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北往事：上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方政府经常利用“春冬两闲”时节，组织辖区内18～45岁的青壮年劳力，实施一些沟渠开挖、水库修筑、黄河坝增高拓宽以及对现有沟渠、水库底部的淤泥予以清理、外运等大型水利工程，人们称之为“上伕”，也有叫“出河工”的。

每年上伕前，村里都会提前几天在大喇叭里下通知，要求适龄劳力做好准备工作。这时，人们便开始忙碌起来，有修理小推车的，有安装铁锨大镐的，有修补土篓子抬筐的，有缝制厚草垫子的，有换洗被褥的。各个生产队则安排人员，将小麦、玉米、黄豆等粮食加工成面粉，购置咸菜、虾酱、油盐以及各种炊事用具等。整个村庄也跟着热闹起来，大人的谈话声、修理家什的叮当声、妇女的唠叨声和孩子们的吵闹声混作一团，回荡在村庄上空。

临走的那天，人们都早早地吃过饭，然后推着小推车，车上装着土篓、抬筐、铁锨、钢钎、大镐以及铺盖卷等，陆陆续续地来到大队部院子里集合，送行的老婆和看热闹的孩子们也来了不少，整个院子里挤满了人。

人员到齐后，带工人员发布出发命令，只见各生产队的几辆马车上插着红旗、满载着生活用品走在前面，人们则推着小推车排成长队紧随其后，他们在老婆孩子以及乡亲们的目送下，浩浩荡荡地向工程所在地走去。

他们去的地方很远，离家得有好几十里，就是最近的也得十五六里路，并且呆的时间还很长，差不多有近两个月吧，一般都要干到年二十几才能回来，中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允许回家的。有些工程甚至还需要跨年度才能够完工，不然就不会有“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这一说法了。

到了那里，如果提前用尽各种亲戚关系，已经在附近村庄找到房子的便以组为单位直接入住；假如房子不够用或没有找到空房，那就只有在工地附近挖地屋子住了。

地屋子一般都会选在有土坝子的地方，在朝阳的一面用铁锨挖一个很大很深的坑，把挖出来的土培在坑的周围，做土墙用，在南边的土墙上留下一个门；土墙的上边密密地摆上檩条，檩条的上边盖上厚厚的秫秸，秫秸上面再压上厚厚的土；再在里面就地铺上厚厚的干草，把各自的铺盖摆上，到了晚上几个人一躺也能酣然入睡。

别看人们夜里睡的是昏暗潮湿的地屋子，可白天干的活儿却很苦很累。早晨，天上的繁星还在闪烁，就有带工人员挨屋去把熟睡中的人们叫醒。人们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睡眼朦胧地穿着衣服，有的嘴里还嘟嘟囔囔地不知说着啥——他们是真不情愿离开好不容易才暖和过来的热被窝啊！等吃过早饭，推着小车，抬着抬筐，到了工地上时，天刚蒙蒙亮。

工地上早已插满了红旗，寒风中红旗猎猎，发出“呼啦啦”的声响。人们以两人一组、自由组合的方式分成多个小组开始干活，有推小车拉钩的，有俩人一副抬筐的。小车上的土垛得山高，推车的人肩上搭着襻，哈着腰，两手使劲握住车把，两腿用力地蹬着；拉钩的人则弯着腰，双手抓紧掳在肩上的拉绳，双脚用力地往上爬着。抬筐的也是把筐里的土垛得满满的，然后，把杠子往肩膀上一放，俩个人对着脸，抬起筐，“嗨哟嗨哟”地吃力往河坝上攀去……他们推着或抬着这几百上千斤的土，要从五六米深的沟里，爬过十多米的陡坡，到达岸上，还要走过二十多米的空地，再翻过三米多高的土坝，才终于到了卸土场。

天气暖和的时候，泥土不上冻，还好干些，进度也快。等到了大地封了冻，人们抡着大锤，攥着长钎子，一点一点地凿冻片的时候，那才真叫一个苦啊。虽然满工地都是大锤钎子砸的叮铛乱响，火星四溅，人们的手上也都磨起了血泡，可冻片就像磕火石一样，半天也凿不下一块来。即便人们累得满头大汗，浑身酸痛，腰都直不起来，可工程却不见有大的进展。

中午饭是要送到工地上吃的。吃饭的时候，他们个个手里都掐着两个玉米黄豆面窝头，脚旁边放着个脸盆一般大小的饭碗，十几个人围着一大碗虾酱，蹲在那儿，谁也不说一句话，只是一个劲地狼吞虎咽地吃着，嚼着……

随后的二十多年间，是他们顶风冒雪，不畏严寒，车推肩抬，钎撬镐凿，凭着手中的一辆小车、一付抬筐、一张铁锨、一把大镐和一个钢钎，先后在平地里生生地开挖出了“侯王水库”、“褚官河”、“挑河”、“沾利河”、“王庄六干”、“盐窝七干”、“沾化干渠”、“大赵河”等大型水利工程，并于每年的冬季，对这些水利设施进行清淤疏通工作，以确保它们能够长期地发挥应有的效能，由此大大改善了沿线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

其间，公社和大队也曾多次组织劳力，利用农闲时节，开沟挖渠，修桥建涵，大搞“社办、村办工程”，并对一些比较集中的大型地块实行了“划方作业”，大搞土地整理，实施沟、渠、路、桥、涵配套工程。如我村的“配套方”、“附加路”、“红麻地”、“青年田”等地片，都是在那时候，由大赵公社组织全公社的男女劳力，完全靠人工来完成的土地规划、整理、配套项目。这样以来，真正做到了“旱能浇，涝能排”，保证了农业生产的稳产增收。

在大集体时期，人们参加这些工程建设，生产大队除了给记工分外，还管饭吃。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后，劳力们每年照样多次出工出力，去参与清淤工程，但都是没有任何报酬的，美其名曰“出义务工”。当时，生产队给每个劳力分别划出了一亩地的“劳力田”，供人们种植农作物，靠此收入以作为对劳力们出义务工的一种补偿。

这样的工程我也曾亲身参加过几次。

我第一次参加的是一九八四年冬县里组织实施的“王庄六干”清淤工程，我村的工段就分在靠近王庄节制闸沉砂池的西侧。当时，我只有十七岁，还不到法定的社会劳动力年龄。

出工的前几天，父亲骑车三十多里来到我的工作单位——利津县黄河河务局王庄修防段小李分段，通知我回家上伕。回到家，我便赶紧做起了出伕前的准备工作。走的那天，我和几个同龄人推着小车，与其他青壮劳力一起步行到了张窝村并住了下来。

张窝村虽然很大，但空房子却基本全叫我们村的人给住满了。我和洪喜叔、成泉哥、成军哥、成强哥等十多个人住在村西南角一户人家的三间空房里。房子是新盖的，是房东准备来年给儿子结婚用的，内墙皮还没抹，门窗也没安装。我们搭好地铺，又找来塑料布把门窗封严，吃罢晚饭钻进冰凉的被窝里，感觉还是透风撒气的，可一想到那些住地屋子的，心里也就知足了许多。于是，把身子往下缩了又缩，把被子往上扥了又扥，蒙着头，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吃过早饭，然后各自推着小车，借着星光步行了五六里路来到了工地。到了工地后，首先划分小组，然后再以抓阄的形式确认各组的工段。记得当时全村的劳力一共分成了六个小组，由于是自由组合，所以我们这几个不到法定劳动力年龄的“童工”便没人愿意要，都被闪在了一边，我们几个是瞅瞅这个组没人理，看看那个组没人睬，场面十分尴尬。好在最后还是带工的村干部出面进行协调，我们才勉强被几个组分别予以收留。

我和成强哥被洪喜叔所在的四组所收留。我俩自知力气小，也干不了多少活儿，但为了感激他们的收留之情，也为了不让他们看不起，所以在干活儿的时候我们便特别地卖力。其间，他们也很照顾我们。他们知道我俩推不动小车，便让我俩用铁锨装土和拉车子，后来看我俩装土的速度太慢，就干脆不让我俩装土了，而是只负责往上拉车子。说句实话，拉车子也不是个轻松活儿。试想一下，在推车的人只管掌握车子把而脚下却无法用力的情况下，仅靠另一个人要把这辆千八百斤重的独轮车从七八米深的沟里再经过十几米长的坡（沟的坡比一般是1∶2）给拉到岸上来，你说这拉车的人得需要用多少力气吧？况且我俩的年龄小，身体轻，沟坡又陡，所以，在拉车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脚下打滑趴在地上或被车子往后坠倒的情况。每拉上一车土来，我都会累得腰酸腿疼，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那感觉简直就像是又过了一道鬼门关。中间休息时，我都会跑到附近的庄稼地里去，仰躺下，将腰担在地圲上，让腰部的酸痛得以暂时的缓解。

通过干活儿，我的饭量也渐渐增大。我们伙房里蒸的是细面卷子，每个得有大半斤沉。刚开始的时候，我一顿才勉强能吃上一个，可过了几天，我一顿就能吃到四个了，而且吃饱后，还要带着两个到工地上去，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再把这俩卷子全部吃掉。就我这饭量也成了整个工地的笑谈，他们经常会说：别看你干的活儿不多，可你一天吃的卷子摞起来都能赶上你高了。

……

经过四十多天的辛勤劳动，这出清淤工程终于完成了，我和成强哥所在的四组干得最快，拿了个第一名，而且还得到了村干部的大力表扬哪！

一九八五年冬，我参加了位于我村以东、与曹家村交界处的“沾化干渠”的清淤工程，此为“县办”工程。由于此处位于黄河来水的下游，所以淤泥较少，比较容易干，人们用了不到二十天的工夫就完成了。

隔了几天，村里又组织人们在村东的“公墓坟”、二队“草场”、一队“八十亩”、五队“三十亩”以及“秧子东”等地片开挖了几条上口两米、下口一米、深一米的小沟渠，是按人口分开干的，平均三米，老婆孩子都有份。

一九八六年正月十六早晨，吃了饺子后，村里安排一辆“上海50”拖拉机把我和村里的其他劳力连同小推车、铺盖卷分几批拉到了位于利津最北端靠近海边的“老刁口”海滩。我们和全县其他乡镇的劳力们吹着寒冷刺骨的海风，住着阴暗潮湿的地屋子，吃着粗粮窝窝头，就着咸菜和虾酱，靠锨挖车推，人拉马拽，历时一个多月，愣是筑起了一道十多公里长、七八米宽、四米多高的能够抵御海水侵袭的防潮坝，开挖出了一片号称“一万亩”的中国对虾养殖池。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又参加了多起“县办”以及“社办、村办”的“生开沟”和清淤工程，直到一九九四年我花钱把农业户口买成了城镇户口后，才终于摆脱掉了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时，我们村又有八十多人通过投门子、托关系，先后花钱把农村户口买成了城镇户口。即便是那些户口买不出去的，每到出工程时，他们哪怕是花大价钱把自己所分摊的工程卖给别人去干，自己也不会回来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由于大型挖掘机的大量购进以及农民经济收入的普遍提高，人们已不愿再去出这份苦力气，于是便改出工出力为按人口拿钱，并把人们所交的钱集中起来，统一交给挖掘机老板，然后由挖掘机代替人工来完成各条沟渠的清淤工作，此为“纳水费”。这个钱并不单独缴纳，一般都会包括在公粮集资里面。

二〇〇五年，国家停止征收农业税，取消农民集资，农民所要缴纳的水费便被作为一个单项给单独列了出来，照样缴纳。

近几年，虽然村里也搞过几次土地整理项目和沟渠清淤工程，但却从未伸手向人们手里要过一分钱。

作者：杨成书，网名“在水一方”，山东利津人，初中文化，爱好读书写作，已在“东营微文化”、“生活梦剧场”等平台发表散文、诗歌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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