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产艺术，渴望尊严：甘肃山村石节子是谁的梦？
编者按：
西北小山村石节子，因出了一位艺术家村长，而与当代艺术结缘。整个村子也被命名为“石节子美术馆”。10年来，大部分村民都走出过石节子，去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最远的去过德国。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也来到这个村子，和村民们合作。而“这种合作产生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作品，而是村民作为人的自信和尊严。”艺术改变了石节子，村里有了自来水，修好了路。村民在北京办画展，花椒树远赴上海展出……这一切让石节子村民有了脱离贫困的希望。不过，生活中，艺术与窘困的现实之间仍然充满张力。
十月初晴朗的一天。甘肃小村石节子的村头，那条乌黑的、两米多长的不锈钢鱼人雕塑换新了，在夕阳下锃亮。雕塑下面，堆放着一个个蛇皮袋子，装的是从秦安县城运来的煤。今冬的煤送货上门，省了村里人下山拉煤的力气。一个身形瘦弱的村民推了个独轮小车，一袋一袋推煤回家。山路太窄，汽车到不了他家的土屋跟前。他家穷，40多岁了讨不到媳妇，和母亲相依为命。
靳勒刚从省城兰州回来。他是石节子的村长，也是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老师。他每周三天要给学生上课。上完课，就从兰州坐高铁，一个半小时到秦安县城，再打车爬山路到石节子的家。
靳勒穿布鞋，头戴一顶普通的绒线帽，走过山路时，大声和村民打着招呼。他今年54岁，生长在石节子，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1991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2008年春节，村民们一起围着炉火喝酒时，一致推举他当了石节子村的村长。
村长靳勒把当代艺术带到了石节子。这是一个大手笔——他把整个村庄命名为“石节子美术馆”，并在网络上宣布，要在这个全世界最“土”的美术馆展开一系列当代艺术实践。
此事一度惊动中国的当代艺术界。至今还有评论称，中国的当代艺术从这里“拐了个弯”：从此不再停留于城市的画廊和美术馆，而是真正回到它的本质——介入现实，和干预生活。
2010年10月，石节子村民在村头竖起村里的标志“鱼人”雕塑。这是村长靳勒的雕塑作品。
藉着艺术，靳勒带着村民们去看了世界。一次，在德国的艺术展上，59岁的村民靳女女对着记者的采访镜头，冒出一句话：“艺术重要，雨水更重要”。这句话，成了石节子的“经典”。
如今，12年过去了。石节子村依然是全中国唯一一个整体以“美术馆”命名的小山村。艺术给这个只有13户人家的小山村带来了一些改变。但在这片贫瘠干旱的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依旧。来来去去的艺术家们，把艺术和一些朦胧的希望留在这里。而每年春天，石节子人翘首以待的，依然是一场透彻的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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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人的生存”的美术馆
从甘肃天水的秦安县城出发，一路向北。出租车经过尘土飞扬的县道，沿峡谷爬一段陡坡，拐弯进村。山路变窄了，路边的土崖上，用木楔子打进去歪歪扭扭的一行字：“石节子美术馆”。石节子村就到了。
美术馆的题名是村民何蠢蠢写的。确切地说，是她一笔一划“画”出来的，因为今年80岁的何蠢蠢并不识字。她是靳勒的母亲。
选母亲的字作为美术馆的题名，靳勒说并不是自己的私心。当年，他把母亲和其他六个村民写的“石节子美术馆”几个字发网上，请网友们选，结果母亲得票最多。
从空中俯瞰石节子全貌。
10月18日这天，靳勒在自家土墙外小凳上坐着，正接受兰州大学两位新闻系学生的采访。他一边答问，一边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弹弓，瞄着一棵果实累累的柿子树打去。当地有一种长尾巴的灰喜鹊，专啄柿子和黑枣，母亲叮嘱他一定要帮她赶走这些馋嘴的鸟儿。
母亲去教堂了。每个周日，母亲都会去村头路边等车，去3.9公里外的穆家山教堂。父亲靳海禄活着的时候，每到初一十五，都要去山上的道观神仙塔当义工。他是石节子的老村长，今年6月13日，他走了，享年87岁，埋在村外的山坡上。
“和所有美术馆不同，石节子美术馆是关注人的。这是一座和人的生存有关的美术馆。以前的美术馆，可能只关注物，只有这里，关注的是村民的生活。”靳勒给来采访的两个学生，解释着石节子美术馆的意义。
这一刻， 天空中有灰喜鹊飞过；靳勒的妹妹从地里摘了一大把辣椒回来；村头的拖拉机突突响着，80岁的老妈妈搭车从教堂回来了。靳勒说，这一切，都是石节子美术馆的一部分。作为村长和石节子美术馆的馆长，他说，在石节子，生活与艺术，其实难以区分。“在这里，整个自然村庄的山水、田园、建筑、植被、树木、院落、家禽、农具，以及村民都成，他或者它们，其实都是美术馆的展品。”他认为，这也是石节子作为一个美术馆的特殊之处。
2008年，村民何蠢蠢为石节子美术馆题写馆名。她也是村长靳勒的母亲。
当年，靳勒深受二十世纪德国最著名的政治艺术家博伊斯的那句“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影响。如今他觉得，12年来，他在石节子村所做的，都是围绕着这句话展开。
在石节子，每一户村民的家都是美术馆的一个分馆，并以这户人家主人的名字命名。“海禄馆”，“茂林馆”，“保元馆”，“女女馆”……共13户。名字是用粗铁丝焊的，风吹日晒已经生锈。这些门牌，是中国美院一位学生的作品。
大约十多座雕塑散落在村庄，大多都是靳勒早年的写实作品，例如，纳着鞋底向远方眺望的母亲，北方街头卖“冬果梨”的老汉和馋嘴儿童，还有一个穿牛仔裤青春洋溢的都市女郎，都被漫不经心地安放在杂草中或某户人家门口的电线杆下。
有一个将军头，安放在一座土包上，面朝村外的锁子峡，有镇邪的用意。另有两个人体雕塑，全裸的一男一女，放路边怕村民难为情，就安在梯田上方的杂草里。远远看去，男人的头不知啥时候掉了，还没来得及修。
在石节子，更多作品容易被忽略，那是村民眼里“看不懂”的当代艺术。如果不是有人介绍，你很容易错过它们。
一条土黄色的鱼人，树脂做的，扑倒在草丛里，如在干涸中挣扎。头像是靳勒的，身体却是一条鱼。那是20年前村长靳勒参加过国内重要当代雕塑展的作品。
村东头有一条60.8米长的路，叫“公民之路”，是北京艺术家琴嘎和村民李保元在“一起飞”艺术项目中合作修造的。两人曾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为这条路募款两万多元。这条路便利了村民和访客，但如果没人介绍，你不会知道这也是一个“作品”。
在西北，像石节子这样平凡的小山村，一般很少有公共设施。但在石节子，一进村子，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广场和路灯。“广场”，其实是村口几条岔路的交汇处。2016年，艺术家厉槟源和村民合作，在这里举办了一次“歌舞大赛”，略加收拾，放上有“广场”两个字的木板，再挪来一座孔老夫子的雕塑，靠着麦草堆。石节子的一个公共空间“广场”就诞生了。
在“广场”四角，各有一盏太阳能路灯，给这个小村增加了一些现代气息。这是艺术家葛磊和村民孙银银合作的。早先，入夜后的石节子万籁俱寂、漆黑一片。如今，石节子的夜晚也有亮光了。
琴嘎、高峰、李颂华发起的“包装箱计划”，曾给石节子送来一个包装箱，村民们可以把它变成任何东西，结果大伙儿给其中填满了麦草。另一个美院的学生，为一户人家修了一个柴火架子。等柴火烧完，这个“作品”也就湮没草中，再无人过问。
在一直关注石节子的青年学者赵婧看来，这就是石节子。在这里，艺术似乎突然“失重”了。艺术只能和生活一起发生，它和画廊、美术馆里审美的东西完全不同，也和传统的艺术不同，它更多的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实践。
村民靳茂林的家，他家也是石节子美术馆的分馆“茂林馆”。门上贴着艺术家石玩玩的作品《东墙》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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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村民去德国
追究起来，石节子和当代艺术发生关系是在2007年。这也是石节子被外界知晓的第一次。
那年夏天，靳勒带了4个村民去德国，参加一位著名艺术家的作品。这也是当年七月在德国举办的世界三大艺术展“卡塞尔文献展”的一部分。靳勒在艺术家的博客上留言报名。报名后次日就接到电话，石节子村得到五个名额。其中一个给了山上神仙塔的道长。但道长临出发时变卦了，据说是怕坐飞机。
石节子推举出了4个人去德国，年龄最大的靳女女59岁，最年轻的孙葆林26岁。
靳勒带着村民去乡上办护照，从未出过国的乡长被吓了一跳，怕几个农民被骗了。几经周折，护照才办下来。
在卡塞尔，4个村民大开了眼界。他们跟着靳勒，看了古典的西方油画，也看了最前沿的当代艺术。在异国街头转悠，李保元说最喜欢的是德国的墓地，“就像公园一样，全是花，还特别安静。”
一天，在参观一个艺术展时，突然下起大雨。四个庄稼汉扔下他们本来也看不懂的展览，到玻璃窗外呆呆地看雨去了。恰逢德国一家电视台在拍摄，靳女女对着镜头用秦安话说了一句：“艺术重要，雨水更重要”。那时正是靠天吃饭的石节子的旱季。他惦记的，是山梁上浇不了水的花椒、麦子。
2016年腊月，靳女女因肝癌去世，终年69岁。他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去德国之前，只在1980年代去过一次省城兰州。卡塞尔是他一生中走的最远的地方。
德国之行后的第二年，“石节子美术馆”成立了。
2007年，四个石节子村民在德国，最前面的是当年59岁的靳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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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村庄的日常“贴金”
1991年，靳勒从西安美院雕塑系毕业后，先去了深圳打工。他干了一些小活，为父母挣回了村里第一台小电视。那之后，他回到兰州，被分配到西北师范大学，当了一名美术老师。
1998年，他离开兰州，去北京，报考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同等学力研究生班，师从著名雕塑家隋建国学雕塑。
那是世纪末的北京，各种当代艺术展层出不穷。靳勒看展览，“当代的东西”对他刺激很大。他才发现，“艺术原来可以这样做”。在那之前，包括在西安美院学习雕塑时，他都是学做头像、人体等，纯技术，学习的是“革命浪漫主义的苏联模式艺术”。“和当下的生活并没有关系。”
那时的靳勒，正在艺术的彷徨期。自己在北京，老婆孩子在兰州，父母还在苦焦土地上的石节子。“感觉自己像一条鱼，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是什么。”
他抓住这种不确定的感觉，把自己做成了一条巨大的鱼。头颅是自己的，身体却是鱼，参加了著名策展人黄专策划的“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那是1999年。他的作品引起了很大关注。
在那以后，他陆续又做了鼠人、壁虎人、虫人等系列，告别传统的雕塑形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曾在一年内受邀参加七八个重要的展览。
他的系列作品，都是用卑微地匍匐在地的动物躯干，顶着一个他自己的头颅。作品让人惊骇，也让人思考。靳勒后来想，自己为什么没有选择虎豹狮子那些强大的动物？或许，潜意识里，他要表达的人的生存状况，和遥远的石节子有关，和贫瘠土地上生存的挣扎有关。
有了一些名声，一度想要留在北京做职业艺术家的靳勒，最终还是回到了兰州。自己的小家在兰州，父母又在石节子渐渐老去，他别无选择。
当他再回到石节子时，他发现，在这个西北最不起眼、生存条件恶劣的小山村，时光似乎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北京的摩天大楼、霓虹闪烁和这里完全没有关系。他痛切地感受到，在这个国家近几十年的发展中，他的故乡石节子，是被现代文明遗忘和忽略的。
父亲在1970年代盖的院子，四堵土墙已风化变矮。院子后面父亲种的那棵李子树，长了40年，还没他的个头高。2005年春天，李子树开了一树白花，靳勒跪在树下，开始他的行为艺术《贴金》。他在树干上细细裹了一层金箔，小树变得金光灿灿。随后，他又用金箔包裹了父母睡的土炕黑乎乎的炕洞门，还包裹了母亲用了几十年的乌黑的推耙。他想用这种方式，让父母的寻常日子也庄严起来。
靳勒在石节子的行为艺术作品《贴金》，实施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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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飞 ：沉重的飞翔
德国之行后，靳勒就一直在想：艺术能不能改变村庄，让石节子人过上好日子？
2008年春节，大年三十，艺术家赵半狄带着他的熊猫团来到石节子，给石节子人送来了一场“全世界最小的春节联欢晚会。”
这一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靳勒在北京的厂甸75号艺术区还有自己的工作室。他关注热点事件，也关注艺术维权。但最终，他所在的艺术区还是被拆掉了。他将北京工作室的东西拉了一卡车，回到了石节子。其中一张巨大的工作台，安放在了父母的小院里。
他开始带着村民做艺术。他自己动手给村民们理发，将满地的毛发收集起来，加上村民们的旧衣服破布条，和了石节子的红胶泥，让村民们做出了几十个大泥棒子，命名为“基因棒”，这个作品参加了当年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开馆展览。
一个“基因棒”50元。村民们第一次尝到了艺术带来的真实滋味。大伙儿都很高兴。艺术终于实实在在地对他们的生活有帮助了。
接下来的几年，靳勒不停地在村里“折腾事儿”。原本默默无闻的石节子上了好几次电视，县里终于注意到了。2010年，乡上给了两车水泥，硬化村里的土路。也是在这一年，村里举办了“第一届石节子国际电影节。”电影节就在村口举行，放了三部电影，都和乡村有关，包括法国导演托尼. 加列夫的《只爱陌生人》。石节子的黄土路第一次铺上了红地毯。
2014年，县里出资，完成了全村的引水工程。祖祖辈辈喝窖水的石节子人，终于喝上自来水。
但石节子的贫困依旧。虽然离县城不过6公里的距离，但地处陡峭的山茆上，人口又太少，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弱病残。虽然有了点名气，但离政府或企业愿意来“旅游开发”的那一天，还很遥远。
2015年，中央民族大学教师、艺术家琴嘎和他创办的北京“造空间”发起了一个石节子村的艺术实践计划，取名“一起飞”。召集了25位新锐艺术家，资助他们在石节子展开艺术活动。“艺术就是要再回到生活中去搅动现实。”琴嘎说。“一起飞”计划要求艺术家和村民平等自愿参与，在双方商讨中产生作品。艺术家要面对的主体是村民。
2015年，发起“一起飞”艺术实践计划的艺术家琴嘎（右）和石节子村民李保元在北京，为他们合作的“公民之路”募捐。
“一起飞”在靳勒家院子启动。艺术家和村民现场用土豆抓阄，结成对子，共同完成一个作品。村民李保元说，他理解的“一起飞”，“就是艺术家拉着我们村民一起往前走。”
琴嘎和李保元抓阄到了一起，李保元从山沟里拉来好几车花岗岩石子，和琴嘎以及几个村民干了半个多月，修成了60.8米长的“公民之路”。
艺术家吴高钟抓阄抓到了村民叶调调。60多岁的叶调调生活困难，身体有病，一直没有钱出去治疗。在很多次的聊天后，吴高钟决定帮叶调调做点事。他有两个计划，一是帮叶调调养植甘草。另一个，是送叶调调到北京去看一次病。
另一位年轻艺术家刘伟伟和村民靳同生合作。他帮助村民做了一些事，包括代表村民去秦安县政府。他最终确定，每年的1月3日到村里给村民开一次会。这位始终在社会事件现场工作的艺术家，意识到在物质贫穷的石节子，还有一种“权利的贫困”。他认为，石节子人需要一种真正能够表达他们自己诉求的公共生活。
2020年元旦，艺术家刘伟伟如约到石节子和村民一起开会。他打算将石节子每年元旦的“村民会议日”一直坚持下去。今年已是第五个年头。
而中央美院雕塑系的教授张兆宏，则和靳勒的父亲商议为石节子盖一个悬崖边的家庭旅馆……
所有的作品都和石节子当下具体的事情有关，但也有“无用的诗意”。艺术家李颂华抓阄抓到了村民靳世林。靳世林是一个苦命的父亲。李颂华做了一场名为《一人半身高的夜晚》的行为艺术。从午夜12点开始，扛着靳世林爬山去看早上六点的日出。在这个过程中，李颂华吃了两次速效救心丸。
这些“作品”，看起来像是艺术家们在村里“扶贫”。但琴嘎否认这一点。“我们不是扶贫，也无法扶贫。”他说。扶贫和致富是政府或资本做的事情，艺术家提供的只是价值的认知。“一起飞只是想搭一个结构，让艺术家和村民合作。这种合作产生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作品，而是村民作为人的自信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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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还相信艺术”
10月18日这天，石节子村头，村民孙银银正背了一捆稔子回来，堆放在墙边晒太阳。孙银银今年70岁了。家里有三四亩山坡地，种了花椒，苹果，稔子，当地人用稔子油换菜油吃，两斤半可以换一斤。
孙银银在自家门前的黄土崖边种了一大片花。繁盛的太阳菊，还有大丽花，恣肆地开着。4年前，孙银银被艺术家刘伟伟带着去了趟北京。那是他人生中最远的一次旅行。
石节子小而干净，没有人乱扔垃圾。村里常有远客来，大伙儿都有公共卫生意识。更何况，村长叮嘱过，酒瓶呀，旧衣服呀，废了的农具呀，不要乱扔，说不定艺术家就能当材料用呢。
这是艺术给石节子带来的改变。“艺术让他们自信了。外面来了人，他们可以很自如地打招呼。过去大家都很害羞，这些年见的人多了。”靳勒说。
在靳勒看来，这些年，村里的硬件可能没有太大变化，但村民们的内心还是变化着。艺术让他们开了眼界，也让他们多了一些幸福感。这么多年，艺术家来来往往，村民们也多少对当代艺术有了理解，他们会说，“花椒就是我们的作品。”
村民李保元在自家院里。墙上是西安美术学院“乡村密码——石节子公共艺术创作营”学生的作品。江雪摄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石节子每天都有人来呢。”李保元说。言谈中颇自豪。他当年去过德国，“从此也喜欢艺术”。这两年，他在琴嘎的鼓励下，也学着“做艺术”。他在干活时捡回一些石头，写上日期，起了个名字，就叫《日子》。大家都说好。但他忙着下地，或外出打零工，“没时间再做这些”。
2019年10月，在北京世纪坛，石节子为村民靳红强举办了一场画展。红強的画有好几幅被人收藏。靳勒算了算，红强为他的父亲已“挣”了几千块钱了。
红强今年已23岁，但长得只有八九岁的样子"。他的母亲在几年前喝药自杀。红强说话口齿不清，不爱理人，却和靳勒很亲。一个偶然的机会，靳勒给了他毛笔和墨水，没想到红强就画了起来。他画院子里的梨树，画鸡和狗，画野花。但他最爱画的是电视的遥控板。他喜欢遥控板，“一按，电视上啥就都有了。”
“长不大”的靳红强喜欢画画。村里给他办了展览。2019年3月，他的画在北京世纪坛展出。
“我觉得艺术还是好。没有艺术，石节子能有啥特点？人家能知道这山沟沟里有人住？”李保元说。2017年，他曾护送着石节子的6棵花椒树去上海参加琴嘎的艺术展，又开阔了眼界。他的说法，也是大多数石节子人的想法。
这么多年了，“村民们还相信艺术。”靳勒说，这也是他最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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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忧虑：石节子会不会消失？
十月的一天下午，村民靳五成家砍倒了一棵门前的大香椿树。靳勒匆匆赶来，给女主人说了半天好话，另一棵待砍的楸树才被留了下来。
靳勒表情平静，并没有光火。事实上，即使是石节子，艺术与生活也不全然和平共处。在干旱的石节子，长这样一棵树不容易，随便砍掉是太可惜了。但靳勒说自己能理解村民的实用主义。“这棵树，他们天天看，没感觉，甚至烦了。就觉得砍了也没损失，还能烧柴火。”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村民盖房子的事上。石节子的房子大部分是瓦屋顶，这也构成了石节子错落有致的古朴风貌。两年前，有人家盖房子，拆掉了老屋，盖成了时兴的二楼，用蓝色的彩钢板，从村头看下去，很刺眼。
靳勒曾想劝说对方不要盖楼房，但他最终放弃了。
“你知道农村人为什么喜欢瓷砖？因为瓷砖是干净的象征。他天天和土打交道，地里是土，回家也是土，其实很烦的。”靳勒说，村民盖楼房，贴瓷砖，其实就是想过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他们没有错。
艺术给石节子带了改变。但村民的生活依然并不富足。他们渴望通过艺术改变乡村的命运。江雪摄
他说，当代艺术就是要强调主体性。“石节子人没有多少能当家做主的机会。他们唯一的话语权，可能就是他家的树，他家的院子。”他只能尊重他们的选择。
他也在想，其实这些矛盾也好解决。如果石节子美术馆有收入，就好办了。例如对一些大树，石节子美术馆可以保护起来。对村民们的房子，也可以做更好的规划……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有钱”。
另一个让靳勒担忧的事情是，12年来，石节子的人口越来越少。他掐着指头算：这些年，村里的13户64个人中，已有7个老人去世。结婚娶亲的只有两个，另有四个姑娘出嫁。这么多年，村里只有三个孩子出生，有两个还是生在青海。目前，村里也就只有50个人了。
和所有的中国村庄一样，人口的老龄化，以及青壮年外出打工造成的“空心村”问题，都困扰着石节子。
2020年10月18日，村长靳勒走过石节子村头。石节子的未来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江雪摄
也有好消息传来。这些年，石节子的影响越来越大，县上也注意到了。从前年开始，当地就有了“打造”石节子的想法。石节子下面有温泉，往上走有神仙塔。当地政府有意把艺术、宗教、乡村旅游等联系在一起，打造成一个旅游空间。
这是石节子人所期盼的。靳勒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内心多少有些抗拒。他曾担心政府的介入会“让石节子不像石节子了”，变成一个旅游景点之类的地方。但他的想法如今已有改变。
他觉得，政府能介入是好事。首先这是村民们所企盼的。另外，确实会对村民的生活有好处。他说，去年双方已做了接触。他也邀请了北京的艺术家、建筑师等，对石节子周边做了一个大的规划，已报给县政府，但或许是因为疫情，现在尚无消息。
这个秋天，在石节子，“家庭旅馆”开始夯土了；有美院的学生即将来村里写生；元旦后的1月3日，艺术家刘伟伟会如期而至，为村民开会。他曾说过，会每年回到石节子，“除非我的肉体消失，或者石节子消失。”
又是周末，靳勒回到村里，和村民在山道上打着招呼。李保元的妻子在邻村收苹果，一天能挣一百多。李保元则在捡回的石头上写下日期，那是他的《日子》。有年轻人从城里回来，又离开。在石节子的“广场”上，没有人去跳舞。年轻人都出去了，留在家里的老年妇女，大多腿疼。当夜幕降临，村里的路灯全都亮了，石节子不再黑暗。
这是石节子的日常。2019年在北京举行的“石节子十年”的展览，名字就叫《谁的梦》。策展人崔灿灿曾问靳勒，石节子到底是谁的梦？靳勒回答：当然，那是石节子人自己的梦。
（文中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靳勒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