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合影

胜利之吻,Alfred Eisenstaedt,1945

今天,张淑英奶奶的告别会,在重庆举行,因为疫情,我无法前往。

奶奶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的人。最触动我的,用志愿者用电脑为她和丈夫合成的一张照片。

1937年的冬天,他的丈夫钟崇鑫牺牲于南京保卫战。那年,她只有16岁。直到七年后,张淑英在大街上碰到了丈夫的一位战友,才知道丈夫阵亡的消息。

直到丈夫牺牲77年之后,93岁的张淑英,才把这段经历告诉志愿者,她说,她想知道自己的丈夫,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揪心的追问中,有太多历史的委屈和无奈

幸运的是,志愿者在尘封的档案中,找到了她的丈夫的照片。有心的志愿者,将照片和奶奶年轻时的照片合成在一起,给他们做了一张合影。这张合影被奶奶放在床头,每天晚上睡觉前,奶奶都会对着照片说几句话。

昨天下午,100岁的奶奶终于和她32岁的丈夫,团聚了。

四川妹子许祖芬是在1948年9月嫁人的,那时,她只有19岁,丈夫陈启明是一位国军少校,上海人。1937年,陈启明的姐姐和弟弟被日军的飞机炸死。他带着家仇国恨报考军校,走上战场,抗战胜利后,陈启明驻军四川。

结婚一年多后,解放军进入四川,陈启明随部队投诚起义。他们觉得,新的生活就要到了,终于可以过安稳日子了。

没想到的是,她的丈夫被认定为潜伏特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十年后,许祖芬去监狱接丈夫回家,被告知,她的丈夫因为懂得无线电技术,需要重点监控,可以在监狱安排工作,但不能离开。就这样,许祖芬又等了22年,直到1983年,丈夫平反,才得以回家。

这一年,她53岁,他年满花甲。

为了迎接丈夫归来,许祖芬把两个人年轻时的照片放大,并排挂在墙上,布置新房,算是补一个结婚照。这对无儿无女的老人,开始了相濡以沫的生活。

2019年2月,97岁的陈启明去世。去世前,他叮嘱志愿者,“等我去世后,把骨灰罐丢在长江里,让我回上海去找我的妈妈。”他说完,许祖芬奶奶说,“等我去世后,把我的骨灰罐也丢在长江里,让我去上海找他。”

一年后,奶奶去世。

我们在上海为老人申请了免费的墓地,希望疫情结束后,送他们一起回家。

周秀莲是目前国内已知年龄最大的抗战女兵,长沙人。1931年,她嫁给了黄埔六期军官杨平。她也因此从军,成为部队后勤部门的一位女兵。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分开。

杨平带着她,在陕西住过窑洞,在河南睡过土炕,在山西骑过骡子,虽然一路颠沛,但她很满意,毕竟是在丈夫身边。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们拍了一张合影,她抱着孩子坐在前面,丈夫站在身后,一只手搭在孩子的肩膀上,幸福美满的一家。

1942年6月的一个深夜,身为中国远征军新22师66团上校副团长的丈夫,急匆匆回到家里,亲了亲熟睡的孩子,告诉她,有紧急任务。丈夫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新中国成立后,丈夫的身份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那张合影,也成了烫手山芋,她不得不把照片上穿着军装的丈夫剪掉。

2013年,寻找抗战老兵的公益活动在全国展开。周秀莲找到志愿者,说,我想知道,我的丈夫长什么模样

志愿者在档案里,查到了杨平的照片。这张全家福,终于完整了。

上周,我去看望周秀莲奶奶,奶奶身体特别虚弱,耳朵已经听不到了。幸好奶奶认识字,我在小白板上问了奶奶一个很俗气的问题:杨平很爱你?

奶奶有些羞涩地笑了,她用手不停地指着,爱,已经被手指画花了。

三年前,我带了8个孩子去台湾。说是孩子,最小的已经76岁,他们的爸爸在抗战中牺牲,台湾忠烈祠有爸爸的牌位。

忠烈祠的接待仪式庄严而又细致,戴着白手套的礼兵,将牌位请下来放在主祭台,这些孩子一一进入,献花,鞠躬。烈士祠里,无比安静,只能听到礼兵的皮鞋落地声和这些孩子轻轻的啜泣。

这些孩子中,最触动我的,是莫文彪,贵州三都县人,布依族。他的爸爸莫少华是一名普通的士兵,阵亡于江西,那年,他只有两岁多。忠烈祠里,阵亡的将军会有独立的牌位,低阶的军官是每100人一个牌位,而普通士兵,没有木制的牌位,只有花名册。祭拜时,莫文彪只能对着一个写着“士兵/士官烈士之灵位”的牌位。

离开忠烈祠时,莫文彪迟迟不肯上车,仔细询问,他才有些羞涩地说,他是布依族,族里有风俗,人死在外面,要用自己家里的米,撒在回家的路上,为他招魂。他说,他担心影响大家的行程,让我们先走。

我告诉他,没事,大家等你吧。莫文彪听了,高兴得像个孩子,他快步折返忠烈祠,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米,一边撒向天空,一边低声吟语。这个简单而又神秘的仪式,让人心生敬畏。

做完仪式,莫文彪告诉我,“帮我和爸爸拍张合影。”然后,他把手搭在爸爸的牌位上,笑中带泪。木制的牌位,就如同爸爸的肩膀

刚懂事的时候,李增寿就听村子里的人说,她的父亲李继渊是一名中国远征军军官,抗战的时候牺牲了。但家人,对父亲只字不提。

直到2002年,母亲临终前,交给李增寿一张黑白照片,说,“那是你的父亲,你要保管好。”

照片上,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小伙子,英姿飒爽。

有一天,李增寿在电视里看到腾冲战役的节目,这段历史终于可以公开说了!她找到临村一位名叫李文奎的老兵,打探父亲的消息。这位老兵得知他是李继渊的女儿后,失声痛哭。老兵说,他和李增寿的父亲是黄埔军校同学,一起入伍36师,在云南腾冲打游击,有一天,他们在腾冲向阳桥与日军相遇,李继渊牺牲。

李文奎猜测,李继渊很可能安葬在了国殇墓园。

2009年4月20日,李增寿来到国殇墓园,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跪在地上一块墓碑一块墓碑地找。终于,她看到了一个名字:少尉李继渊。李增寿坐在爸爸的墓碑后面,和爸爸有了第一张合影。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成都市郫都区对全区参加抗战的情况进行普查登记,一个开茶馆的老板找到负责人,拿来一张破旧的纸片,纸片上,用红笔写着几行字:

陆军十四军八十三师二百四十七旅四百九十四团第一营第一连上尉连长郑海平,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二号阵亡在山西省灵石县许家山九时二十三分钟,敌人一〇八师团加腾联队。

茶馆老板说,郑海平是他的爷爷,这张纸条是爷爷牺牲后,他的战友从战场上寄回来的,那年他的爸爸只3岁,国民政府还发过几年的抚恤金。

这是我见过最震撼的阵亡通知书了,好像一张血书,阵亡的时间精确到了分钟,还写明了敌人是谁。

茶馆老板说,她的奶奶守了一辈子寡,去世前,把这张纸条留给了他的父亲。没过几年,父亲也去世了,就把这张纸条留给了他。

茶馆老板说,听说他的爷爷上过黄埔军校,他小时候还见过爷爷骑着马的军装照,但后来这些照片都被烧掉了。负责资料整理邓老师特别有心,查阅了大量资料,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上,找到了郑海平的照片,送给茶馆老板。

前不久,我去四川拜访茶馆老板,在他家的墙上,看到爷爷、奶奶和儿子的照片依次挂在墙,一家三口,就这样,团聚在了一起。

真正的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而是小人物的爱与离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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