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小俊丨考试的日常：晚清书院考课的微观图景
注：本文发表于《国学学刊》2021年第3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鲁小俊老师授权发布。
考试的日常：晚清书院考课的微观图景
鲁小俊
【摘 要】散卷是晚清书院考课的主要方式，对于考生而言，其便利在于可以查阅资料，从而以考促学、以学助考。考生写作课卷的体验五味杂陈，平庸、琐屑和疲惫之感尤为突出。师友间观摩、修改课卷较为普遍，合作、托名写卷也时有发生，写课卷往往不是纯粹的个体写作。山长批改课卷与考生应课相似，偶有欣喜，而更多的是应付式的批量劳作，请人代劳由是日益普遍。激情不足而又孜孜矻矻地写卷和阅卷，主要驱动力在于经济收益。著名书院的课卷编刊成集，成为备考读物。接题、查书、写卷、观摩、批改、阅读的整套流程，呈现出晚清书院考课的开放性、实利性和重复性，这是一种日常化的考试。考课的优势或积弊，也多与这些基本属性相关。
【关键词】晚清 书院 考课 课卷 课艺 日常
清代书院，无论是举业型的还是学术型的，都特别重视考课，晚清尤甚。从组织形式来看，书院考课有扃试也有散卷，两者多并行互补，但扃试“考者固觉其苦，主办者亦嫌其麻烦而多费，遂改为散卷”[1]，同治、光绪年间，散卷渐成主流。由此带来一些变化：考课的空间延伸了，考课的时间延长了，应考的机会增加了，阅卷的负担加重了，课卷的选本变多了。换言之，写作课卷，在扃试为主流的时代，主要是在书院中进行的，时间一般不隔日[2]；而在散卷为主流的时代，课卷的写作，多不限于书院之内，时间可以是数日甚至更长。生徒同时参加多家书院的考课，变得更为方便可行。山长批改课卷的工作量，相应的也增加了不少。随着课卷变多，选本的刊刻呈现繁荣之势[3]，阅读选本也成为一项的备考活动。如果说，书院扃试是一种“象牙塔”式的生活，其封闭性和阶段性比较明显；以散卷为主流的考课方式以及相应的新变化，则融进了师生日常生活的多个角落，突出体现为开放性、实利性和重复性，写作课卷、批改课卷和阅读课卷，共同构成了一种日常化的考试活动。[4]
书院考课的整套流程是怎样运作的？有学者从制度层面做过研究[5]，考课的宏观情形已经比较清晰。而一些具体问题，诸如应对考题需要哪些阅读准备，写作课卷有怎样的甘苦，合作、代作课卷是怎么回事，山长阅卷的体验如何，孜孜应课的现实意义何在，课卷选本的接受情况如何等，则可以借助日常生活史料予以揭示。关于日常生活，尽管内涵和外延还存在诸多歧见，但“'个体’、'私人’、'重复’当是普遍达成共识的关键词”[6]。具有“个体”、“私人”属性的日记文献，在还原日常生活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本文即以光绪间江苏东台吉城（1867-1928）、浙江温州林骏（1862-1909）和瑞安张棡（1860-1942）的日记为中心，借助普通考生和读者的视角；以王闿运（1833-1916）的日记为中心，借助山长的个人视角，呈现晚清书院考课的微观图景。[7]（为省篇幅，引用以上四人日记，凡标出具体日期者不再加注。）
一、课卷写作的阅读准备
书院扃试，考生答卷主要依赖平时的知识储备。即使可以翻检、存在抄袭，所得也很有限。散卷考课的优势，在于考生可以较为从容地查阅资料。因题而去翻书，翻书以助答题，阅读和应课相辅相成。而这样的情形，在学术型考课当中更为普遍。
吉城自二十一岁起，参加过东台西溪、三贤书院，以及上海求志、格致等书院的考课，《吉城日记》[8]对此记载颇详。这里以光绪十五年应求志书院秋季课为例，看看完成一次学术考课需要怎样的阅读准备。
十一月初三，友人陈祺寿找到吉城，告诉他求志书院补行秋季考课的题目。吉城当日没有记录具体是何题目，仅记“检阅《公羊传》'其余从同同’之解”一事。其后数日，吉城接触或借阅的书籍有：《求志书院章程》《列女传》《历代地理沿革图》《万国史记》《先正事略》《十七史商榷》。明确记载读过的篇章有：《十七史商榷》序、陈太仆文，以及黄梨洲、顾亭林、汤文正、陆清献、恽子居、张惠言、方苞、姚姬传事略。又初五日“读《吴都赋》，悟'苞笋抽节’之苞，即《禹贡·扬州》'厥苞橘柚’之苞”；初八日“检启《说文》，脱一页，闷闷”。
初九日，吉城作《厥苞橘柚赋》一首并序。当天，他见到初三日《申报》上登载的求志书院秋季课全题，日记录之：
至此方知，吉城一周以来的阅读，皆与求志课题直接或间接相关。边读文献，边作课卷。如初五日读《吴都赋》，启发了《厥苞橘柚赋》的撰作。初九日晚“诵颜延年《秋胡行》”，对于写《效嵇中散<秋胡行>七首》也有助益。
自此直至二十八日，吉城阅读或查检的文献还有：《古文苑》、惠栋《九经古义》、《万国史记》、陈庆年《孙渊如<释人>疏证》、《汉书·律历志》、《江淮异人录》、《离骚草木疏》、《史记·秦本纪》、《（后）汉书·舆服志》、《说文解字》、《周礼制度菁华》等。翻书过程中时有所得，如二十二日：“灯下检《说文》，'郦’字与'骊’字不通。”也有劳而无功，如初十日：“心兰下午过我，携来《古文苑》四本。检《骊山女考》，未得。”有时也会得到师友指引。二十日陈祺寿告诉吉城：“康成注《礼》颇引汉制，如《考工记》'巾车氏’大有可据。”二十六日陈又告之：“《俞氏丛书》有述骊山女事。”吉城查实后，于次日日记中感慨道：“曲园先生丛书中有'与夫人论骊山老母’一则，援引《史记》《汉书》，确确可据。”“著书翻恨古人多，有以哉！”
吉城的课卷是陆续完成的。初十日，修改昨日所作赋；十四日，“作《效陆机<百年歌>十首》《效嵇中散<秋胡行>七首》”；十五日，“灯下抄求志书院卷八百馀字”；十六日，“抄求志书院卷二千馀字”；二十二日，“作《汉舟制考》一篇”；二十三日，“作《骊山女考》一篇”；二十七日，在陈祺寿协助之下，“撰'九皇六十四民’及'《汉志》车制’等考”，当晚“抄求志书院卷，至子正一刻始卧”；二十八日，“早起补誊昨未完之卷，通共二十五页，交聚盛局寄去”。从初三日至此，十一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应课上。十二月初七，“接二兄初三日信，知寄卷已到”。
虽然课卷已交，但相关的阅读和思考并未停止。十二月初四，“阅《说文·木部》得'橃’'欐’二字，可补前《舟制考》所未及”。下一年二月初六，“展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百年诗》合十岁一首，陆士衡作也。前拟求志书院课中诗微误”。吉城由此慨叹：“开卷有益，行年知非，通之谓儒，谈何容易！”四月初九，吉城接二兄来信并初四日《申报》，知求志书院案发，“史学卷取超等第四”。六月初四，“上海寄来夏季题目并去年秋季奖品”。吉城参加光绪十五年求志秋季课，从获题、翻书、写卷到寄卷、发案、得奖，历时半年多，至此画上句号。
林骏以坐馆为业，兼应温州中东书院、肄经堂和瑞安玉尺书院考课。《林骏日记》[10]所载，较《吉城日记》为略，但阅读与应课的关联，则颇为相似。如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挑灯阅《赋学正鹄》。”十三、十四日皆“作肄经堂师课赋”，“赋题《蓬莱宫中花鸟使》”。又，二月廿七日：“阅《策府统宗》钱币类，并顾炎武《日知录》。夕，作《宋金元明四朝行钞利病考》。”据此可知，林骏应肄经堂赋课和策论课，参考书有《赋学正鹄》《策府统宗》《日知录》等。应中东、玉尺书院课也是如此。如二十八年三月廿四：“朝，在馆，阅《史记·叔孙通传》。”“夕，作玉尺官课论，题《叔孙通定朝仪得失》。”也因记录相对简略，《林骏日记》中阅读与应课的关联性尤为直观。这种关联性的意义，不局限于通过阅读完成课卷本身，更在于通过考课指引阅读——哪怕仅仅是为答卷而查书——从而有助于生徒建立和丰富知识体系。
二、课卷写作的甘苦体验
曾主讲武昌经心书院的左绍佐有言：“学术难言也，文字之于为学又难言也。课试之作，不必有所感而生，有所积而后发也，其于文字又难言也。”[11]课卷写作是命题作文，与自主写作相比，自有其难。即便如此，若能遇到心仪的题目，写作也是乐事。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八，西溪书院师课题《“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一章》，吉城获题后“以公羊家言撰一卷”。四月十六记道：“前课《'孟子曰待文王’一节》题，以《春秋》立论，仅列特等，然文则大快。”较之于写作本身的痛快，考课等级已不重要。当日师课题是《“子曰予欲无言”至“则小子何述焉”》，吉城谓“此题又得藉手发挥《公羊》本义，山长此二题不可谓非知我也”。能接到什么样的题，带有偶然性，有令人心动的题，也就有令人犯难的题。就在当年五月十六，师课题《“可与言”至“不失人”》，让吉城感到“此等题莫解其是何用意，唯有就题编演而已，无所谓文骈，无所谓时文也”。而更多的题目，吉城并无特别的好恶感受，日记中也就仅仅录题而已，或者连题也不载。
题目合意，就有内驱力；师友的激励，则是外驱力。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初二，西溪书院小课，题量甚夥，且“限三日交卷”，吉城估计“恐应之者无多人也”。因为心理松懈，初三日未作课卷，初四日又“荒嬉一日”。然而“晚见星兄所撰赋，又复心动”（星兄即陈祺寿），于是初五日“竭一日之力，将小课全卷撰成”。吉城直呼：“嘻，甚矣惫！计十七题。”一日之内写完十七题，虽然难免粗糙，但师友刺激之下的爆发力，也是相当惊人的。[12]《礼记》中有名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其实学友的存在，不仅有助于扩充知识和见闻，还有励志的价值。
光有写作动力还不够，文思也须畅达。因文思艰涩，而对所作课卷不满，这样的情形在《吉城日记》中时有记录。“勉作一卷”，“敷衍两卷，思笔滞塞，未能畅发旨要为恨”，“作一卷，草率之至”，“草成课艺二三题，文思笔钝塞”，“作会课文一首，草率不堪”云云[13]，也算是考课的常态。
林骏的日记中，也偶见对所作课卷不满之语。如“再三构思，犹嫌草草未惬意也”，“至暮只成半篇。宵，续作之，完篇，终嫌发挥未透也”。[14]而光绪二十五年间，曾多次将所作课卷“弃去”。三月初十：“终日在馆，作聚星书院四书文。申刻完篇，嫌未合拍，辄弃去。”十五日：“终日在馆，抄玉尺官课文，以舛讹太多，故弃之。”四月初七：“宵，作经古赋。脱稿时曙色射窗，意嫌不佳，即拉碎之。自恨一番心力之徒费也。”七月十七：“余归作经古策问，至晚脱稿，以不佳弃去。”如果不弃去这些课卷，能否侥幸获隽？林骏若不是对判卷结果有清晰的预估，便是对课卷水准有相当高的期许。
当然，满意之作也偶有。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廿五，林骏应肄经堂课，作《咏秋》七律四首，“搜索终日始成，自觉有一二得意之句”。廿七日作玉尺官课文，“兀坐终日，搜索枯肠，苦无新意，遂止”，“宵，挑灯加意构（意）[思]甚久，然喜此时得有头绪矣”。无论是近体诗还是四书文，能够有“一二得意之句”“有头绪”，皆属不易，值得记上一笔。
与《吉城日记》相比，《林骏日记》最突出的地方在于，记载考课的辛苦和疲惫尤多，“挑灯”“爇烛”“三鼓”“四鼓”“鸡鸣”“天曙”等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如“至三更始脱稿”，“迨就枕时，已鸡声唱曙矣”，“至三鼓始脱稿。嫌未惬意，复加点窜，迨就枕已鸡鸣矣”，“灯下倦眠”，“挑灯达旦，不遑伏枕矣”，“宵，挑灯足成之。残月斜棂，村鸡唱晓，始就枕”，“构思至三漏下，始成半篇。精神疲倦，伏枕高眠”，“因限期迫促，批衣遽起。即时伸纸磨墨，危坐构思，至天曙始成半篇”，“亥刻，续作赋四段，至五鼓脱稿”，“至四鼓始寝”，“至四鼓始脱稿”，“困倦殆甚，夜漏频催，只成半篇就寝，村鸡唱晓矣”，“至天曙，成二艺”等等。[15]不仅熬夜写作，白日里也经常分秒必争。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廿四，林骏家在城隍庙设建普利道场，林骏随家人乘舟至庙拈香。“以府课肄经堂限期太促，袖携笔砚，坐斋宫改窜昨夕所作赋，并作试帖诗。”人生苦短，课卷苦多，林骏真为劬学之人。
张棡是林骏的妹夫，即《林骏日记》中多次提到的“震轩妹丈”。《张棡日记》中也有熬夜写卷、文思钝塞的记录，如“自将甄别文誊真，约至三更后方寝”，“斗凑成文，勉作二篇，时漏已五鼓矣”，“搜索枯肠，耐坐一宵，竟不能构成一艺，姑就成文上润色一篇塞责”，“因连日劳困，心神恍惚，文机涩甚。余于鸡鸣后始将生题草草做就”。[16]不过总的看来，张棡的这类记载很少，多数时候连课题也未曾录下。
长期过劳，对身体必有伤害。林骏曾记：“连日困于文债，头疼目眩，不堪艰苦矣。”“至四鼓就枕，不成寐，辗转殆甚，精神大觉恍惚。”他自己也担忧：“余始惧心血欲枯，用心太过，实非养生之道，宜力戒之以保身。”[17]可惜此后数年间，熬夜应课仍为常态，“保身”之言未能完全践行。去世时年仅四十八岁，或与用功太过不无关系。而刻苦应课以致身体受损的，也不止林骏一人。如钱塘项藻馨早年“应各书院甄别，报名过多，写作皆一人任之，不昼不夜，体力不支。至东城书院课后，晕眩旧疾复作”。[18]《药园医案》中也记载，有人“考书院，连作五卷，彻夜未睡，次晨即头昏身倦而寒热作”。[19]书院考课的这种常态，也引起过一些山长的关注。路德主讲西安关中书院，就曾指出：“大凡为文迟钝、夜以继日者，应休息时不得休息，焦心构思，有动无静。心火上铄肺金，下耗肾水，外伤耳目，内伤脾胃，一切疾病，由此而生。凡读书少年多疾、中年早衰者，率坐此弊。”[20]路德只是从写作效率的角度立论，但他谈到的为文伤身的现象，在晚清书院考课活动中却是较为常见的。
三、观摩、合作及署名问题
前引项藻馨年谱，有“写作皆一人任之”之谓，可知应课当有“非一人任之”的情况。而张棡、林骏、吉城等人的日记，可以坐实这一判断。师友间观摩和修改课卷，相当普遍；分工撰写和捉刀代作，也不是个别现象。
对于师友所作，吉城观摩后多次赞叹不已。如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三：“虎臣以昨作见示，静思妙笔，议论风生，为之叹赏不止。”[21]虎臣即夏寅官。而郑德馨（一山）对林骏课卷的批评意见，林骏也表示过不认同。二十八年二月廿一：“山兄谓余所作下篇语甚含蓄，与渠作有奴婢夫人之别，心大不然其言。”[22]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观摩课卷，切磋琢磨，对于提升写作技能自有助益。
观摩品鉴不能算合作，但往往是合作的前奏或后延。合作课卷，大抵包括四种方式。
其一是修改。张棡的日记中，为林骏（小竹）改卷的记录就有多处，如“为小竹改肄经堂诸艺”，“下午至林宅为小竹改玉尺官课卷”。[23]而林骏也记录了张棡（震轩）改卷的事，如“朝，在斋中，强邀震轩妹丈改窜所作肄经堂诸策论”，“震轩妹丈自丁田来，代余改削玉尺书院文”等等。[24]
经人修改，课卷的水准会有提高。某次陈祺寿给吉城改卷，吉城的评价是：“灵蠢迥别。甚矣，学力浅深非可强也。”[25]林骏某日取回张棡所改赋作，“批阅之下，涂乙殆尽，自觉颜汗”。[26]也许是因为长期找张棡、郑德馨改卷，林骏甚至对他们略有依赖心理。《林骏日记》载：“以所作古今体诗邀轩兄一阅，代易三十馀字，余心始定。”“薄暮脱稿，心嫌作意犹近朦混。宵，访郑一山，出所作文相质。……佳处均为指出，余方信而存之，然心歉然终未定也。”“晨起，录封课文二篇，观之嫌未惬意。近午，震轩妹丈泛舟自丁田来。……为改易数十字，余心始定。”[27]非经师友改易则心不能定，可见由师友间修订课卷，乃是日常行为。
其二是分工。某日林骏应肄经堂府课，“时交四漏脱稿。是课与郑君一山合作，策论归郑兄作，余作赋”。[28]这里“合作”情况很明确，策论和赋各有分工。类似的做法又如汪康年、诒年、洛年兄弟，早年参加杭城书院考课，“遇诂经精舍考课日，别二人合作一卷，先生任经解，诒年任词赋。时或遇题目不多，期限稍宽，则二人各作一卷，均由洛年为之誊写，亦彻夜不辍。”[29]多篇课卷几人分工，可以节省时间，便于按期完卷。
其三是代作。捉刀代作时有发生，且当事人往往不讳言此事，径于日记、年谱中记之。吉城某次应书院官课，“文思颇艰，作一卷，又为湘翁代庖。吾才既竭，强乞三兄助成之。”[30]湘翁姓范，是吉城学友；三兄名墉。这里吉城为人代作，又请人代作。林骏某次应中东书院甄别课，“访郑一山，约与合作”，“又成生论一艺，代一山兄作也”。次日黑早，“袖所作托一山一抄”。[31]这次林骏代郑德馨作课卷，最终誊抄仍由郑氏完成。而张棡不仅多次给林骏改卷，也给他代作过课卷。如：“代内兄林小竹撰肄经堂经解。”“早晨代小竹作中山策问一道。”[32]这类情况不鲜见，如江苏江阴的殷葆諴，某日其师朱尔楷以事不暇，令葆諴“代作礼延师课卷，后略为删削，点定数处。案出，居然首选。”[33]
其四是誊抄。《林骏日记》中如“邀许君宝篯抄玉尺卷”，“成府课论上下两篇。午刻，遣仆送一山抄之”，“访郑一山，托抄课卷”；[34]《张棡日记》中如“命池君选楼抄玉尺文”，“命乃娒弟将文抄就送黄桂处”，“做师课诗一首，命门人阿庚抄就”。[35]有的是请人誊抄，有的是代人誊抄。由此看今存的课卷稿本，值得注意的是，手迹有可能不是作者本人的。
柳诒徵《记早年事》还提到过合作课卷的“渐进”现象：“人不止为一卷，尽一日夜之力，可构四五艺，门弟子或戚友之工书者佐缮之，阅者亦莫辩其出一手也。”“吾侍两舅氏试书院，初为抄胥，继为检经籍故实、诗题出处。比能文，亦自为一二卷。”[36]由负责誊抄，到协助查找资料，最后能够自作课卷。通过这样的合作方式，初学者渐渐成长，最终可在书院考课中“独当一面”。
与合作课卷相关的又有署名问题。《吉城日记》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一，记录求志书院庚寅秋季课案：“取史学超等第二（此卷是与心翁合作）。”吉城很实在，日记中不忘再次注明此卷是陈祺寿合作。只不过，《申报》所载课案的署名仍只有吉城一人。[37]
此外，托名（亦称冒名、冒卷）应课的现象也不鲜见。据《林骏日记》，某日林骏和郑德馨往礼房处领玉尺课卷，见遗卷中有题“府学生员孙诒椷”名者。而林骏有门人叫孙诒棫，为翰林孙锵鸣之子。“棫”“椷”二字形近而音异，林骏判定“其人行近鬼蜮，于孔方兄中讨生活，故粘合其名，侥幸以求益者”。[38]殷葆諴在芜湖坐馆，曾以“冯虚”之名应中江书院经古课。[39]项藻馨参加杭州紫阳书院甄别试，“列第三，卷名姚丙熙（文刊入《紫阳八集》）”。[40]今检《紫阳书院课艺八集》，未见项藻馨或姚丙熙之名。然《紫阳书院课艺九集》（光绪二十年刊）中有姚丙熙文一篇，此人或即项藻馨。王闿运在船山书院，某日“阅经课卷毕，定等第。第一诡名曰王守义，又一诡名曰
旁，不知何取”。[41]
这一现象提醒我们，面对课卷的署名，要注意辨析是否为实名。例如章太炎原名炳麟，在给俞樾的信中，自述曾以章炳麟、章炳业、洪昌烈之名，应杭州诂经精舍课。据刘明考辨，《诂经精舍八集》中八篇署名“章炳业”的课卷，作者其实就是章炳麟。[42]
四、山长的阅卷体验
晚清书院有编刊课卷的风气，成书的总集序跋或者集内文末评点，对入选作品褒扬甚多。这也好理解，选编课卷都是“择其尤雅者”[43]，“择其精而又精者”[44]，“约之又约”[45]。如果说总集是“优秀课卷选”，日记呈现的则是课卷的一般情形，山长遇到课卷“如泛珠湖而游玉海，美不胜收”[46]的几率其实很低。王闿运的阅卷体验，可谓典型个案。
成都尊经书院为省级书院，王闿运曾主讲席七年。其间编订《尊经书院初集》，易佩绅序云：“余观其说经之文必依古法，其他词赋亦皆言之有物，盖妙乎言语，通乎政事，而不悖乎德行者。”[47]而《湘绮楼日记》反映出来的，则多是诸生课卷的原生状态。诸如：“夜改诸生课文，其拙劣至不可耐，而无如何也。”“看课卷卅本。拟扬子云《牧箴》作《八督箴》，殊无佳者。”“生作拟古文，殊无佳者；律诗亦多陈俗，词章成格信不易耶。”[48]
自光绪十七年起，王闿运年掌教衡阳船山书院。看本院课卷之外，兼阅其他州县课卷。此间的情况，也常令人丧气。日记记道：“常宁送课卷来，已忘之矣。一望黄茅白苇，始叹宋儒之汩没。”“看闰月课卷，无甚佳者，半日而毕。”“看课卷毕，无甚佳者。”“晨看课卷三百馀本，两包已全阅，无一佳者，不料湘省文学退步如此之速。”“看课卷，无一可取，令人闷闷。终日不抬头，为此无益，可笑也。”“看考卷，不及前三年远甚。”[49]偶尔在阅卷过程中，还会发现抄袭现象。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看课卷。周尚德论富弼，甚有词藻。及再阅他卷，乃抄袭来者，殊可怪叹。此题亦有可抄袭，则无所不有。”
也偶有差强人意或者令人欢喜的。在尊经书院：“题问作诗神思，中题者甚少，然大抵皆成格，词章课卷三年中最盛者也。”“看课卷毕，此次不佳者颇少，院生皆列正取，罕有之事也。”[50]在船山书院：“看耒阳课卷，稍已成章，文诗亦有佳者。”“看赋甚有佳篇，有效可喜。”“看桂阳课卷，有一卷颇有文人吐属。”“更看院生课卷，有五本佳者，十年之效也，磨砖作镜，无此难矣。”“看本书院课卷。劣者犹胜省优等，自喜十年有效，半日而毕。”[51]只是较之于对课卷不满的记录，这类表示满意的记录还是偏少。
比课卷优劣更引人注目的，是日记中记录的阅卷量。与林骏等人日记中常见的“脱稿”“成篇”等语相应，王闿运日记中频现“看课卷”等字样，尤其船山书院时期为多。例如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在衡阳船山书院，兼阅石鼓书院课卷。十二日：“看石鼓甄别卷百馀本。”十三日：“阅卷竟日，翻三百馀本。”十四日：“阅卷四百本，千卷毕览矣。”十六日：“大校千卷，定去取。”廿一日：“看官课卷卅本，已觉竭蹶。”也许是不想过于疲劳，廿八日“朱署府请阅课卷，先送脩金”，王闿运“辞之”。
作为考生的林骏等人常感疲惫，作为山长的王闿运也时有“竭蹶”之感。尊经书院时期尚无明显体验，船山书院时期则因看卷事务过于繁重，经常甚感倦怠。加上课卷往往“苦无佳者”“了无佳者”，愈难激发阅卷兴趣。日记中时见这样的记载：“看卷，抄书，竭蹶矣”，“看课卷毕，百廿本七日了之”，“看本院课卷廿馀本，终旦而毕”，“夜见课卷积压，心颇著忙”，“晨起悉翻童卷四百本”，“看生卷毕，定等第，甚倦”，“看甄别衡、永生卷五十八本，虽时作辍，颇倦于评点，盖真老矣”，“看课卷三百馀本”，“看本院课卷卅一本，校阅事毕，已八日不事矣”，“看课卷毕。此月疲于校阅，茅塞心矣”，“看卷百本，薄暮倦卧”等等。[52]频繁地以数字记算工作量，这样的生活是极易令人疲惫的。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王闿运以学术名世，自认看卷不是正事。光绪十九年四月廿七日日记：“无日不改文，颇废正事。”非正事而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自然是不值得的。持有这种观念的山长不止王闿运一人，例如苏州紫阳书院的俞樾，在给友人的信中即云：“山长必看文章，诚哉怪事。”“樾在此已举六课，每课卷约计三百左右，率以六日了之，一月之中，尚有二十四日可以读我书也。”[53]他要节约时间以“读我书”。
晚清山长阅卷事繁，也是普遍现象。光绪二十二年张謇主江宁文正书院，掌院凡五年。其间办实业，不全在书院。日记中“阅课卷”“校定课卷”“寄课题”等事，多在通州完成。虽非全职，工作量也颇不小。如二十五年七月十七：“校课卷一百五十本，生平校阅之苦无过于此。”[54]
事务繁重又非“正事”，请人代阅是个解决办法（与考生的“合作”正相对应）。王闿运在湘潭昭潭书院，曾命弟子杨度代检课卷，杨度忙到“更深始毕。”[55]在衡阳船山书院，杨度也曾参与阅卷。[56]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也写到，九死一生受人之托，代藩台看钟山书院课卷。八百多份课卷，拟取一百五十卷左右，约需三天时间。[57]
年长的山长如王闿运，亲自看卷，时感“竭蹶”。代阅者即便身当壮年，也难免疲顿。光绪二十三年陈衍四十二岁，在上海襄校书院官课卷。“适卧床不能起坐，则卧阅之”，令其子声暨坐床前，“旁置小案，设笔墨纸条”。陈衍“阅一卷，取者蘸笔加数大圈，不取者加数大点，口念评语，使声暨书之。但阅数十卷，人便觉疲。急浓煎三钱高丽参汤吸下，则又可阅一百卷不疲。如是日数次，十馀日乃毕。”[58]应课苦，阅卷也苦，书院考课事业大不易，于此可以概见。
五、课卷的经济价值
对于考生来说，呕心沥血日夜应课，除了意在训练举业或学术，最切近的动机就是获取膏火奖赏，这也是寒士治生的一个重要途径。
林骏的日记里，有课卷入彀的欢喜，也有不售的沮丧。前者如：“前日所构肄经堂赋五艺都入彀，膏火加赏，胜人一筹。心中暗喜，不可言状”，“玉尺书院官课已揭晓。余前二篇均入彀，闻之心甚喜”，“聚星院课，因超等名数颇少，另加膏火四百数。余卷适在其列，心为之喜”。[59]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前日道肄经堂课赋三艺，仅售其一，恨甚，垂头气沮而归”，“闻□所作玉尺师课二卷，不列榜，中心颇闷。”[60]入彀或不售，既涉及成就感，也关系到膏火钱或加奖（花红）。
书院的膏火奖赏制度，为寒士提供了生活保障。[61]藉膏火为生，以膏火养家，这是晚清很多士子早年共有的经历。王树枏“家寒俭，人口又众，男女大小，每年人各给钱千枚”，其母“手中尤艰窘，往往连岁不能易一新衣”。他入学以后，“岁应府县书院月课，始稍得膏火奖赏”，藉供家中日用之需。[62]陈衍“家极贫，催租人屡至”，遂“广应各书院诗赋课作，月得奖赏数金津贴家用”。[63]殷葆諴“投考江阴城内礼延书院”，“月考前列，花红、膏火亦复数千，寒畯生涯居然不恶，穷儒恃此为活者固大有人也”。[64]周鸣春“赴杭应课，课辄冠曹。每一艺出，士子哄传遍抄，城垣纸为之贵，而一家十馀口即藉是以为活”。[65]王锡彤曾在修武盐肆账房习业，每月工资铜钱千枚。后应卫辉淇泉书院月课，“每月辄获奖钱数千。持归供母，大自夸诧，以为较修武盐肆小伙之月钱为多”。后又考取开封大梁书院，“月支膏火银一两五钱，足为饮食之需。每月再得奖金，仍可寄家为养”。再后来以坐馆为业，仍应淇泉书院月课。坐馆“每年修脯可得铜钱三十馀千”，月课“又月得钱数千”，加上作为廪生，为“应考童生签字作保，亦薄有收入”，总算下来，“穷秀才每年所获，计及百千而歉，亦未尝不可苟活”。[66]柳诒徵《记早年事》中讲到：“士之雄于文者，可不授馆，专以应书院月试为生，月可得数十千。”他自己每月参加扬州、镇江的官师课凡七次，“师课膏火少，官课较优，常镇道、两淮运司主之者尤优，额定膏火外，前十名皆有花红银一、二、三两不等。试或不利，卷仅文数百文”，“均计之，年亦得百数十千，视馆谷为优，第升黜不恒，不能视为固定收入也”。[67]不仅“升黜不恒”，地区间也存在差异。项藻馨应上海格致书院试，发现“奖金优厚，较之杭地竟数倍焉”。[68]
人性总易趋利，有此生财之道，难免会成为风向标。光绪三年，“扬州有贫富两生，贫者才富，富者才贫。每逢书院月课，富者必高取，然其文赋各卷皆倩人代作，每一篇酬钱五百文，其膏火优奖与作者无涉也。”[69]这类流弊并不少见，皆由经济利益驱动使然。前述托名（冒名、冒卷）应课现象，其动因也在于可以最大化地获取膏火奖赏。即便在合规的范围内赚取膏火，也可能有舍本逐末之弊。光绪五年七月，成都尊经书院特奖不应决科诸生七名，其旨即在纠偏。王闿运称此法“足以激扬风俗，分别义利。盖诸生多以领膏火奖银为正事，今闻不试者亦被奖，耳目为之一新。”[70]后在船山书院，王闿运见“院生多以领膏火为志”，也曾“作谕戒饬之”，又曾为诸生讲“道食不并谋之义”。[71]
不过即便是山长本人，挣钱养家也是不得不考虑的俗务。就批阅课卷而言，如果仅有本院课卷，工作量并不大。但王闿运不辞劳苦，仍然接手周边州县的课卷，原因之一当是人情难却。以湘绮之名望，各家书院皆以得其评阅为荣。他曾多次辞事，如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廿一：“寄书首事，辞经课阅卷事。”次年五月朔：“三否来送石鼓卷，云难逢难值，宜霑膏馥。其词甚当，不可驳也，因不复辞，漫任置之。”辞而不得，干脆接手罢了。另一个原因，可能更为关键，就是可得修金以补日用。十九年四月阅常宁课卷，十九日记道：“看课卷，日十本，犹为竭蹶，十个钱不易得也。”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桂阳送卷来，殊不易看，三百元非便宜可得。”二十二年正月十七：“今日阅卷，大为诸客所扰，然烛毕之。凡评阅百五十卷，亦费三日力矣。三百元消得，然无益也。”二十九年七月初二：“谭送卷金，恰以供煤价。”看卷主要已不是精神生活，而是谋生之需。
晚清山长多不讲学，以出题、看卷为主要事务，因而时有“遥领”的情形。即如王锡彤所述光绪初年的开封大梁书院，“主讲山长以大老官之归田者为之，视修脯为祠禄，终年不一到院。阅文则出其修脯之一小数，觅人代之。”[72]而“遥领”可不限一家，由此收入会增加不少。光绪十三年孙锵鸣作《将由龙门赴钟山，戏为杂诗寄逊学翁》诗，有句云：“六印漫夸苏季子，一时管领四名山。”[73]四书院者，温州中山书院肄业堂、上海龙门书院、求志书院史学掌故两斋、江宁之钟山书院。孙氏晚年“由于钟山、龙门二书院修膳丰厚，积蓄甚富，置田造屋”[74]，生活颇为优渥。不过，如果在欠发达地区的非著名书院，又未“遥领”多家，收入也很拮据。光绪六年梅鉴源在乡丁忧，主湖南宁乡玉潭书院，“一月之间，两次批课卷，颇无暇晷”。本欲“长作山人”，但因家中“用费入少出多”，“以人口益增、家累益重为虑”，只得“拟服阕后再赴春明”。[75]
六、作为备考读物的课艺
课卷汇编而成的总集，一般名曰“某某书院课艺”或“某某书院集”，故下文以“课艺”称课卷的总集。士子阅读课艺，往往有实际的功利目的。同治十三年二月二十八，张謇“购《钟山课艺》”。数日后的三月初二，“五更起，偕陈丈课钟山书院”。[76]张謇购买钟山书院的课艺，目标很明确，就是观摩该书院课艺，以利投考这家书院。
不过，也有很多课艺阅读，与投考具体书院并无直接关联。吉城、林骏、张棡等人的日记表明，课艺进入了士子的日常阅读。例如《吉城日记》：“从虎兄处借来《尊经书院五刻》六本。”“过虎臣，假来《金台书院课艺》二本。”[77]《林骏日记》：“向轩兄借来《尊经课艺》四册。”[78]综观日记，吉城记录他阅读过的课艺有《尊经书院五刻》《尊经书院课艺六刻》《金台书院课艺》《紫阳书院课艺》《格致书院课艺》《南菁书院文集》，其中吉城只参加过上海格致书院的考课，他没有投考过江宁尊经、苏州紫阳、顺天金台、江阴南菁书院。林骏阅读过的有《尊经课艺三刻》《尊经课艺四刻》《金台书院课艺》《惜阴书院西斋课艺》《惜阴书院东斋课艺》《云间小课》《格致书院课艺》，张棡阅读过的有《紫阳课艺》《四明课艺续钞》《慈湖书院课艺》《尊经三集》《尊经四集》《惜阴赋钞》《诂经精舍文集》《各省课艺汇海》，林骏和张棡也没有参加过江宁尊经和惜阴、顺天金台、松江云间、上海格致、杭州诂经等书院的考课。大体而言，他们阅读的课艺多出自著名书院。既有八股文、试帖诗的总集，如尊经书院诸刻、《紫阳书院课艺》；也有经史词章、新学西学的总集，如《南菁书院文集》《格致书院课艺》。著名书院课艺的示范价值，于这些书目可见一斑。
阅读课艺与所考书院，虽未必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在类型上往往有相通之处。例如吉城，读尊经、紫阳、金台书院的课艺，当是为参加西溪书院考课做的功课，因为西溪书院和尊经、紫阳、金台一样，主要考的是八股文和试帖诗。尊经等书院久负盛名，取法乎上而得其中，读其课艺，当有益于考西溪书院。而吉城的日记中，未见记载阅读过求志书院课艺。[79]不过这没有关系，因为求志书院考的是经史词章，阅读原典比参考课艺范文更重要。
日记中有关阅读情况的记录，有时比较笼统，如吉城“阅紫阳文”[80]，林骏“往馆阅《尊经课艺三刻》”[81]，张棡“看《四明课艺续编》”，“早晨看《诂经精舍文集》”[82]；有时会具体到所阅文体，如林骏“挑灯阅金台书院四书文”，“挑灯读惜阴书院西斋课赋”，“阅尊经书院四书文”，“宵，阅惜阴书院东斋杂作”[83]，张棡“灯下看诂经精舍经解”，“看诂经精舍赋”[84]；或者记下阅读数量，如吉城“览《尊经书院五刻》三本”，“阅紫阳书院文十馀首”、“阅《格致书院课艺》三卷”[85]；偶尔还会记下某一篇文章，如林骏“阅《云间小课》中《拟修广寒宫上梁文》”[86]。
至于阅读感受，各家日记多不载，唯《吉城日记》略有涉及。光绪十八年三月三十：“紫阳书院文以二秦为最。”按紫阳书院各集课艺中，秦毓麒、绶章、夔扬三兄弟之文多有入选，“二秦”当指其中两人。十九年六月十二：“《尊经书院课艺》中有谢绪曾文，笔气颇大，在姚燧、卢挚之上。”按谢绪曾，字功甫，江宁人，《尊经书院课艺》及《三刻》《四刻》皆收其文。二十年（1894）十一月二十三：“阅《南菁文集》，孙同康固是作者。”孙同康即孙雄，是《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的编者。《南菁讲舍文集》收其文五篇。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见《南菁二集》，其文多不如初刻。”[87]初刻即《南菁讲舍文集》。较之《二集》黄以周序所云“续之初集，文辞并美，诚复如班固所称，老眼犹明，吾已从君鱼受道矣”[88]，吉城提供了另一种观感。
所阅课艺作者当中，吉城最为服膺的是陈光宇。日记多次提及：“阅《尊经六刻》文，陈光宇真是健者。”“燃烛抄陈光宇时文八首。”“抄读陈光宇时文二首。”“读陈光宇时文。”“录陈光宇《'老者安之’合下节》题文。”“录陈光宇《'原思为之宰’二节》文。”“读陈光宇时文。”“抄读陈光宇文一首。”[89]按陈光宇字御三，号玉珊，江宁人，光绪十六年进士。据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同治、光绪间，刘汝霖、陈光宇、周钺“皆江宁枪手之卓卓者，所代中不知凡几。陈入翰林后，竟因此永不准考差”。[90]《尊经六刻》即《尊经书院六集课艺》，收其文十四篇。此外《尊经书院课艺四刻》收其文四篇，《五刻》十五篇，《七刻》七篇，《续选尊经课艺》十篇。单以入选数量而言，陈光宇也是最突出的作者之一。吉城对陈光宇的阅读感受，与尊经诸集选编者的眼光，大体上是一致的。
吉城读过《南菁书院文集》，后又受南菁院长丁立钧之聘，遥领阅卷之任。他因此曾发现江南乡试有人抄袭南菁之文。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四：“看江浙两闱艺。江南副榜唐乃钊，其《元初用兵平西域》一篇，径录南菁书院张葆元《汉通西域得失论》。”按张葆元字蕴和，娄县人。今存南菁书院的三种总集中，唯《南菁文钞三集》收其《问抵制洋盐进口之法若何》《外国理财不主节流而主畅流论》两篇，则《汉通西域得失论》为张氏课卷未入选总集者。发现书院课艺被乡试闱艺抄袭，可算是课艺阅读的特别发现。
余论
光绪二十七年，清廷诏令全国书院改设学堂。此后三五年间，绝大部分书院完成改制。只有极少数如船山书院，延续时间稍长。宣统元年二月十四，王闿运“甄别船山书院诸生，未集，仅六十馀人送卷来”。这是晚清书院考课的尾声。
作为考试的一种，书院考课尤其是散卷考课的方式，与科举考试区别很大。书院应课者与“风檐寸晷”下的考生相比，尽管也免不了紧张和倦怠，但考试的氛围还是舒缓许多。张棡日记提到过的《各省课艺汇海》，有咸丰进士范鸣龢的序，序称书院课试“其时甚宽，其境甚暇”[91]，虽有夸张，但也部分属实。书院之敞亮，甚过号舍者不知凡几；散卷的方式，更延伸了书院的空间、延长了考课的时间；学术型的散卷考课，在时限方面尤为宽松。
同样的，科举考试阅卷者的处境，也远比书院阅卷者紧张。光绪间曾任会试考官的李鸿逵，有《春闱内帘杂咏》组诗，其七《阅卷》有句云：“眼镜不离眉与目，手中频拭汗兼污。”“苦事撤堂连卜夜，灯光朱字两模糊。”[92]这讲的是考官的阅卷之苦。批阅书院课卷，虽然也是苦差，但精神方面还是要轻松不少。盖科举阅卷“既是体力活，又面临着两种压力。一是来自发榜后落第举子所营造的社会舆论，二是所录中卷解部磨勘之后所面临的各种处分压力”[93]，而书院考课普遍又频繁，未获隽者极少营造舆论，取中之卷也无须磨勘，阅卷者的精神压力比科举试官要小很多。
不仅如此，无论是应课者还是阅卷者，多能在短时间内获得经济报酬。对于考生而言，虽然所得多寡不一，也不是每考必取。但本月未取，下月还有机会。其成就感的强度，无法与举业成功同日而语，但频度则远甚之。对于阅卷者而言，工作量大，也往往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收入。
而另一方面，晚清书院考课的积弊也相当严重。早在乾隆年间，杭州崇文书院山长蒋士铨就曾批评，“近日书院先生多因贫而馆，聊且相安。生徒什佰，或见或不见，不能识认，除课卷评点之外，一无训勉”。而生徒“传递录旧，百计相诳，视会课如当差，重膏火如射利”。[94]此类状况至晚清似乎更为普遍。光绪二十二年，袁昶为芜湖中江书院立章程，就提到近日书院之师“往往不在馆时多，即在馆亦茫无授受启发，俨同病坊冷署，只为颐养之地”；而肄业生徒，“但贪图月领膏火，俨同乾馆”。[95]光绪二十四年《新闻报》上《书院积弊》一文亦称：“近闻金陵官场传述，知省垣钟山、尊经、文正、惜阴四大书院，百弊丛生。”[96]
这些优势或积弊，在以散卷为主流的时期，更为凸显。归纳起来，从接题、查书，到写卷、观摩，再到批改、阅读，晚清书院考课的整套流程，体现出三个基本属性：其一是开放性。课卷写作尤其是其中的学术性写作，往往因题而翻书，翻书以助答题。师友间互相观摩品鉴，有时还分工合作甚至捉刀以完成课卷。不仅阅读典籍和写作课卷相辅相成，课艺也是备考读物。其二是实利性。考生参与多家书院的考课，甚至托名、冒卷应课；山长不仅批阅本院课卷，还兼阅别处课卷，最主要的动力就是争取更多的经济收益。其三是重复性。应对大量的命题作文，连续数日熬夜写作是为常态。考生写卷难有激情，山长阅卷时有竭蹶之感，却又月复一月地完成此类事务[97]。书院考课的优势或积弊，也多与这些基本属性紧密相关。这是一种考试的日常，忙碌，充实，琐屑，凡庸，疲惫，当然，也偶有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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