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写和心记的都不一样》

大力架山深处的来塘：山下就是乾四十六年的白庄

未结集新作：

张承志：《笔写和心记的都不一样》

其实，在我们没有留意听的半个世纪里，就“记忆”和“记录”的问题，欧美知识分子一直持续着激烈的争论。

他们为什么对这么一个问题如此动情绪？

在他们所讲的“记忆”和“记录”背后，心里要说的究竟是什么？

当年我们听者无心，不仅由于太缺乏对这个地球的了解，也因为我们对人道主义根本“没感觉”。不过，使我感到强烈的兴趣、令我蓦然回首要回顾自己半生的，是我在这个“记忆与记录”的命题上蒙眼过桥，居然走了一遭。

既不接轨，也不合辙，更不消说音韵符号话语修辞——是我歪着犟着逸出了命题的框架么？不，虽然我远离了智识阶级，但或许恰是我，曾身处争论的涡旋正中。

幸亏我在岁月的这个截点上留意了它。

虽然我的路与他们岔得远不搭界，虽然无论是用笔写下了的还是在心里一直记着的，都与他们陌然隔膜——我早晚必须面对“记忆与记录”的质疑。其实从瞟过第一眼直觉就告诉我：这是你面临的关口。

是的，不仅对记录、甚至对记忆的质疑，正在启发我。

A．

大约在1994年，在北京曾有过一次中法作家的交流，主持的一方主要是继萨特之后担任了著名的《现代》杂志主编的一位女士。前几天，几张打印纸从我的书架里飘落下来。我弯腰拾起，先是浏览，后来不觉读了进去。就是那女士的发言稿，题目恰巧是：“作家与记忆”。

没想到我听过的这份发言，正属于“记忆和记录”的知识分子大争论。这位法国人，她强调“20世纪改变了一切，记忆被置于政治征服和意识形态压服的中心位置”，她尖锐揭发对波斯尼亚穆SL文化的“消除印痕”罪行。似乎她对世界上横行的罪孽忧心忡忡，但没透露她属于大争论的哪个阵营——我是后来才意识到：欧美知识分子激烈争论的焦点，是“犹T大屠杀”问题、以及禁止对这一命题的质疑，是否形成了“话语霸权”。

老实说，若不是由于巴勒斯坦施虐的日演愈烈，我的脑袋里并无这么一块空间。直至“屠犹电影的生产”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大工业，这一领域的单一发言也愈来愈成为世界第一政治宣传，甚至在复旦大学“文学”季刊读到认为中国大学都应开设“大屠杀”课程——我才感到事情的严峻。

而它又紧紧咬合着民族记忆、集体记忆、少数记忆，和用笔写下的这类记忆，即作家的记录及作品，他们的职业和工作。

回到中法作家的碰头：

面对难捉摸的中国作家，那位女主编词语暧昧。她一句未提大屠杀和有关缄口法，说的是：

“有必要出版一些与记忆有关的、不可或缺的高水平专著……不仅有必要审判那些隐藏得年深日久的战争罪犯，而且有必要设置一些媚俗的影片如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

但她顺便褒扬了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说他的著作使“波斯尼亚的记忆”几乎“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她说的是《德里纳河上的桥》。多年后，我也为同一本书感叹过。从土耳其的埃迪尔内回来后，也算为着保护记忆，我建议去波斯尼亚旅行的女儿调查了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瓦合甫”慈善建筑体系。我自己则根据埃迪尔内的石桥和波斯尼亚的德里纳河大桥，写了《桥断时节》（尚未结集）。文中说：

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也是这样一座字里行间充满善意的桥。在“前南斯拉夫”的时代，它的作者，作家伊沃·安德里奇对建桥的宰相麦哈迈德·帕夏的赞美甚至使我震惊。已经几遍读过，还是不敢确认：居然就在那样的时代，也有文学的公正。

当然，我是怀着对横行的伪文学与说谎，和对丧失公正的“当代文学”表达蔑视的观点，写下它和其他一些篇什的。我没有在意“记忆”的问题，以为那是当然的。

埃迪尔内-帕夏大桥

B．

那位萨特的女接班人虽然不直截了当，但对“记忆”的解释相当政治化。

她的短文写道，20世纪世界发现并运用的一个铁则就是：若想征服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个人，“首先必须向记忆开战”。她还说，总能找到一些俯首帖耳的知识分子、卖身投靠的历史学家、以及顺从的词源学家。他们“总是能从一些想象的词源中找到征服行为的合法依据”。

还不止于此。在两种情况下作家有可能背叛自己的使命：

一是当强权要求作家沉默时，

二是当强权的反对派要求作家发言时。

此次重读这篇短文，我意识到了欧美知识分子的敏锐。确实一些横行的“记忆”正变成压迫人的政治权力。一些建构而成的记忆，不仅气势汹汹强加于人，而且禁止质疑。于是思想、文学、作家一直置身风口浪尖，不是每时每刻但周期愈来愈密地，身处坠落淹没的危险。

那一年的我仿佛身在世界之外，但如今我的感受可能比他们更尖锐。思想如铁块在坩埚中熔化，人仿佛忍着火苗的舔烤。

欧洲人，我羡慕他们总是思想的前卫。但有点受不了他们总要概括陌生世界的欲望。面对着裹挟人和历史的滔天大浪，他们有时给浪头和人提出规则，催促让自己满足的回应。

记得当时我和扎西达娃发言时，分别都有几句“事先说明”（如日语的お断り），示意不愿肤浅地谈回论蕃。不知法国人是否失望，他们专程屈尊前来，读稿备课，但没听到他们想听到的、不媚俗且合心意的“记忆”。我估计：流行门槛之外的控诉型记忆早已使他们厌倦，他们想听更新鲜的，但听不到。

海称儿，记得那年12岁

对此她写得有些预感，从中我读出了一丝欧洲思想的绝望。

挥霍记忆和自由记录如他们的人，一样被困锁在透明的牢笼里。使世界聋了的听觉为之一震的“记忆”，使世界的受虐般的阅读一扫而光的“记录”，捕捉不到，催生不出。

C．

这一篇是《热什哈尔》出版后的随感之一。但古籍译注本的具体内容，在这一篇里先想略去。

我们应该具备迟到的、终于意识到的谦虚。换句话说，应该对自己拥有的记忆有足够的清醒。

因为它是被禁绝、被搜捕者的记忆，那么就不能以它去压制别人。要敢于接受质疑，那是一种——从宗教追求真理的气质。

当然这是后来人的新话题，并不干著作者关里爷的事。关里爷是一个世界知识中的怪僻特例，他如孙悟空一个跟头就跳到了九霄云外，根本不为记忆与记录的弯弯绕费心。

我的神经，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被侮辱被屠戮的异端留下的记忆，潜入地底使用暗语留下的记录，能否承受历史的审视呢？

我们的记忆和记录，是否抵达了真实？

凭靠主观笃信的记忆，笔蘸心血写下的记录，是否抵达了苦苦追求的历史公正？

确实，记忆是一种经过了选择之后的产物。依据这种回忆的写作，更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把《心灵史》宣布为一部小说是为了安全和辩解的方便，但就一份记忆和留给未来的记录而言，我应该明确地说：任何人都有权挑剔、评论和反对它。就像我自己不惜牺牲也要挣破思想的牢笼实现诉说。我们（至少我）要警告自己，我们的言说，不是禁忌。

这样说，会不会陷入那种法国式的两难？

我想不会。当不仅否决了对自己的绝对化，甚至与一切对绝对性的恭顺实行诀别之后，我们的劳苦，能具备“全力投靠真理”的姿态。我们的感受，当它不强迫任何人的赞同时，会赢得知音的倾听。

D．

回过身来，当再次欣赏《热什哈尔》这部书的时候——嘿，它确实变得极为有趣！

啊，乾隆四十六、九年后的哲赫忍耶……难道它不是话语权压迫的极限象征么？难道二百年后挖出的历史地层下深埋着的一口气几句话，不是对记忆压迫和记录围剿的抗议、不是历史公正的一点表现吗？远甚于孔夫子体验过的“路人以目”的时代，居然选择了波斯文的关里爷，他的记录难道不是“记忆与记录”命题的一个巨大悖论么？

不。《热什哈尔》留下的话语，有趣处就在于它明白地告知大家：此乃一种拒绝阅读的记录，竹笔蝌蚪，只为了一种特殊的记忆。

它确是一部对古代的记忆和记录。但它无意去干涉他人的记忆，甚至担心泄密于他人。作者的笃信与现代知识分子风马牛不相及，他个人的感受融入了他的书体，甚至他以为个人感受不值一提。重大的只是：采集海洋渗泄的露珠，记录有幸获知的机密。

它同时是一种分析古代的样本，就像考古从地层深处挖出的一筐陶片。它懵懂不知自己在规律的分析之中，它只顾细密地记下自己知道了、务必要写下来的那些事。他万万不知自己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众生百象，不知自己勾勒了一副古代回教和古代西北的社会结构图。

由于他，关里爷乃是支笔孤人，生无同志，业无同事，因此他——突破了如法国知识分子自认的那种“启蒙家的绝望”。

萨特女接班人在《作家与记忆》的结尾伤心地说：

“在我看来，汉娜·阿伦特的一句惊人妙语可以用来指称我们这个世纪里众多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处境：他们都是阴暗时代的人——是的，我们都是'阴暗的时代’的作家。”

而关里爷却在《热什哈尔》结尾这样描画自己：

“他时而登上'传说’的舟，时而乘上'眼见’的船。他把珍宝包裹在蹩脚文章的破布里，摆放在“主若引导谁、他便得正道”的店前。他把'用公正之秤称量’的匾，挂在店铺门上。……他不向你们索取，他的报酬惟主定夺。”

这只是随感之一。我还不能对关里爷的这一部谈得更深，我不过直感到了一种巨大的、世界观的区别。

是的，他选择的记忆、他竹笔写下的记录也处于审视之下。但他脱离了各色文人墨客的束缚。

不，他与一切知识分子永恒对峙。凭着完全的不同类：言语不通，笔是竹片，道路廻然相异，置身一片风土。这是一种对智识阶级而言不可思议的方法论。

2021年9月25日动笔，

发表于10月22日

（注：引文均据当年分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