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发明与消逝——读波兹曼《童年的消逝》

作者：[美]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 
出版社：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出品方：三辉图书
原作名：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译者：吴燕莛 
出版年：2015-5
页数：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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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按】

昨天转载一篇文章被读者批评没看过文章中提到的这本书，连“反智带头人”的帽子都被扣上了，一个学术菜鸡何德何能接下那么大的帽子。不过既然被批评了就诚恳接受，找到这本书重新读了一下（上一次读确实还是几年前）。相比大多数社会学/哲学著作，这本书非常容易入手。如有社会学/哲学专业的读者感兴趣，小编倒是不太建议阅读，可以读一读作者另一本书《娱乐至死》，两本书多有重复。当然这篇笔记也只是回应读者批评，在阅读的过程随意整理了一下，大概浏览一下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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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发明

希腊人预示了“童年”这个概念，罗马人则借用了希腊的教育思想，发展出了超越希腊思想的童年意识，并在罗马艺术中表现出来。此外，罗马人将成长中的孩子同羞耻的观念联系了起来。北方蛮人入侵后，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传统文化被神秘化，欧洲出现了四点变迁：第一点是人的读写能力的消失；第二点是教育的消失；第三点是羞耻心的消失，第四点是前三点所导致的后果，即童年的消逝。在中世纪，没有识字文化，没有教育的观念，没有羞耻的观念，生活条件的严酷，这些都是中世纪童年不存在的原因所在。

童年的概念得以产生，成人世界一定要发生变化。具体地说，一定要产生一个新的“成人”定义。而这样的变化，在波兹曼看来，源于15世纪中叶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所创造的全新的符号世界。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传播结构的进化，随之而来是人的意识结构、思维方式、兴趣结构的重新被塑造——印刷给予人们自我，使其能够作为独特的个体来思索和谈话。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是导致童年开花结果的种子。个性化，富有概念思维的能力，具有知识力度，对印刷文字权威的信赖，对清晰、有序和说理能力的热爱，所有这一切，随着中世纪口语环境的渐渐衰退，都出现在新世界的最前沿。所发生的一切意味着“文化人”已经诞生，由此，儿童被留在了身后。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因此，欧洲文明重新创建了学校，从而使童年的概念变成社会必需。

十六七世纪以后，童年概念普遍被承认是“存在”的，只是事物自然法则的一个特点而已。然而却又有人指出，这并非是自然法则，只是儿童在他们的文化中需要学习如何读书写字，成为印刷文化要求的那种人。童年的进化发展并不均衡，简单地说，凡是识字能力受到始终如一的高度重视的地方，就会有学校；凡是有学校的地方，童年的概念就能迅速发展。由于学校是为培养有文化的成人设计的，儿童因此不再被看作是成人的缩影，而被看作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即未发展成型的成人。学校教育开始认同儿童自身的特殊天性。不过，教育于年龄之间的联系是花费了一些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为学生分班、分年级的尝试是基于学生的阅读能力。随着儿童正规教育的发展而来的便是儿童与成人——性别、服装、言语方式、行为等等方面——全面的分化。而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一些家庭——尤其是中产阶级家庭——对子女（尤其是男孩）在教育等各方面投入上更大。

在儿童接受的教育中，智识进步、纪律精神、自我控制、行为文明都是重要内容。印刷术的发展主张了西方关于思维与身体的二元对立的的观点，到十六世纪末，西方社会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一个围绕着书籍的神学理论，一种新的、以印刷为基础的日益成长的商业体系和一个依照学校教育来组织家庭的新概念。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随着童年这个概念的发展，社会开始收集内容丰富的，不能让儿童知道的秘密——关于性关系、金钱、暴力、疾病、死亡和社会关系……印刷向儿童关闭了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日常生活这个世界正是中世纪的年轻人非常熟悉的。于是，最终人们开始接受儿童与成年人区别越来越大，儿童不会也不能共享成人的语言、学识、趣味和社交生活。成人的任务是要帮助儿童为将来能够应付成人的符号世界而作准备。不过，波兹曼认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约与此同时，童年消亡的种子也已经埋下了。

18世纪以来，工业化的发展成为“童年”的敌人。但是，童年之所以能从工业化的贪婪中幸存下来，原因有几个。其中之一是英国中、上阶级使这个概念保存下来，并精心培养和扩展它。随着政府增强了对儿童福利的责任意识，欧洲范围内兴起了倡导一个人性化的童年的潮流。国家有权成为儿童的保护着成为18世纪时激进的变革观点，逐渐地，家长至高无上的权威被人性地修改了。这样，所有社会阶层与政府共同承担养育儿童的责任。而在这一时期，启蒙运动先驱与领袖人物——尤其是法国诸多思想大家——的教育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教派认为儿童是需要被改造的未成形的人；浪漫主义派则认为，成人才是被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羞耻感淹没的畸形的人。这两派的争论影响了美国与欧洲的儿童教育实践。而后，弗洛伊德和杜威的理论对16世纪到20世纪童年旅程进行了综合和总结：儿童的自我和个性必须通过培养加以保存，其自我控制、逻辑思维的能力必须被扩展，其生活的知识必须在成人的控制之下。

童年的消逝

波兹曼认为，1850年-1950年这个阶段是童年发展的最高阶段，尤其是在美国，儿童走出工厂，进入学校，有自己的生活世界。童年被看作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成为一个超越社会和经济阶级的理想。童年被定义为生物学的范畴，而不是文化的产物。然而，在同一时期，使童年概念诞生的符号环境却缓慢地、不易察觉地开始瓦解。在这个时期，新兴的电子媒介的发明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导致了一个新的符号世界的产生：电子革命和图像革命二者的结合，代表了一个互不协调、却对语言和识字有着很强的攻击力，把原来的理念世界改造成为光速一样快的画像和影像的世界。电子革命和图像革命通过电视走到一起，正是通过电视，区别童年和成年之间的历史根基被破坏殆尽。在电视被发明之后，原有的以阅读为信息等级制度的基础崩溃了——从阅读转向了“看”电视。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理解电视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训练；第二，无论对头脑还是行为，电视都没有复杂的要去；第三，电视不能分离观众，借助其他电子的、非印刷的各种媒介，电视又重新创造了十四五世纪就存在的传播条件。在波兹曼看来，电子媒介完全不可能保留任何秘密，如果没有秘密，童年这样的东西当然也不存在了。

在波兹曼看来，电视把成人世界的谜和秘密毫无遮掩的展示给儿童造成了儿童与成年人界限的消失与羞耻感的逐渐衰退，而羞耻感是克服冲动的心理机制，并影响了个体的行为举止。波兹曼认为，正是由于电子媒体肆无忌惮地揭示一切文化秘密，它已对成人的权威和儿童的好奇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尤其是电视所展示所描绘的暴力行为对儿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在波兹曼看来，电视给儿童展现了太多的成年人世界阴暗的一面——无能的政治、糟糕的性、层出不穷的暴力、控制不住的消费欲望、一地鸡毛的生活……这些都对本该受到保护的儿童产生了负面影响。不可避免的使儿童成人化。

波兹曼认为，在电视时代，人生有三个极端：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可以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成人化的儿童可以定义为一个在知识和情感能力上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人，尤其在特征上跟儿童没有显著的区别。在中世纪，成人化的儿童是一种常态，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读写能力，没有学校和礼仪规范，因此对做一个成人也没有特别的训练和知识。而出于类似的原因，波兹曼认为，成人化的儿童在其所处文化中正逐渐变得习以为常起来。波兹曼从电视在传播政治信息这一方面作为切入口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在电视时代，政治判断从对提议的知识评判转化为对整个人物形象的直观而情绪化的反映，它把政治判断从一个逻辑判断转变成了一个审美判断。在这一点上，儿童与成人不相上下。而电视广告神学则使接受了这种神学的成年人跟儿童别无二致。在波兹曼看来，电视所鼓励的孩子气的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是这种媒介本身的特点。它创造了这个时代的娱乐文化，使其成为一个“娱乐时代”。

而儿童的成人化在电视这一媒介里也到处在被显现，而这种现象与儿童服装、饮食习惯、游戏、娱乐品味等诸多方面的变化相辅相成，儿童和成人的风格正在融为一体。在波兹曼看来，这些都是童年衰退和相应的成人性格萎缩的信号。而这些变化加剧了儿童的犯罪活动以及受侵害、也使得儿童中间的性活动、过度饮酒、毒品消费日益增加。与之而来的是产生了两种理论观点，一种是公共管理机构在儿童关怀与保护上的对家庭缺位的替代作用；另一种排斥成人对儿童的监督和控制，并提出一种证明童年瓦解的合理性的“哲学”。

在本书结尾处，波兹曼总结来他所想阐明的六个问题点：第一，童年具有生物基础，但也是社会产物，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第二，在技术本身被神化，政治过程被降格，成年人的头脑日益萎缩，童年逐步走向消亡的时代，美国是否会衰落的问题；第三，道德多数组织和其他原教旨主义组织在保存童年方面究竟出了多少力？第四，有没有一种传播具有某种潜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第五，有没有任何社会机构足够强大，并全心全意地抵制童年消亡的现象？家庭的结构和权威受到严重的削弱，而学校仍是最后一道防线。第六，在抵制时下所发生的一切时，个人完全无能为力吗？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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