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loud·云馆藏Vol.51 | 长城影像，构筑世界眼中的中国符号
古北口长城
摄影师：佚名
拍摄时间：1870年代
图片来源：谢子龙摄影博物馆馆藏
这是谢子龙摄影博物馆关于中国长城所收藏的最早影像，拍摄于1870年代。蛋白影响下微微褪色的长城，却不掩饰其巍峨壮阔的旧影。作为“京师锁钥”，燕山山体上盘踞的厚重城墙，随山势蜿蜒而去，彰显华夏民族的雄心与实力，却也隐喻着中国在君主专制时期的隔绝与封闭。本文将从西方对于长城的认知历程出发，以长城影像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成为代表中国符号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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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是一个令世界震颤与惊叹的中国符号，它自被全球认识起，就成为东方帝国强大而神秘的象征，勾起无数来华者的向往。
从实际而言，长城作为一个综合的防御系统，不仅包括高耸而坚固的城墙，而且包括沿城墙的巨型信号塔、营房等，共同构成了不可逾越的中原防线，已有数千年历史。这座绵延几千公里的城墙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化遗址。
长城的建设在中国古代的不同朝代都有着卓然的实用意义。秦朝时期，长城不仅是军事上用来保家卫国的重要屏障，还是长城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汉朝时期 ，长城作为中原地区与北方其他民族文化交往和经济交流的媒介，有效促进了民族沟通和融合；明朝时期，皇帝对长城进行了一系列修缮，更新了长城的防御体系，建立了烽火台，将长城打造成一个高效的预警和通信系统。
而屹立不倒的长城，亦被视为具有华夏民族代表性的文化象征，存在于每一位中国人心中。这一耀目的巨型人类杰作，也早早地被世界发现与注目。1932年源起的著名美国传言就曾道：“万里长城是太空中能够看到的唯一地球上的人工建筑”。这句话虽然在之后被证为假，但其背后透露出西方对于长城的宏伟向往。
美国娱乐公司绘制的长城与中国插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长城早在1987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是中世纪七大奇观之一，自14世纪以来不断出现在国际视野中。从1345年摩洛哥旅客伊本·白图泰游历中国时对长城的调查，到1563年葡萄牙人若昂·德·巴罗斯出版的《亚洲旬年史》对长城的描述：北纬43度与45度之间有一大墙。西起一名嘉峪关的城市。该城位于两高山之间，犹如该地区的关口与门户。它一直向东延伸至位于东海畔的一岬角状的峻岭。
西方人不仅通过文字记录长城，亦使用地图、画册等图像媒介叙述长城：
地图的类别中有从1587年的《寰宇全图》到1608/1609年的《塞尔登中国地图》等。
1857年的法语版《寰宇全图》
由弗兰德学者及地理学家亚伯拉罕·奥特里斯在1570年首次出版
图中黄色叶状地形的右侧为长城位置
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西方地图中绘制的长城
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1842至1862年的《伦敦新闻画报》更是多次刊登长城的铜版画和照片。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中国长城版画
右下角还有头戴官帽、扛着轿辇的中国人形象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张版画中，简约化的中国人形象与长城风景共存，它们互相代表，指向了西方人眼中人格化和民族化的长城。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国门的打开揭开过东方神秘面纱的西方人，对于长城的评价不再只是历史悠久的军事工防，还夹杂了对于清帝国腐朽没落和自闭隔断的轻蔑之情。
清末大量西方人的进入，让实地拍摄的长城影像得以出现与传播。这一令大洋彼岸的他们向往已久的古国奇观，成为重点留影的风景。然而，西方人是怎么看待长城这一景观的呢？我们也许能从影像中找到答案。
北平，南口附近的长城（立体照片）
摄影师：金士顿公司
拍摄时间：1900年代至1930年代
图片来源：谢子龙摄影博物馆馆藏
最典型的一类长城风景照包含着“如画废墟”的西方审美观。摄影师选用经典的风景构图，远近层次鲜明。视觉首先关注到近景里渺小的人物，烽火台位于构图中心，蜿蜒的长城墙体串联远近、引至远方，最后望向绵延影绰的群山。这样的“画意”代表了早期摄影学的主流取向。
但画面中荒土杂草的贫瘠萧瑟之感，显示了长城已经是失去实际功能的“废墟”，代表着一个东方帝国摇摇欲坠的末日黄昏。
而更为醒目的，是长城与中国人的合影。
长城上的外国游客和中国人
摄影师：佚名
拍摄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
图片来源：谢子龙摄影博物馆馆藏
图像中礼帽与长辫、西裤与长褂，西洋人与中国人、西方掌镜与中国被拍，形成鲜明的对比。最令人注意的是，这位戴眼镜的西方人拎起了晚清民众的长辫，如同旅游观光一般，凸显这一东方民族新奇的象征。高举的清朝辫与倚靠的长城墙，符号与符号的共同叠加，固化了来华者对于中国的认识。
无独有偶，另一张照片中长城也作为背景板，出现在了中西对比的画幅中。骑着高马的外国人俯视着身背干草的中国苦工，掌权者的向下凝视凸显了殖民面目。中国作为“他者”被审视，成为西方世界确认自身中心地位的建构形象。
长城上的外国人与中国农民
摄影师：佚名
拍摄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
图片来源：谢子龙摄影博物馆馆藏
就是在这样的长城影像中，西方制造出了“看”东方或使东方“被看”的一种图像话语方式。以新鲜奇怪的方式或带有成见的眼光来审度东方，创造出固有的民族属性，对于晚清中国而言就是僵化、愚昧及落后。
东方不再是小说与地图中的神秘传说，而是用图像破解甚至摧毁后的蛮荒之地，这样的话语霸权在文化观念上响应了军事政治上的侵略入侵，成为开化落后民族的殖民借口。
长城是全球提及最多的中国符号，在西方，从文艺复兴时代的传说与发现到启蒙时代的见证与赞叹。长城作为一个奇迹，在西方事业中逐渐成为中国的象征。
而至近代，对于长城这一典型符号的认读出现了褒贬不一的两方极端。一方面，长城只能存在于历史之中，被凝结而成为一个颓败、落后帝国的象征；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一个建筑上的奇迹，如同东方神话般引人神往。
建筑是观念的巨量彰显，长城早已超越它作为城垣的实体状态，成为一种精神指引。然而，长城这一集体意象所代表的国族精神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是有着不同意义的：在君主专制时代，除却现实的军事防御功能之外，长城在道德方面多有贬义，被视为暴政的产物。
十九世纪西方人进入中国后，对于长城的关注逐渐催化其蜕变为一种民族象征，摄影术的纪实性使得这一图像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拍摄长城、认识长城、传播长城，实际上就是在向世界描绘中国。从八达岭到南口，各种角度的长城影像构建了立体的中国符号。
而二十世纪后中国内部各类意识形态的需要亦加深了这一印象。最为重要的是二十纪三十年代开始的抗日战争时期，从这时起，长城确立了其作为中华民族纪念碑的特殊地位。沙飞等民族摄影师在《晋察冀画报》上刊登反映八路军敌后抗战的作品，将爱国力量与长城意象用血汗相融。
战斗在古长城
摄影师：沙飞
拍摄时间：1943年
图片来源：1943年9月第4期《晋察冀画报》
其后，长城意象依旧经历着文化观念上的沉浮。毛泽东时代被视为封建的旧事物需要破坏，才能迎接新气象，长城意象上的历史成为笨重的负担。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重新修复，爱国主义精神又回到它的身上，重生以后，长城意象被作为一个综合了政治文化的新中国身份，走入国人心中，登上世界舞台。
当下拍摄长城的摄影师，仍能用镜头捕捉下这一中国符号历尽沧桑的宏伟，长城意象中的矛盾与融合，在不同掌镜者和观看者中不断被理解，成为一个复杂、综合却永恒磅礴的中国符号。
八达岭长城
摄影师：李春龙
拍摄时间：2020年
图片来源：谢子龙摄影博物馆馆藏
参考文献：
胡斌，《何以代表“中国” ——中国在世博会上的展示与国家形象的呈现》
杨晟，《外国人在华拍摄纪录片中的中国人形象研究（1949-1976）》
陈阳，《“名胜风景画”：风景照中的废墟空间与历史记忆——以民初摄影画报<真相画报>为例》
闫宪斌 李晓琳，《早期长城影像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评价—— 围绕威廉·埃德加·盖洛的长城摄影展开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