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把教育常识变成社会共识
本文根据朱永新教授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首届全国教育科普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非常高兴参加中国教科院主办的首届全国教育科普论坛，我觉得这样的科普论坛确实非常有意义和价值。因为教育离我们的生活和每个家庭太近了，有时候甚至想不到它是一门科学。我们把它看成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忽略了其中很多科学的内容。其实现在全社会的教育焦虑、内卷、躺平等系列问题，都与教育科普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很多教育学家们认为的常识性的问题并没有成为社会的共识，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
当我们谈到科学的时候，总觉得它很高深，离我们的生活很远，所以需要普及；而教育离我们很近，我们觉得都懂；而恰恰越是离我们最近的东西，往往我们越是不了解，正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家长们为什么那么焦虑？因为家长们都希望孩子成龙成凤，都希望孩子是第一名，但是科学告诉我们第一名只有一个。所以与其去追求第一名，不如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正如我一直在讲的，“幸福比成功更重要”“素质比分数更重要”“成人比成才更重要”。这些都是教育实验学家们确信的基本教育观念，也是在教育学界以及教育理论界都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很多相关研究已经证明了的问题。但是家长以及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共识，所以很多父母们对孩子总是抱有过高的期待和希望，都希望孩子去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梦想，帮助大人们去圆梦。这再次说明，教育科普显得尤其重要。
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并没有认真做好教育科普，甚至在教育界内部教育理论家与一线教师之间也有一条无形的鸿沟。曾经有美国教育学者跟我说，这也是美国教育界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教育学者写了很多的书，发明了很多理论，开展了很多非常好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到不了学校，进不了课堂。老师在具体开展和实施教学的过程中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应用这些理论，加上他们并不熟悉这些理论，有时候还会拒绝和排斥这些理论。也就是说，教育科普不仅仅要面向教育外部，对于教育内部也同等重要。
这次论坛的选题非常好，孩子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作业？现在整个社会对教育的诟病中，课业负担过重成了最大的问题，为什么会课业负担过重？数据显示，中国孩子的平均作业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虽然中国的PISA成绩全球领先，但孩子们的作业的投入和产出比并不高。大量重复性的练习不仅占据了学生的时间，更是毁灭了学生的热情以及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学习，包括作业，本来是一种挑战，本来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但是现在变成了教师、学生和父母的心病。因此，我认为作业的问题应该让更多人了解。其实关于作业的研究很多，只不过我们并没有将其运用到教育实践之中。因此，我想围绕着如何把常识变成社会共识这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今年两会有一个很好的案例，江苏无锡锡山高级中学的唐江澎校长在两会的委员通道上4分钟的采访，冲顶了当天的新闻热搜榜，24小时的网络点击量达2.39亿，抖音的点赞量突破2000万。
唐校长深有感触地说：“学生一生一次高考，家长一生两次高考，而我们这些高中校长是每年一次高考。是的，学生没有分数就过不了今天的高考，但孩子只有分数，恐怕赢不了未来的大考。一个学校没有升学率就没有高考竞争力，但是我们的教育只关注升学率，国家恐怕就没有核心竞争力。分数是重要的，但是分数不是教育的全部，更不是教育的根本目标。”唐校长举例说，去年开学高一新生报到，男生自报的身高平均是1 80厘米，女生平均166厘米。现在的孩子发育很好，长势喜人，一半男生都比他高。但是测了一下引体向上，全体男生能够完成的只有3.72个；有132个男孩，一个也拉不上去。高一893名学生当中，有774人戴着眼镜。这些数据对他触动很大。所以他们选择从练俯卧撑开始做起，天天加强锻炼，到元旦已经发展到千人挑战一分钟50个俯卧撑，都能成功。他说：“好的教育就应该是培养终生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给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人格，赢得未来的幸福，造福国家社会。”
我们可以发现，唐校长的讲演主题就是“四个者”，分别是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所有的内容都围绕“四个者”展开，前面体育相关的内容都是为此做铺垫，其中不乏很多案例和故事，以及很多非常重要的金句，如“让分数带有生命的温度”“用专业的力量解决教育问题”“让幼儿园的孩子养成整理东西的习惯，远比他们早识字更重要”“让孩子们多读书远比他们去做阅读理解题更重要”“不能够把中国的明天交给补习班”等等。
两周前，全国政协开了一个宣传思想工作座谈会，专门邀请了唐江澎校长，他说这个4分钟的讲演，其实准备的时间远远超过几十个4分钟，甚至几百个4分钟，在北京整整花了2天的时间进行打磨。由此可见，科普并不好做，这些理念虽然看起来很简单，每个学教育的人都知道；但如果要将这些常识变成社会的共识，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就好比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能够做科普，也不是所有的教育家都能够做教育的科普。唐江澎校长给我们分享了几个关键点。首先话题要好，就像我们今天的话题“作业”，这是一个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再比如“什么是好教育”，类似于这样的话题有讨论的空间，有深度。其次要有故事，做好科普需要讲故事，故事是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因此，所有的讲演、报告、著作、文章，都应该讲好故事。总的来说，我们大部分的教育家不太擅长说故事。如果把故事讲好了，就能够非常明确地指出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校长与学生比身高、测试学生引体向上，这便是通过讲故事来说明学生体质的发展情况。第三，要有数据，用数据来说明问题。最后，金句也很重要，要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用有温度、能够让大家记住的方式表达出来。可能一个演讲结束了，人们往往能记住的就是两句话，这便足够了，因为最主要的观点已经让别人牢牢地记住了。另外，他还提出了要把大话题跟小切口结合起来，比如好的教育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他是从与学生比身高的切口来切入的。此外，他还说“大方针和新句子结合起来，屏上说和务实做要结合起来”，后者主要是说他作为校长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凡事必须建立在学校实践的基础之上。
如何把教育常识变成社会共识？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加强专业的力量。真正的专家，专业的立场。普及不能离开科学本身，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伪科学和反科学的东西。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比如市场上许多家庭教育的图书，其中有很多从理念便是错的，更像是成功学的一套思路。因此，专家的立场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是专家如何去言说也是一个问题。最近我写了一本小书《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上市不到一个星期第一版就卖完了。前年我的另一本书《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到现在已经是第20多次印刷。教育理论界的书卖得这么好的并不多见，主要是因为我刻意地、努力地去讲故事，特意用老百姓能够看得懂的话来言说。我在写作的时候就在思考如何让这个理念被大家所理解、向往。因此，必须要用最通俗的方式、最能够让老百姓接受的方式和话语去写。其实，不仅仅是刚才所提到的两本书，20年前我在做新教育的时候看过一本管理学家德鲁克的书，他说，作为一个学者出多少书、有多少理论并没有多大意义，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走进人们的生活，能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那如何改变生活和走进生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科学普及的道路，让更多的人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去实践，那么你就要用大家能够接受的话语方式。我2000年出版的书《我的教育理想》至今已经印刷了60多次，但依然受到一线中小学教师的欢迎。自此，我便明白了教育可以是很温暖的，可以和大家走得很近的。
第二，加强榜样的力量。普通的榜样，草根的故事。做科学普及一定要讲故事，树立草根的、民间的榜样。当前我们树立的榜样绝大部分是离我们很远的，一般的家庭根本无法达到的，而普通人的生活案例太少。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需要更多地运用最普通的、最草根的一线教师的案例、来自生活的案例。
第三，加强媒体的力量。关注社会热点，及时组织讨论。当前，媒体对于教育没有起非常积极的作用，甚至有时候在制造焦虑、贩卖焦虑。媒体通常会选择故事，但是它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好故事。这主要是因为媒体的教育专业素养不够，而教育专家没有出现在“教育现场”，没有直接去给他们讲故事。所以，我们需要专业性的媒体。我非常欣赏《教育文摘周报》把办刊的方向转向普及，站在更加专业性的立场去推动教育科学知识的普及。
10多年前，我曾经跟冯骥才先生做过一次比较有深度的交流对话，之后我们想尝试发起一个全国范围的教育大讨论，随后我们找到《文汇报》，但最后没有实现。其实，我们的教育，真的需要开展一场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的大讨论，搞明白到底什么是好教育？我觉得唐江澎校长只是开了一个头，并没有真正地撬动起来。如果在全社会好好地讨论，到底什么是好教育，到底我们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应该不应该给孩子童年生活更多的快乐，应该不应该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教育的很多问题最终会达成共识。
我认为，学校与家庭携起手来，媒体与专家携起手来，可能我们的教育会更加美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教育科普的确意义重大，而且任重道远。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为我们教育科普出一份力，谢谢大家。
来源：教育文摘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