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 千古艰难唯一死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满街晃来晃去的辫子好像一夜之间消失了，那玩意儿不仅丑陋，打理起来也麻烦，不卫生。当然，也有老顽固不肯就范的。那时举国还剩下两条著名的辫子，一条在北大，一条在清华，前者是辜鸿铭，后者是王国维。辜的辫子不免标新立异，而王国维则是在为清廷守节。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从清华园出来，雇了一辆驴车来到颐和园，缓步走到“鱼藻轩”停下，慢慢吸完一支哈德门香烟，突然一头扎进水中。池水仅没膝盖，但淤泥积得很深，他的口鼻都被堵住，很快就窒息而亡了。园丁等人拖他上来，发现他的内衣还没有完全湿透。王国维身上带有遗书，开头便说：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对于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一说是为清王室殉节；二说是为文化求亡；三说是担心北伐军迫害；四说是欠罗振玉的钱还不上……每种说法都有大量的论据支持，真相愈发显得扑朔迷离。在投湖自尽之前，王国维从未到过颐和园，为什么要选择在那个地方自杀呢？《诗经·小雅》中有“鱼在在藻，依于其蒲”一句，郑玄对此曾有如此解释：“藻，水草也。鱼之依水草，犹人之依明王也。”王国维是当世第一国学大师，自是明了“鱼藻轩”之意，看来殉节之志无可置疑。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王乃誉博学多才，却难得功名，对儿子寄望甚大。王国维自幼体质羸弱，性格忧郁，而且家里人一直为死神笼罩：王国维四岁丧母，继而丧祖父、丧父，成家之后又丧妻，八个女儿夭折了六个。王国维一生坎坷，饱经悲痛，对人生的变幻充满了疑问，选择了从事哲学思考工作。
王国维七岁入私塾，十一岁学习八股，十六岁参加海宁岁试，以第二十一名考中秀才，为“海宁四才子”之首。然而，他先后两次考举人都名落孙山，无奈做了私塾先生，又因和雇主不睦而辞职。1898年，王国维来到上海，学习德文、英文、日文等，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原著，尤其喜欢尼采和叔本华，他觉得西洋人热衷追随欲望，物极必反，最后将导致毁灭。其间，他担任《时务报》的书记兼校对以维持生计。
头上虽有小辫，王国维内心却通达无碍，并没有什么辫子。他不想做个搜集整理资料的二流学者，而是想探求哲学真理。1908年，他发表《人间词话》，用西方美学评论中国文学，提出了做学问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他说，人的一天恰如一生，都是由朝气落到暮气的过程，所以，王国维上午读经典考据，午后读史传，晚上则读些诗词杂记。
王国维用叔本华思想分析红楼人物，所谓“玉”，即为“欲”，宝玉谐音“饱欲”，黛玉谐音“待欲”，《红楼梦》是本解脱之书，讲的是贾宝玉离假归真、归还欲望的过程，解脱之道在于出世，通过自杀是不行的。他认为，书中最终可以达到解脱的只有三个人：惜春、紫鹃和宝玉。奇怪的是，民国大师普遍推爱紫鹃，大概是因为紫鹃真善到了极致，有了出尘之美吧。
王国维业余时间在东文学社学习日语，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朋友——罗振玉。
1900年，罗振玉资助王国维去日本留学；1903年，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去通州师范学校教书；1904年，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邀王国维前来任教；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罗振玉被任命为学部参事，王国维随他北上，就住在他家里，并被推荐担任“学部总务司行走”。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罗、王一起携全家老小赴日本避难。
在日本京都的四年，是王国维一生中最清闲的时光，他读遍了罗振玉家藏的古籍、古器物拓片，和罗振玉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共同创作了《流沙坠简》一书，引起很大反响。1915年，因经济所迫，王国维回国担任《学术丛编》主笔，先后撰写了《毛公鼎考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文章，奠定了自己在史学领域的大师地位。
1919年，罗振玉回国，王国维随后也担任了“南书房行走”。溥仪待之以帝师之礼，见他眼睛不好，时而亲手为他布菜，有回还降旨允许他在紫禁城骑马。王国维感激涕零，说清朝能以布衣身份享受这种礼遇的臣子，除了朱彝尊，就是他了。数月之后，冯玉祥不顾皇室退位《优待条例》，带兵驱逐了溥仪。王国维悲愤不已，几次要跳神武门御河自杀，但都在家人的劝阻下作罢。
1924年秋，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胡适等人力邀王国维加入。王国维之前拒绝了北大三次，这回不得已也拒绝了清华。还是溥仪亲自“下诏”，才达成此事。在清华，王国维埋头治学，除了与陈寅恪、吴宓几位同事以及学生们探讨学问之外，一般他是不应酬的。那时，日本学者常去王国维家拜访，有时被几个调皮的孩子在后背上画小“王八”。这些孩子长大后才知道，他们当年戏弄的是日本的一些国宝级学者。不管来什么人，王国维都是自顾自抽着烟，决不让客。这倒不是因为他傲慢或自私，用他的话来说，是“强颜入世苦支离”。
王国维一生著述六十二种，批校的古籍逾二百种。有次王国维坦言，他对《尚书》十之五六不懂，《诗经》也有十之一二不清楚，令在场的师生大为震撼。清华的授课方式很有意思，王国维往往不讲，学生讲，他时而点拨；梁启超一讲到底，学生不讲；陈寅恪是讲一半，学生问一半。卫聚贤爱做翻案文章，先罗列，再排比，然后逐条驳斥，最后立论。王国维告诉他：讲自己的好了，何必管别人？卫回答不破不立，王国维道：“只要你自己说对了，别人不驳自倒。”
王国维爱逛琉璃厂，买点旧书，顺道去小酒店喝点酒，配些煮花生煮毛豆，虽酒量很小，却乐此不疲。晚上，他一个人玩会子牌，十点前一定是要睡的。学生王力对“偶像”曾有这样的描述：“留着辫子，戴着白色棉布瓜皮小帽，穿长袍，勒一条粗布腰带，一个典型的冬烘先生的模样。”连眼高于顶的鲁迅先生都说：“要谈国学，王国维才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过，老实得像火腿一样。”
王国维不愿参与朋党之争，甚至与老友罗振玉闹翻了。作为旁观者，他看问题颇为不同，比如他说有些不平等条约不见得损害中国利益；还有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曾写信给朋友，预测俄国革命将波及中国。
1927年，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战争，枪毙了叶德辉和王葆心两位学者，这令王国维对时局十分忧惧。同年6月1日，清华大学提前放假，学生们宴请导师，王国维席间说：“我总不想再受一点辱，我受不得一点辱！”次日上午八点，王国维来到研究院办公室聊了会儿天，突兀地跟人借了五元纸币，然后走出门，再也没回来。
王国维的祭奠活动很是热闹，不仅皇室、清华大学隆重哀悼，而且连日本京都等地都有拜祭，陈寅恪、吴宓行的是跪拜大礼。
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学生们捐出了五百元奖学金，为其在清华园外的七间房筑碑，由梁思成设计，陈寅恪撰写碑文，其中有一段为民国文人画龙点睛：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