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秋兴八首》里写“刘向传经心事违”是指什么？

唐代诗圣杜甫所作《秋兴八首》其中之三：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诗中“刘向传经心事”一句，历史上众人颇有争议，大致上有两种阐释。一是从“政治抱负”作解。不少注释均征引《汉书·刘向传》“会初立《榖梁春秋》，征更生受《榖梁》，讲论五经于石渠”一语，关注刘向“石渠传经”之事。赵次公释云：“刘向讲论五经于石渠，公言其心事欲如刘向之传经于朝，而乃违背不偶也。心事违，出《左传》‘王心不违’。”杜甫试图像刘子政一样入朝传经而不得，正如叶嘉莹所说的“欲传经而愿竟违，比之匡衡、刘向殆有不如为说”。

另一种是同样征引《刘向传》，仇注则引用了另一部分内容：“成帝即位，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河平中，子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哀帝时，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显然此注重点不在刘向石渠传经，而在于向、歆父子家学赓续的故实。《杜臆》更为直接地作解道：“承贻谋于家，如刘向传经，而心事相违。按《刘向传》，初征向受《榖梁》，又讲论五经于石渠，后子歆亦受《榖梁》，领五经，卒传前业，而公弗克丕承厥祖也。”向、歆父子克承世德传经于朝，杜甫亦有家学，却不得其位，是为“心事违”。

诗中杜甫自比刘向，展现了其结合政治抱负与家族事业于一体的心态，而在仕途与家学两方面，杜甫与刘向也多有相似之处。杜甫自豪于先君杜恕、杜预时代的“鼎铭之勋”，珍视“奉儒守官”的素王之业，祖父审言在他的笔下也并非仅是辞客，而是“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的文馆学士，“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正是这些“先祖故事”导致了杜甫的心结，尤其是祖父的文馆学士经历，使他对以盛唐集贤院为代表的唐代文馆制度寄予热望，认为只有通过集贤院才能实现其传经继祖的夙愿。

所谓“刘向传经心事违”，首先就是指杜甫本想复制刘向的经历，取径“文儒”路线以为仕进之途，却无奈中辍。葛晓音指出，盛唐“文儒”群体的形成有赖于玄宗时期以集贤院为中心的制度安排，这还关涉当时“文儒”与“吏能”的政治路线之争。在唐代，“文儒”实则便是文馆学士、文学侍从的美称，学士文儒群体的形成有赖于文馆制度的孵化哺育。文馆本是“古代从事图书典籍编纂整理工作的机构”，所谓“著撰文史，鸠聚学徒之所”（《旧唐书·职官二》），相当于《进〈雕赋〉表》中所说的“藏书之府”。缘此，中央文馆自然成为历代学术文化中心，并以经史学术左右中朝政教、制度沿革。从两汉的石渠、兰台等一直到唐代的修文馆（曾名弘文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玉海》卷一六五“唐三馆”条），中央文馆传经司籍、修撰国史，天子与文儒学士讲论经义、参验治道，这还启发了后世的经筵制度。

唐代的文馆学士类似于刘向一类的文学侍从，《新唐书·百官志序》云：“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延揽培育文儒的文馆制度得以在唐代政教、学术两端发挥巨大作用，当与太宗朝“瀛洲学士”的典范意义有关。李世民即位前在秦王府开文学馆，号称“十八学士”。他登基后“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学士为天子讲经论政，太宗命阎立本图像，褚遂良为之赞，时人以“登瀛洲”美之。

可以说，这种专为文儒创设、“舜举十六相”式的举贤模式深契杜甫的政教理想。仰慕贞观文治的杜甫一直试图进入集贤院成为文学侍从。他先是试图复制刘向的文学侍从之路。刘向入石渠前曾献赋并待诏金马，杜甫则在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而待制集贤院。刘向献赋之后传经石渠、校书天禄，而石渠阁、天禄阁这些汉代国家藏书机构正是后世中央文馆的前身。与两汉时期膺“传经”“资治”之任的石渠阁功能一致，杜甫心仪的集贤院“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辩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可以说，杜甫的“传经心事”便是欲如刘向借献赋而入石渠一般，终能侧身文学侍从之列。

杜甫的心结与祖父审言曾“升荣粉署，擢秀兰台”的天子近臣经历有关。杜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指的是其任修文馆直学士一事。值得一提的是，中宗时期的修文馆虽由贞观朝的弘文馆易名，其性质却变成了培育宫廷文学、豢养御用文人的机构，“每游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学士无不毕从，赋诗属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优者赐金帛……于是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儒学忠谠之士莫得进矣”。职是之故，玄宗即位之后即试图另立集贤院取代修文馆。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前后，以张说出掌丽正书院（集贤院前身）与集仙殿改名为标志性事件，集贤院发生了重要的职能转变，由编修书籍、掌管学艺之所，进化为“集天下贤德之士，与天子讲学论道，助天子推行王道”的核心政治机构。开元十三年玄宗作诗云：“广学开书院，崇儒引席珍。集贤招衮职，论道命台臣。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献酬尊俎列，宾主位班陈。节变云初夏，时移气尚春。所希光史册，千载仰兹晨。”集贤院的崛起堪称玄宗荡涤武朝遗风，绍休贞观故事，进于开元全盛气象的信号；而杜甫所认同的也正是太宗、玄宗朝以经史学术为根基的文儒政治，而非武后、中宗朝的华靡之文。故其有意将祖父的文馆学士经历与家族的儒者素业关联，希图凭自己“随时敏捷”的文才获得进入盛唐经史学术中枢的机遇。

应该说，杜甫终其一生都将入仕集贤与“致君尧舜”的政教理想、“奉儒守官”的门楣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度有望复制刘向由“献赋”而“传经”的仕进历程，却因主张吏治的李林甫当政而送隶有司，最终只能是“才杰具登用，愚蒙但隐沦……回首驱流俗，生涯似众人”（《上韦左相二十韵》）。多年以后杜甫对此节经历的回忆犹能烛照其耿耿孤忠，“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壮游》）。杜甫虽不得其位，却始终以文儒操守律己，以至其晚年眼见阉竖弄权、集贤待制，诸臣对此却噤声不语，不禁大为伤感，遂借“瀛洲学士”之典作《折槛行》诗：“呜呼房魏不复见，秦王学士时难羡。青衿胄子困泥涂，白马将军若雷电。千载少似朱云人，至今折槛空嶙峋。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