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乐平：推动中国光通信从“0”走向“N”
年过七旬的韦乐平依旧很忙。
作为中国电信网和光通信体制标准、网络发展战略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今年进入倒计时的5G网络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让他在各类内部和外部会议之间奔波，“这几天忙得焦头烂额，连午休的时间都挤没了。”
最近，一篇名为《韦乐平:5G主要面临技术、市场和投资回报三方面挑战》的文章成功刷屏，“中国在5G核心技术上依然与世界有差距，可能要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突破，征途依然十分漫长。”谈及此文时，韦乐平并不讳言。
对科技充满热爱，坚信技术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却又保持理性，对虚火旺盛的“中国万能论”提出警告，是这位中国40多年电信网发展和转型引领者和见证者的一贯风格，“与时俱进，无惧人言，坚持向前，即便今天已垂垂老矣，却依然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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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领域的“预言家”
多年前，一篇采访韦乐平的文章从一本书的故事开始讲起。
这本书，出版社原本只计划出3000本，还担心卖不出去,可没想到一出版，仅3个月就卖光了。从1993年到该文成稿的2001年，该书再版8次，共卖出4万多本，是当时通信行业里除教材外出版和销售最多的学术专著。
如今，18年又过去了，这本书在不少二手书网站上成了“稀缺资源”，原价17.3元，现在最高被炒到95.7元。
影响并培养了电信传输界一代人的“中国光通信圣经”——《光同步数字传输网》，出版于中国刚刚准备引入SDH（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同步数字体系）时，彼时国内对此技术几乎两眼一抹黑。因此，这本教科书式专著一出版，便成为同业的“指路明灯”，并被戏称为光通信的红宝书，受到各方技术人员追捧，作者韦乐平也因此被称为“中国SDH教父”，但鲜有人知的是，这本书的筹谋早于3年前开始。
类似“前瞻性”的故事，在韦乐平40多年的通信生涯中，已是寻常。1998年，他在邮电部科技委会议上提出网络要IP化，要搞协调设备（即后来的软交换），却在会上被很多人Diss，一位官员甚至断言，固网“一万年也不会变”。
2002年，担任中国电信集团总工程师后的韦乐平开始有机会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电信启动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固定电信网转型工程”，历时5年，部署了一张由200台软交换机、260台智能用户数据库和1000多台路由器组成的、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固网智能化系统，组织并实现了以统一控制、集中用户数据管理、融合多业务承载为特征的创新网络架构，不仅盘活了数千亿元的固网沉淀资产，对全网2亿多固网用户数据进行集中式管理，而且实现了电话网向IP化软交换网的演进。
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固话彩铃、号码携带、一号多机等等固网增值服务，都是基于这张智能化网络推出。
“Youare one of the best CTO in the world！（你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首席技术官之一！）”，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要向新一代网络转型的英国电信首席技术官Matt Bross在和韦乐平三次会晤和长谈后，竖起了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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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通信“学海”里泛舟
接下来的故事，依然与书有关。
韦乐平家里的书架上，一排武侠小说落灰已久，心爱的女儿是超级武侠迷，一度要求父亲必须和自己“聊聊武侠”。从中国电信集团总工程师的位子上退休后，韦乐平将金庸等武侠大家的小说都买回家，寻思终于有时间完成“任务”了，可没想到，这几年中国新一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一再加速和转型，他始终退而不休，依旧忙碌，技术演进太快了。
“要热爱技术，享受驰骋在技术前沿的乐趣，这样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挫折，无论多么孤独，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几十年来，韦乐平一直都能准确地感受到世界技术跳动的主脉搏。
这并非一时之侥幸，早在当年于加拿大著名的北方贝尔研究所高级技术实验室做访问学者期间，他研究的单模光纤系统模式噪声与光纤截止波长关系的课题，便是先从理论上提出假设，“做实验的时候需要几根不同截止波长的单模光纤并在系统上做试验，从而能够人为在系统上制造出模式噪声，证明理论分析的正确性，”可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事儿，不仅实验室主任要下决心花钱定制几根所需的光纤，还要联系其他系统部门提供系统做试验，在说服这些人时，除了充分的理论分析以及实际的应用价值，韦乐平还得有足够的自信和坚持，“一旦失败，你可以想象是什么后果。”
如今，尽管已过去30多年，韦乐平依然记得终于出现他所期待的模式噪声时的激动，而实验室主任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句话便是“你能去美国参加国际会议报告这一成果吗？”
这个成果对于国际光通信产业而言是有重要意义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刚刚开始研制单模光纤，截止波长不合格是成品率不高的重要原因。韦乐平的成果，不仅证明理论分析是靠谱的，还使得过去确定光纤是否合格的截止波长标准一下子从1280nm放松到1350nm，这个数字背后的含义是，大量根据传统标准被废弃的光纤可以成为合格可用的产品，成品率可提高20%，经济效益不言而喻。
回国后，韦乐平结合这个成果提出的新衡量指标，使国际电信标准组织ITU修改了原先的不合理指标，而根据该研究成果在美国IEEE光波技术杂志上发表的“不同设计单模光纤截止波长的实际上限”一文，也成为全球该领域的一篇开创性论文，被多个国家的学者频繁引用。
尽管年轻时便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但韦乐平始终对学习有一种“敬畏之心”。虽年过七旬，却一直能站在全球科技潮流的前沿，尤其研究领域是每隔几年便要彻底更新换代一次的信息通信科学。他信奉“学海无涯”。虽然出身医学世家，偶尔也会感慨做一名“医学教授可以享受知识积淀越沉越香的优势”，但既然选择了通信，便风雨无阻，“每当一个技术决策的建议被采纳，被证实促进电信网的大发展时，那种成就感和欣慰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至于武侠小说，“等我真正从退休中退休后，再好好看吧。”女儿的“希望”，韦乐平一定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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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光纤到全光网中国
“5G将为光通信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在光通信领域浸淫了40多年的韦乐平如今最关注5G，5G要求基础光纤网以10%的4G时延，支持10倍的4G速率，这直接导致5G竞争“演变为一场光纤基础设施的竞争。”
从无到有，从固网到移动网，从2G、3G、4G到5G，韦乐平完整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的现代通信史。
1966年，高锟发表《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论文，制造出世界第一根可用于通信的光导纤维，1977年，“中国光纤之父”、原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总工程师赵梓森在无比简陋条件下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根实用型光纤，1978年，韦乐平进入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开始攻读光通信专业研究生，这是一个在中国几乎零起点的专业。
此后40多年，韦乐平始终活跃在我国电信网和光通信科研攻关、战略规划前线。尤其是2001年担任中国电信集团总工程师之后，直接参与和领导实施了国家信息基础网络的三次升级换代工程：第一次便是前文提到的“固定电信网转型工程”，其后又领导项目组攻克了以IPTV、全球眼视频监控系统为基础的数字视频媒体业务网一系列关键技术，在高起点上推动了网络架构、传播方式和多媒体信息服务的创新，在国际标准组织实现了多层面标准的突破；第三次则是领导项目组开发并在全网创新性地实现了基于水平架构的下一代综合业务平台，成功构建了能力开放、统一管理的业务环境，大幅度降低了建设运营成本。作为第一完成人，韦乐平因此获得了三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些看起来专业性很强的技术项目，其成功实施恰恰是国家信息网络基础架构全面升级的历程，对每一个中国人影响深远。
曾几何时，“中国网速全球倒数”是各大媒体流行的标题，而时至2019年，很少有人再拿此说事。来自工信部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行政村通光纤比例提升至98%，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95%，上海甚至在2018年10月宣布建成全球“千兆第一城”，千兆光纤规模全球第一，上海实现“千兆到户、万兆到楼”的宽带速率，根据今年1月由Hootsuite和We AreSocial出具的最新数字报告，中国大陆地区修正后平均网速达到89.2Mbps，高于世界平均的54.3Mbps。
“中国后发制人的优势很明显：美国光网大多采用的是2.5G PON技术，而且推进速度十分缓慢，但中国已经是10G PON，骨干网更是100G高速光层直达链路，再过几年，等全国范围的ROADM智能光网络建设完成之后，在全光网2.0阶段，中国的整体网络水平将全球领先。”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光网用户超过3.28亿，但韦乐平认为，这只是中国全光网时代的开始，只有实现整个网络的光交换，才算真正进入新时代，而这一天，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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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话 为真理义无反顾
在业内，韦乐平素有“说实话”的名声，认真做事，坦诚做人，是他的座右铭，这样的性格，让他有时候显得不合时宜，但自称“头脑简单”的他，往往有一种义无反顾的魄力，而这种坚持，让中国的通信业发展少走了很多弯路。
2004年2月3日到18日，新浪、搜狐、网易先后公布了2003年度的业绩报告，首次实现了全年盈利，这被认为是千禧年泡沫破灭之后，互联网再次迎来春天的标识。对于中国的电信运营商而言，这个时候同样面临选择，随着网民数量逐步攀升，原本基于铜缆的ADSL接入网已经慢慢显现出后劲不足，下一代信息网络的升级究竟是迈向基于铜缆但速率更高的VDSL？还是直接转向无源光纤接入网PON？各界人士对此争议很大。
韦乐平的观点很明确，一步到位，不折腾。最终，他说服了中国电信集团时任领导，跳过VDSL阶段，直接迈入光纤接入网时代，从而引领了我国光纤接入网的大发展，目前我国在光纤接入网领域已经占据约70%的世界市场，决定了全球光纤接入网发展的方向。
“物联网是个空中馅饼？”万物互联的未来是人们对5G最大的期待，而5G广连接、低功耗的特性，也让这种期待更具有现实性。但在9年前，当技术和产业链条件还不具备时，业界弥漫着一股物联网将成为除电信业之外又一个万亿级信息服务市场的盲目乐观情绪，大学也纷纷成立物联网专业或学院，而韦乐平冷静地指出，尽管物联网的发展对中国电信来说有战略上的重要潜在价值，但这是一个薄利小众的碎片化市场，“这个馅饼看起来很大，但能不能吃到，什么时候吃到，能吃到多少却很难说，要真正成为运营商有分量的业务恐怕还需要至少5至10年脚踏实地的努力。”韦乐平率领项目组完成的“中国电信物联网近期发展策略”建议，即使放到现在，也依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对5G的冷思考更加难能可贵。2018年，随着标准陆续冻结，5G试商用似乎触手可及，与之前所有代际的移动通信标准相比，中国在5G标准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全国掀起一股5G热潮，似乎只要一发牌照，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移动通信之林。但同时也有人唱衰5G，认为5G的编码技术并不先进，谈不上是一种革命性技术。
对于这两种声音，韦乐平均有不同看法，他认为，5G的先进性并不在编码上，而是体现在网络架构的全面重构上，5G网络将全面改善运营商网络的容量、性能、敏捷性、成本，但同时，国人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在5G核心技术上与世界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CPU/GPU/DSP/FPGA、高速ADC/DAC、射频功放/射频前端、毫米波器件、操作系统、高端服务器、高速光芯片等，中国这些技术基本还处于研制或样品阶段或者少量试用阶段，从整体上看，需要经过中国人几十年坚持不懈地投入和努力，从基础材料到生产装备全方位解决后才可能在核心技术上取得全面突破。”
韦乐平尤为担忧的是，在探索5G商业模式时，电信运营商自作多情地为行业设计一个又一个的美妙应用场景，而行业本身却无动于衷或并不需要，“要考虑的不仅是技术方案，而是各个垂直行业自身的特性和门槛、监管思路和模式的更新以及投资回报率。”
对话
时报：2012年，您曾提出，电信运营商的未来是“去电信化”，如今7年过去了，三大运营商在不停转型，您觉得他们成功了吗？
韦乐平：差得远。所谓“去电信化”主要是IT化，这不是电信运营商一家之事，社会对运营商的定位就是那么高，他们没办法放弃这些“电信级指标”，比如断网，互联网公司断了就断了，无人追究，但电信网不能断，这是整个社会和产业链对运营商的天然要求，需要时间一点点去改变。此外，电信业自己也不愿做减法，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做加法没问题，但做减法，就要担责，要冒风险，很少有人能扛得下这个压力。
但是，随着IT技术不断演进，“去电信化”虽然慢，趋势不会变，一步步会达到目标的，不用太着急，电信诞生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加入互联网基因这才几年，要给它时间。
时报：作为一名通信老兵，能否总结一下，您觉得自己身上最能代表整个产业发展史的特质是什么？
韦乐平：我觉得，能够有幸在电信业大发展的初期就能参与其中，耕耘40多年并为社会和行业做出一定的贡献，是我一生最大的欣慰。最大的感触是一定要有战略眼光，能看清方向，抓住机会，踏准节奏；二是一定要有耐心和韧性，能坚持技术良心，无惧人言，坚持向前；三是一定要热爱技术，享受驰骋在技术前沿的乐趣。
至于我身上最能代表整个产业发展史的特质是什么？我想可能是“与时俱进”吧。我是个好奇性很大，忘性也很大的人，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棵葱，过去的业绩和恩怨基本都忘了，不断向前看，向前探索，相信世界不是苟且，而是远方。
编辑：挨踢妹
图片：韦乐平 傅正卿
来源：《IT时报》公众号vit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