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泡利遇上荣格：量子力学如何改变分析心理学？
当泡利遇上荣格：量子力学如何改变分析心理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eugeist（ID:Neugeist），作者：Paul Halpern，译者：王两，校对：马小鸽，编辑：杨银烛
1930年年底，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正处于成就巅峰期，但他的情绪却陷入崩溃状态。他对科学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巩固了他的天才名声，比如最终帮他赢得诺贝尔奖的不相容原理（exclusion principle），这一原理证明了为什么原子中的电子不会都聚集在能级最低的量子态上——若如此，就会让原子不稳定。他还预言了一种质量小、不带电的粒子的存在——后来被称为中微子——虽然当时还未经实验发现，但已然为理解一种被称作β衰变的放射过程照亮了前景。
然而，当粒子世界初具雏形时，泡利自己的世界却开始崩塌。他的一连串麻烦始于3年之前，他深爱的母亲因他父亲的不忠而自杀，过世时年仅48岁。不到一年，他父亲再婚，娶了一位20多岁的艺术家——和泡利几乎同龄。泡利鄙夷父亲的决定，并为父亲的新婚妻子起了个绰号，“邪恶的继母”。
泡利（右）在与荣格（左）的治疗过程中，开始接受荣格关于二元性的原型观念，比如荣格认为男性倾向于压抑他们女性化的一面（阿尼玛）（anima），而女性倾向于压抑她们男性化的一面（阿尼姆斯）（animus）。最终，这些兴趣引领泡利进一步探索物理学中的对称性。
1928年，泡利被任命为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教授，事业蒸蒸日上，但他却日益丧失希望。1929年5月，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他正式离开了教会，放弃了出生以来一直信仰的天主教。泡利经常前往柏林——因爱因斯坦、薛定谔、普朗克（当时荣誉退休，但依然活跃）等人在此任教、生活，柏林成为当时理论物理学的主要中心之一。在一次柏林之行中，泡利遇到了卡巴莱舞女凯特·戴普纳（Käthe Deppner），并开始跟她约会。当时她还有一个药剂师男友，但又被泡利所吸引。泡利向她求婚，尽管泡利远远不是她的梦中情人，出于某些原因她还是答应了。他们于1929年结婚。
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冲突不断。凯特对那个药剂师的兴趣并没有减弱，并继续和他见面。几周之后，她开始冷落丈夫。婚后第二年的大部分时间，泡利都在苏黎世度过，而她留在了柏林。1930年11月，他们离婚了。让泡利懊恼的是，凯特最终和那个药剂师在一起了。“如果她选了个斗牛士，我可能还能理解，但她选了一个这么普通的药剂师……”他哀叹道。
由于感情生活一团糟，泡利开始大量饮酒、抽烟，他成了酒吧的常客。惊人的是，他关于中微子的构想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即使生活陷入危机，他也能保持高度的专注与创造力。泡利的父亲决定进行干预，他建议泡利去找卡尔·荣格（Carl Jung）进行治疗。
泡利熟悉荣格的工作，因为荣格经常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做演讲。泡利接纳了父亲的建议，联系了荣格并约定见面。那时的泡利迫切地想让自己的精神状况重回正轨，希望治疗能起到作用。他渴望得到分析心理学创始人的亲自治疗，但荣格把他交给了自己的年轻助手埃尔娜·罗森鲍姆（Erna Rosenbaum）。荣格解释说，鉴于泡利与女性的问题，他最好先由一位女性治疗师来辅助治疗。罗森鲍姆的工作是记录泡利的梦，直到他有足够的信心自己写下来。
罗森鲍姆对泡利的治疗始于1932年，持续了大约5个月。之后，主动权被交予泡利，由他以一种自我分析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梦，这一过程持续了约3个月。最终，荣格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亲自担任泡利的治疗师。在接手治疗时，荣格已经有超过300个关于泡利梦的记录，这对形成治疗建议有极大帮助。除了分享梦境，泡利还坦露了他的情感波动、不稳定行为、酒精依赖，以及和女性打交道的问题。
为了研究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对心灵（psyche）的影响，包括梦与幻想的作用，荣格一直在寻找能清晰回忆梦境的研究对象。20世纪30年代初，荣格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概念正处于酝酿期，这一理论建立于爱因斯坦的动态时空观之上，需要大量物理学知识做支撑。而恰在此时，能清晰记忆梦境的杰出量子物理学家泡利出现了，这实属奇迹。
最终，荣格直接或间接地收集了约1300个泡利的梦，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研究（同时为病人保密）。结果，如学者贝弗利·扎布里斯基（Beverley Zabriskie）讽刺的那样：“相较于清醒时的人生和成就，荣格的读者都更了解沃尔夫冈·泡利的潜意识。”至于泡利是如何不厌其详记住那么多梦的，真是个谜。除了记忆力惊人，他一定还通过某种方式训练过自己。那些梦为荣格雕琢其理论提供了丰厚的资源。
当然，这不仅仅是个研究项目。荣格真诚地希望能帮助泡利不断意识到内心被压抑的情感。荣格治疗的要点在于向泡利展示，他以阿尼玛（anima）原型（archetype）为象征的情感性自我是如何被压抑，进而屈从于纯理智的。泡利认识到他的生活有多么失衡。经过两年的治疗，泡利的心理状态逐渐变得稳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终于能够维持一段成熟的关系，并于1934年与弗朗西斯卡·贝特朗（Franciska Bertram）在伦敦结婚。大约同一时间，他决定终止私人治疗会谈。他感觉自己的心理状态更稳定了，并且减少了饮酒量——至少暂时减少了。
即使不再作为病人，泡利余生一直保持着和荣格通信的习惯，其中包括分享自己的梦境。在信中，他们一起推测梦的意义及其与原型的关联。对泡利这样一位拥有杰出数学头脑并忙于解开理论物理学最深奥难题的人来说，梦里出现各种几何元素和抽象符号不足为奇，比如对称排列的圆和线，而荣格会根据他的原型理论对这些元素和符号做解释。数学、物理学元素充实了泡利的梦境，荣格又将其与远古的象征联系起来。就这样，两位思想家在两个领域间建立了深刻的隐喻式联系。
泡利在给荣格的信中提到了他的一个关于物理学大会的梦。这个梦中出现了大量代表物理中极化（polarization）的例子（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两极分化），包括电偶极子（electric dipoles）（正电荷和负电荷的平衡排布），以及原子谱线在外加磁场作用下的分裂。荣格认为这个梦的象征意义可能代表了“自我调节系统中的互补关系，其中也包括男性和女性的互补关系”。
一句常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格言是：“有时候一支雪茄就是一支雪茄。”作为一位物理学家，泡利时而梦到与物理学相关的内容，这不是很正常吗？难道偶极子不能只是偶极子，而非要代表男女的象征性结合吗？和弗洛伊德一样，荣格也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因此在下结论时，他总是谨慎地避免武断。
泡利的另一个梦里出现了一个叫作衔尾蛇（Ouroboros）的古老符号：一条蛇盘绕成一个圆环，口衔自己的尾巴。这一符号与道家学说中的阴阳概念有关，反映了循环往复的毁灭与再生概念，包括四季的轮转与自然的循环。这一符号也展现出泡利等人在探索量子的性质时所涉及的旋转对称性（rotational symmetry）。借用东方哲学中的一个术语，它也构成了曼荼罗（mandala）的雏形。
在泡利和荣格的合作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点，就是他们的言辞用语逐渐趋同。多亏了泡利，荣格对量子物理学了解得越来越多，包括量子力学的概率特点以及观察者在其中的重要性。因为荣格，泡利完全沉浸在对神秘主义、命理学和古老象征主义的研究中。
从那时起，荣格开始完善他的共时性概念，并准备以此为主题撰写一部专著。在泡利的帮助下，他希望将这一概念发展成一项被心理学界认可的重要原理。作为这一目标的一部分，他渴望创造出他自己的象征符号——一个四元数（quaternio）——来代表自然界中的联系。荣格就这一主题安排了一系列报告。1950年，在准备讲座期间，他给泡利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幅四元数图，图中他对因果律与一致论（correspondentia）*、空间与时间做了并列对照。它看起来像这样：
*译者注：一致论指的是一种与赫尔墨斯主义中“一致律”（Hermetic law of correspondence）类似的非因果关联。赫尔墨斯主义中的一致律指“其下如其上，其上如其下；其外如其内，其内如其外”（As above, so below; as below, so above; as within, so without; as without, so within）。
1950年11月24日，泡利在抽空思考了荣格的图表后，回复并批判其将空间与时间分隔开的做法。泡利指出，爱因斯坦的革命将空间与时间合并成了一个单一实体——时空——而非对立的两极。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改进图表（荣格接受了，并进一步做了少许修改）：
泡利对能量（及动量）与时空的对比，和相对论版本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Hei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所提出的二分法相吻合。我们对时空的了解越多，对能量-动量（与相对论中的时空相似，能量与动量在四维空间中也是实体）的了解就越少，反之亦然。
不同于因果律的机械模型，泡利的因果性概念被称为“统计因果性”（statistical causality），后来也被荣格所采纳。泡利认为，鉴于某些种类单个量子测量中的随机性，比如确定放射性样品是否在一定时间内表现出一次衰变，因果律应该涵盖概率与均值的观念。
只有当研究人员多次取平均值后，实验结果才可以预测。在同一封信中，泡利将共时性与超心理学家J.B.瑞恩（J.B. Rhine）的读心术研究联系起来：“正如你所说，你的研究和瑞恩的实验如出一辙。我也认为，这些实验背后的实证工作是有充分根据的。”
荣格对泡利的建议很感兴趣，并大胆提议，对共时性概念的内涵进行拓展，使其涵盖无精神因素的非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纯粹的物理交互作用。他没有具体指明量子纠缠，但那肯定也包含在他的扩展定义之内。
讽刺的是，就在荣格和泡利欣然接受瑞恩的研究结果时，荣格的对共时性概念的拓展却使其和瑞恩的研究结果出现差异。拓展后的共时性概念，即广义的非因果关系法则，鼓励人们去探索宇宙是如何通过对称性和除因果关系之外的其他机制交织在一起的。泡利对此虽有所保留，但也意识到了荣格扩展概念的价值。他强调，在向物理过程进行扩展时，应该突破心理学术语，比如说，用原型来解释就不太合适。
他在1950年12月12日给荣格的信中写道：“更普遍的问题似乎是关于自然中不同类型的整体性、非因果性秩序，及其发生的条件。这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出于‘诱导’的——即由人类设计和进行实验的结果。”
1952年，作为荣格与泡利合作的高潮，他们联合出版了《自然的解释与心理》（Naturerklärung und Psyche）一书。书中包含两篇论文，荣格所著的《共时性：一种非因果关系原则》（Synchronicity: An 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以及《原型概念对开普勒科学观点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Archetypal Ideas on the Scientific Ideas of Kepler）。他们的合著证实了（对任何仔细研读过这本书的人来说），泡利确是荣格研究所用梦境素材的提供者。几十年后，该书的第一部分（荣格所著的章节）以平装本形式出版，并成为畅销书。在这本书里，荣格那件关于圣甲虫的著名逸事作为一次“有意义的巧合”，被用来说明共时性：
我治疗的一位年轻女性在关键时刻做了一个梦，梦中她得到了一只金色圣甲虫。她跟我讲这个梦的时候，我正背对紧闭的窗户坐着。突然我听到身后有声音，像一声轻叩。我转过身，看到一只飞虫从外面撞上窗玻璃。我打开窗户，并在它飞进来的时候抓住了它。这是在我们所处的纬度所能发现的最接近金色圣甲虫的生物——一只金龟子……
对有科学头脑的人来说，这种逸事例证并不能帮助荣格佐证他的观点。任何分析过不同病人成千上万个梦境的心理治疗师，都会被这种简单的偶然性所限制，他们总会注意到梦境内容和生活事件之间在某一点上的巧合，比如与昆虫的不期而遇。事实上，荣格坦言，他所讲的每个故事都有另外的诠释——他只是希望他的读者留意到一种模式。着力强调广义概念上的共时性，包括物理学中的非因果关联（比如量子纠缠和对称关系），将会为论证超越纯粹因果关系的必要性提供一个更有力的论据。
但就当时来看，除了泡利，几乎没有哪个科学家支持荣格对事件、梦和神话的结合。一位杰出数学家在匿名书评中总结道：“几个月以来，我仔细研究了他们的著作，如今已经清楚地知道，他们俩都彻底疯了。”
1957年8月，已经通信多年的泡利和荣格交换了最后的信件。那个月泡利写给荣格的信是几年来最长的一封，信中有他对一个梦的长篇描述和对物理学中对称性的阐述。荣格兴致盎然地回复了泡利的信，将泡利提到的梦诠释为对立面的调和，比如心灵与身体之调和的象征。荣格认为，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parity symmetry violation）类似于一个仲裁者——被称作“第三”（the “Third”）——在两个对称相反的实体之间选择其一。“第三”更倾向于心灵而非身体，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对称性。荣格信件的其余部分深入探讨了他对不明飞行物（UFOs）的新兴趣，他总结道，这要么是真实的（来自太空），要么是一种有其自身原型的新型神话。
为什么泡利和荣格的漫长通信结束于那次信件往来，即便泡利在那之后又活了一年多时间？即使是好友之间写信，有时也会出现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间隔。另外，正如我们从泡利对待其他物理学家的态度中所能窥见的，泡利本质上是一个怀疑论者，他以批判态度检验所有教条理论，包括荣格的。比如，他向波尔（Bohr）抱怨荣格学派的一些变幻莫测之处，“荣格学派比弗洛伊德学派思想更开阔，但因此也就不那么清晰易懂了。最让我不满意的似乎是荣格对‘心灵’这一概念的情绪化又模棱两可的使用，而它本身甚至无法实现逻辑自洽。”
泡利也开始怀疑瑞恩的方法。1957年2月25日，泡利给瑞恩写了一封信，而这封信在泡利去世后才被收到；信中泡利向瑞恩询问他听说过的一篇批判超心理学的文章。瑞恩被这封信惹怒，并向荣格抱怨，而荣格试图找到这篇批判文章，但一无所获。
进一步促使泡利与荣格决裂的是荣格对不明飞行物的痴迷。泡利对这个问题很好奇，但未能像荣格所希望的那样投入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那段时间也是泡利和海森堡在统一场论方面加强合作的重要时期。另外，泡利被确诊胰腺癌之前的最后一年，体力也开始下降。因此，众多因素都可能导致这段长久又多产的对话的落幕。
*致谢：本文物理学部分的翻译受到了阿莫、物离，以及Andromeda的帮助，特此感谢。如仍有疏漏或不妥之处，乃是编辑一人之过，请读者指正。
原文：http://nautil.us/issue/93/forerunners/the-synchronicity-of-wolfgang-pauli-and-carl-j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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