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1960年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里对《东北义勇军的兴起与失败》一文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后援会委任的义勇军司令武中原不去东北抗日，竟在北平前门外旅馆大卖委任状敛财”。我们的民族任何时候都少不了偷机尖营之辈，买委任状者肯定不会去抗日，而是要靠一纸命令去冒领捐款或者去搜刮民财。

1932年底，各地的抗日义勇军面临土崩瓦解，在日、伪军的个个击破下，多数主要领导人离队，大约有14万人伤亡，4万余人投降、被俘，5万余人退入关内参加后来的热河抗战，还有数万人在日伪军讨伐时分散潜伏各地，1933年春夏，日伪军暂停围剿后，义勇军重新聚焦起来，继续战斗，此时的抗日义勇军主动接受共产党人的领导，一部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一部分散在各地的山林义勇军则与抗联协同作战。还有一部分在救国会领导下，独立战斗。

1936年，共产党员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张寒晖以中学教师的身份在西安创作了一首歌，歌名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先教学生唱，在由学生唱给流落西安的东北难民和东北军官兵听，很快这首歌在东北军中流传，并快速传遍全国。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此歌倾述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申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当尾声长处呼天抢地似的旋律时，歌曲达到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求起来抗争的力量。

我们无法评估一个文艺作品对政治生态的影响，但民心多是由带有政治目的文艺作品所引导，当这首歌在十余万进入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和流浪全国的东北难民中传唱时，所产生的思乡报国之激情是我们无法估量的。很多东北军官兵，当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时已嚎啕大哭。

公元前203年，刘邦为了瓦解敌军而“四面楚歌”，公元1936年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却凝聚了抗日的军心和民心，西安事变前，西安城到处都能听到这支哭述的歌调。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的行动得到了东北军官兵的全力支持。

离开“东北松花江”的不只是撤离的东北军，在日伪军的围剿下，靠近关内的义勇军在救国会的指挥下，退入热河，而被挤压在中苏边境一带的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冯占海等义勇军被迫离开松花江两岸，退入苏联，借道进入新疆，至此，很多人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东北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