族，其中的东夷是指鲁国附近的少数民族，《国语·鲁语》记载说：“彼无亦置其同类以服东夷，而大攘诸夏，将天下是王。”
综上所述，虽然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东夷一词出现很早，但都没有揭示其准确内涵，没有真正告诉我们东夷是什么样的民族。
在《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进一步对东夷进行了相关的解释，对于什么是先秦时期的东夷，《后汉书·东夷列传》注引“《王制》云：‘东方曰夷’”。认为所谓夷，就是如同深深扎在泥土当中的树根，其特点是“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因此东夷的民族特性是“天性柔顺，易以道御”。之后对先秦时期的东夷进行了分类，认为东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注引《竹书纪年》说：“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后少康即位，方夷来宾”。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来看先秦时期的东夷分布在黄河流域以南和淮河流域以北地区，当然，先秦时期的“东夷”并没有包括当时华夏族东方的所有民族群体，因为除了上述的各种东夷之外，还有“嵎夷”“蓝夷”等，对此《后汉书·东夷列传》又说“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显然“嵎夷”是分布在最东方的民族群体，在他们的分布区可以最早看到太阳，所以被认为太阳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
夏代的东夷还没有开始与华夏族发生大规模的民族交往，而且还因为“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东夷与华夏族发生大规模的民族交往是从少康以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但是到了夏朝晚期“桀为暴虐，诸夷内侵”。看来东夷也是乘夏王朝动乱的历史机遇在发展自我。东夷与华夏族发生比较紧密的联系是从商代开始的，即所谓“殷汤革命，伐而定之”。但是到了仲丁时代，东夷当中的蓝夷与商王朝发生矛盾冲突，“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在这三百年当中，商王朝渐渐衰败，而东夷却渐渐强大起来，成为商人东部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还迁徙到了华夏族分布的核心地区，与华夏族发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对此，历史文献记载说“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周武王消灭商纣王之后，内部也发生了动乱，即“管、蔡畔周”在这次动乱当中管叔、蔡叔还让东夷中的淮夷参加，于是“周公征之，遂定东夷”。注引《尚书》说：“武王崩，三监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诰》。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灭淮夷。”说明西周时期，东夷已经频繁地参加华夏族的内部斗争，当然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与华夏族发生融合。
西周时期，东夷中的徐夷又想自立为王，而且还带领东夷各部“伐宗周”，一直攻到黄河边上，攻势猛烈“穆王畏其方炽”，周穆王无力还击，于是“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但是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周穆王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一匹好马，“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了徐夷。
到了周厉王以后，西周的帝王大多无道，所以东夷又发动了对西周王朝的大规模攻击，首先是淮夷又重新发动了对周王朝的攻击，周厉王“命虢仲征之，不克”，一直到了周宣王时“命召分伐而平之”。但是周幽王以后东夷的势力更加强盛，“遂陵暴诸夏，侵灭小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晚期“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即在战国晚期到秦王朝统一的这一段时期，先秦时期分布在华夏族东部的东夷已经基本融入华夏族，成为华夏族重要的组成部分。
《后汉书·东夷列传》的后半部分所记载的秦汉时期的东夷，在空间分布上已经不是分布在黄河和淮河流域之间的民族，而是分布在东北边疆的民族；从民族分类的角度来看，秦汉时期分布东北边疆的夫余、挹娄、高句骊、东沃沮、濊等民族群体，分别属于肃慎系统和濊貊系统，与先秦时期的东夷基本没有民族的源流关系。
二、秦汉时期东北边疆的东夷及其民族关系
(一) 挹娄
挹娄就是上一个历史时期的肃慎，到了东汉时期被汉族的历史学家称为挹娄，主要分布在夫余东北，挹娄的南边是北沃沮，北边是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从现代地理角度来看挹娄分布在东北亚地区中国与俄罗斯交界的黑龙江中下游，再往东边就是鞑靼海峡，故《后汉书·东夷列传·挹娄》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不知其北所极。”对此，在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西汉·东汉时期”的西汉时期全图中黑龙江中下游地区标注的是肃慎，而在同书东汉时期全图中标注的是挹娄。由此说明，挹娄就是上一个历史时期的肃慎，所以《通典·边防典二》记载说：“挹娄，魏时通焉，云即古肃慎之国也。周武王及成王时，皆贡楛矢、石弩。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能致也。”这应该是因为地理空间距离的遥远使双方的交往不多，但并不是说双方没有交往。
(二) 濊貊系统的民族
1.夫余
夫余属于东北边疆濊貊系统的民族。分布在汉武帝设置的玄菟郡北千里，南边与高句丽相连接，东边是挹娄，西边与鲜卑相连接，北边为弱水(今黑龙江)，夫余的分布区在今黑龙江以南以嫩江流域为中心，地方二千里，总的来看，夫余分布在今东北中部，其地域范围西以今吉林省农安为中心，东以吉林市为中心，四平以北，哈尔滨以南，东北平原中部。
东汉王朝的郡县系统把夫余让玄菟郡进行管理，所以夫余与东汉的关系具有羁縻的关系。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25～56年)，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开始大规模向东汉朝贡，夫余也在其中，“建武二十五年(50年)，夫余王遣使奉贡，光武厚答报之，于是使命岁通”。
尽管如此，东汉王朝与夫余在很长的时间里，双方的关系都是在战与和的交替过程中进行。
安帝永初五年(111年)，“夫余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抄乐浪，杀伤吏民”，从夫余一次能够出动八千人的步兵和骑兵进攻东汉的乐浪郡(驻今朝鲜平壤)，说明夫余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当然不久之后夫余在权衡了利弊之后又恢复了与朝廷的友好关系，永宁元年(120年)，夫余派遣“嗣子尉仇台诣阙贡献”，东汉光武帝对此也格外重视，“赐尉仇台印绶金彩”。
东汉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夫余国王亲自朝贡，“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夫余国王再次派遣使者朝贡。而到了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夫余国王夫台却又亲自带领二万余人攻击东汉的玄菟郡(住今沈阳东南)，“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斩首千余级”。灵帝熹平三年(174年)，夫余“复奉章贡献”。由于夫余本来就在政治上属玄菟郡管辖，所以到了东汉献帝时，夫余国王曾经要求直接接受东汉王朝管理。
2.高句丽
高句丽的民族名称较为复杂，在《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就有几个名称，第一个就是高句丽，但是在第一个自然段之后改为句丽，随之又改为貊，即“句丽一名貊，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注引《魏氏春秋》进一步解释说“辽东郡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骊别种因名之小水貊”；在第三自然段当中却是高句骊与句骊相互使用，偶尔又使用濊貊作为高句骊的民族名称，把《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对高句骊的记载和其他文献相比较，也可以看到高句骊和句骊、貊人的互用：在《汉书·王莽传》中既有高句骊的称呼，也有貉人、濊貉(按，貉同貊)，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为貊人。
汉朝对高句骊分布区的治理是很早的，在汉武帝灭朝鲜之后，设置了真番郡、临屯郡、乐浪郡、玄菟郡，在玄菟郡下面高句骊的分布区设置了高句骊县，汉朝还特别为此事“赐鼓吹伎人”。
王莽新朝时由于民族政策失误，与北边匈奴的矛盾日益加剧，便征发各民族的军队参加攻击匈奴的战争，因为高句骊也在征发之列，但是高句骊人不愿意参加战争，所以“皆亡出塞为寇盗”对此，辽西大尹田谭去追击逃亡的高句骊人，最终战死，王莽于是“令其将严尤击之，诱句骊侯驺入塞，斩之，传首长安”。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莽利令智昏，进一步推行错误的民族政策，“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即不但把高句骊王降为侯，而且还把“高”改为“下”，其结果是引起了高句骊人的强烈反抗，“貊人寇边愈甚”。
随着高句骊的强大，役属了具有亲缘关系的沃沮、濊貊，与东汉关系的特点是时叛时附，即一方面请求归附东汉，但是另一方面则不断进攻东汉。
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高句骊派遣使者向东汉朝贡，汉光武帝把王莽时期改的“下句骊侯”又改为高句骊王。高句骊与东汉的关系开始改善，所以在建武二十三年(47年)冬，高句骊残支部落大加戴升等万余口到东汉的乐浪郡请求内属。
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高句骊深入到东汉幽州腹地，进攻幽州的右北平郡、渔阳郡、上谷郡，最远到了今太原市附近的太原郡，对此东汉没有以武力还击，而是让辽东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所以高句骊的军队“皆复款塞”。事隔不久，高句骊的国王又带领军队多数进犯东汉边境。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春，高句骊的军队再次进攻辽东郡，寇略六县，被辽东郡太守耿夔击破之，斩其渠帅。由于东汉的反击，所以到了东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高句骊的国王宫派遣使者朝贡，请求归属于东汉的玄菟郡。
东汉安帝元初五年(118年)，高句骊又进攻玄菟郡华丽城。东汉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之后，在建光元年(121年)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郡太守姚光、辽东郡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攻击，“捕斩濊貊渠帅，获兵马财物”。高句骊的国王宫就派遣他的儿子遂成带领二千余人去见玄菟郡太守姚光，希望投降，而实际上是诈降，没有想到姚光居然相信，“遂成因据险厄以遮大军，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焚城郭，杀伤二千余人”。东汉安帝于是征发广阳郡、渔阳郡、右北平郡、涿郡属国三千余骑一同救援，但是东汉的军队还没有到达，高句骊的军队已经撤离。秋天，高句骊国王宫又亲自率领马韩等数千骑兵围攻玄菟郡。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夫余国王派兵帮助东汉的军队“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
不久高句骊国王宫去世，他的儿子遂成即位为高句骊国王。玄菟郡太守姚光请求利用高句骊国王宫去世的时机攻击高句骊，许多人东汉官员都认为是个极好的机会，但是尚书陈忠不同意，向东汉安帝进谏说：“宫前桀黠，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东汉安帝听取了尚书陈忠的建议。所以到了建光二年(122年)，新即位的高句骊国王遂成归还了以往掠夺的汉族民众，并且亲自到玄菟郡投降。
高句骊国王遂成去世之后，遂成的儿子伯固续立。在伯固治理高句骊王国期间绝大部分濊貊系统的民族都与东汉建立了比较好的民族关系，所以文献记载说“东垂少事”。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东汉仍然在玄菟郡设置了屯田六部，目的还是为了防范高句骊的攻击。到了东汉质帝(在位一年，年号本初，146年)和东汉桓帝时期，高句骊果然又攻击东汉的辽东郡、辽西郡等，甚至还“掠得乐浪太守妻子”。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89年)，玄菟郡太守耿临发动了对高句骊的攻击，斩首数百级，高句骊国王伯固降服，请求归属玄菟郡。
3.沃沮
沃沮是濊貊系统中与高句骊关系较为密切的一部分，语言、居住形式、服饰都和高句骊相同。在地域上又有南北之分，即分为东沃沮和北沃沮。
东沃沮，《后汉书·东夷列传》载：“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余，南与濊貊接。其地东西狭，南北长，可折方千里。”则东沃沮人的分布区域为今黑龙江省东南角穆棱河上游与绥芬河流域，以及吉林省东部图们江流域至朝鲜半岛东北的滨海狭长地带。东汉时东沃沮受到高句骊的控制。
汉武帝灭朝鲜之后，在东沃沮分布区设置了玄菟郡，后来玄菟郡遭到濊貊系统的民族攻击，于是把玄菟郡迁徙到高句骊西北今沈阳东南地区，在沃沮分布区设置了县，属乐浪东部都尉管辖。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罢都尉官，就封东沃沮的政治首领为沃沮侯。但是因为东沃沮在民族源流上与高句骊同属于一个系统的民族，分布区面积较小，最后还是“臣属句骊”。高句骊于是向东沃沮派遣自己的官员作为使者，对东沃沮进行监视，“责其租税，貂、布、鱼、盐、海中食物，发美女为婢妾焉”。
北沃沮，也叫做置沟娄，距离南沃沮八百余里。二者之间的文化基本相同，仅仅是分布在北边所以被称为北沃沮。北沃沮的北边是挹娄，因为挹娄人喜欢沿海而下乘船掠夺北沃沮，所以北沃沮对挹娄十分畏惧，“每夏辄臧于岩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由于北沃沮距离汉族的政治中心远，所以与汉朝的联系不是十分紧密。
4.濊
濊是濊貊系统中的核心部分，故相关文献记载说：“耆旧自谓与句骊同种，言语法俗大抵相类。”即濊人传统社会的权威人士认为濊人与高句骊是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因此他们的语言相同、政治制度相同、风俗习惯相同。
从文化关系的角度来看，濊人在商周之际就开始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把箕子封在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箕子制定的“八条之教”在濊貊分布区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表现为“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
三、小结
第一，不论是先秦时期的东夷分布区，还是秦汉时期的东夷分布区都属于华夏/汉文化分布区。具体来说，箕子在三个方面传播了华夏文化，首先是把华夏族的礼仪文化传播到了濊貊分布地区，迄今为止许多华夏族的礼仪文化仍然比较好地存在于朝鲜半岛；其次是把华夏族的农耕文化在濊貊分布区进行广泛的传播，使濊貊系统的民族较早成为农业发达的民族；再次是为濊貊系统的民族制定了政治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八条之教”，对于“八条之教”注引《汉书》“音义”说“八条不具见也。”说明因为时间久远，已经不知道八条的具体内容，但是注引《汉书》还是见到有这样一些记载：“箕子教以八条者，相杀者以当时偿杀，相伤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所有的这些制度规定对于濊貊系统各民族的发展意义是重大的，促进了濊貊系统的民族快速向文明社会发展。由于华夏族对濊貊系统的民族有这样的文化影响，所以作为东夷的濊貊才会与其他的民族产生差别，即与南蛮、北狄、西戎是不同的。到了秦汉之际有更多的华夏族进入这一地区，《后汉书·东夷传》载：“陈涉起兵，天下崩溃，燕人卫满避地朝鲜，因王其国。”所以更多的华夏族带着华夏文化融入当地民族，使濊貊系统的民族文化成为一种多源合流的复合型文化。
第二，从《后汉书·东夷列传》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主要论述先秦时期华夏族东方被称为东夷的民族，后半部分是《后汉书·东夷列传》的主体，以丰富的资料论述了夫余、挹娄、高句骊等东北边疆也被称为东夷的民族，所以，《后汉书·东夷列传》中的东夷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既指先秦时期黄河和淮河流域之间被称为东夷的民族，也指秦汉时期东北亚地区被称为东夷的民族。这些民族与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族及其政权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当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说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历史与各民族在政治上要求归属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紧密相关，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历史动力。
第三，秦汉时期有众多的华夏族融入了东北边疆濊貊系统的民族当中，所以东北边疆的许多民族对汉王朝有一种向心力，因此汉武帝能够在他们的分布区设置了中国历史上东北边疆有名的乐浪郡、临屯郡、玄菟郡、真番郡等郡。秦汉之际因为中原地区的动乱，靠近朝鲜半岛的华夏族大量逃亡，几万华夏族人进入朝鲜半岛，“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华夏族燕人卫满击败了王准，自立为朝鲜王，这个时候濊貊的分布区被华夏族当中的燕人卫满控制，从卫满传国到了他的孙子右渠之时，已经是汉武帝时期。在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濊人的政治首领南闾带领濊人反叛右渠，然后率领二十八万濊人到辽东郡请求内属，汉武帝于是在濊人分布区设置了苍海郡。到了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西汉在消灭了华夏族燕人卫满的朝鲜王国之后，于其地设置了乐浪郡等四郡。汉王朝东北边疆这四个郡的设置在 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上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发展，促进中原民族与东北边疆民族的交流，使中国的东北边疆有了新的变化，使这个地区的民族对统一多民族中国有了最早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