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心身二元论之遗产:当代心灵哲学的反驳与接纳
一、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
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对“存在巨链(thegreatchainofbeing)”的拒斥，不仅打开了心身关系问题的窗口，更是为哲学与科学的边界拉开了张力。这一思想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得到更深刻地贯彻。实际上，笛卡尔的划分只是为了从两个方面更好地服务于他的形而上学:一是确定内在自我;二是确定外部世界。这就涉及《第一哲学沉思集》这本书的创作目的。
1、笛卡尔二元论背后的形而上学目的
笛卡尔将世界分为两类实体，一类是具有广延的，一类是具有思维的;身体是前者，心灵是后者，两者截然不同且相互独立。在人活着的时间段内，灵魂会与身体结合，并通过松果腺相互作用。笛卡尔在第一个沉思中否定了外部世界的所有存在，在第二个沉思中建立起自我:“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只是一个思考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头脑，或智力，理智或理性，这些词汇的含义我至今一直无知。但是，我确实是真实存在着的。但我究竟是什么呢?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一个在思考的东西。思想可以怀疑外在对象，也可以怀疑思想之内的对象，但却不能怀疑自身，思想自身是思想的活动，当思想在怀疑时，思想可以怀疑思想的一切，却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否则，怀疑就无法进行。并且，怀疑活动一定要有一个怀疑的主体;从“我在怀疑”中便推出了“我”这一主体。当然这个“我”并不是什么活生生的肉体，而只是“思维着的存在”。最终，笛卡尔推导出这个著名的结论:我思故我在。如果笛卡尔的推演只停留在这一步，可能他所要面临的困境会小得多，但唯我论的立场并不被笛卡尔所接受。当你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把它当做基本前提去接受，似乎不会产生任何恐慌。可一旦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没有任何论证能去担保外部世界的实存性。同理，如果不能肯定在心灵之外的世界现在是存在的，又怎么能确定“自己”在现在之前就是存在的呢?正因为人类无法保证自身的持存性与同一性，更不用说外部世界的实存，所以需要上帝的担保。这一逻辑的必然结论，就是我们的内在自我本身需要上帝。
既然上帝存在，且是全知全能的和善好的，他为什么要创造出如此容易犯错的人类?笛卡尔沿袭了古希腊的传统，认为心灵是好的，它不会欺骗我们，也不是我们犯错的原因，但笛卡尔改变了古希腊哲学家对身体的认识传统，笛卡尔同样强调我们的身体本身也是善好的。这点则和中世纪哲学密切相关。奥古斯丁认为肉体虽然是必朽的，但也是由上帝所造、神恩所赐，上帝不会创造不善和不好的东西，那么可朽的肉体就也是好的。这是奥古斯丁同柏拉图主义哲学一个很大的不同:灵魂赋予身体或肉体以生命，而不是以其他的方式。但以弗所大公会议教导说基督的肉体才是生命的来源，因为这个特殊的事实，我们的肉体(而不是其他)其实是基督的肉体。在基督神学家看来，人类正是通过肉体接近神圣的耶稣基督，肉体又怎么会不洁呢。因此，笛卡尔选择了第三条路径，出错的既不是灵魂，也不是身体，而是作为身心结合物的人类自身。
2、身心结合物的本性
笛卡尔在第三至第五沉思中，认定清楚明白的观念是真的，使沉思者有资格断言世界的存在如他清楚明白地知觉的那样。第五沉思提供有关形体本质的清楚明白的知觉。第六沉思则将先前的洞见聚拢在一起，并断言心灵与形体是本质上相互排斥的实体。毫无共同之处的实体具有现实的分别。人类接受两种不同的清楚分明的真理，心灵接受到自然的理智之光的教导，身体接受到外部世界的感觉刺激，这两种都是真的。但是心灵与身体一旦结合在一起，这些引导性的真理就出现了缺陷。因为如果有什么原因不是在脚上，而是从脚一直到大脑的神经的某一个部分上，刺激起来通常和脚不舒服时所刺激起来的同样运动，那么人们将感觉到疼，就和疼是在脚上一模一样，感官就自然地要受骗了;从上帝不是骗子这个事实可以得出我是免除了错误的。然而，由于事情的必然性经常迫使我们在把这些事情加以仔细地检查之前去决定，那么就必须承认人生是有可能经常在那些个别的事情上犯错误的;并且最后，必须承认我们的本性存在着缺陷和弱点。笛卡尔指明为何作为身心结合物的我们会犯错，他认为尽管产生疼痛的位置不同，但是疼痛的感受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就出现了错觉，就好像水肿病人和幻肢痛一样，都是由于我们本性中的不完满。还有第二类错误，这类错误纯粹是由于我知识的有限性:例如美味的食物里放上了毒药，就可以引诱我去吃毒药，这样一来我就受了骗。然而在这方面当然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的天性很自然地促使我去吃美味的食物，并没有让我吃所不知道的毒药，因而我只能由这件事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的自然不是全能的，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人既然是一种有限的自然，就应该只能有有限的完满性的认识。这两种错误单独作为心灵或者身体都不具有出错的可能性，心灵不会因为疼痛或者有毒的东西而折损自身，如果没有心灵，肉体也无所谓痛，但是由于二者的结合，创造出人类自己的本性，那就是容易被欺骗并犯错误。
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如果只是把问题归结于人类的有限性，而不去说明身心之间为何会形成这样的联系，二者又是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错误，没有人会真正满意。伊丽莎白公主发现并直接提出对笛卡尔的质疑:人类的心灵为何能仅仅作为一种思维存在，去决定身体的运动。似乎所有的运动都有一个推动者。它之所以运动是因为推动的方式或者是由推动者的表面的条件和形状来决定的。前两个条件需要相互联系，第三个条件则需要外延。根据笛卡尔的理解，外延排除在灵魂的概念之外，而推动者也与非物质的东西不相容。诚如伊丽莎白公主的提问，无广延的心灵又是如何趋使我们的身体发生运动呢?既然心灵是无广延的，二者如何进行联系，运动的力如何在无空间的心灵与有空间的肉体之间流动，无论怎么推演，这个问题都很棘手。笛卡尔的回应非常微妙:“在我看来，我们身上存在着某些不证自明的观念(primitivenotions)，基于这些原初的模式我们形成其他的思维。在看待心灵与身体相结合时，我们只有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就是他们是合在一起的。并且能形成感觉和激情的因果联系。”这段话没有提供新的有效信息，物理主义者不能接受心身之间存在心理因果性(mentalcausation，在因果联系中至少涉及一件心理事件)，这不同于接受在平面上三角形三个内角之和等于180度一样容易，因为前者在经验上是不可证实的。
二、当代心灵哲学的主流反驳
如果坚持物理主义，前提是驳倒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且给出更好的回答。当代物理主义主要持有三个立场:一，否认存在相关的认识性鸿沟;二，同意存在难以弥合的认识性鸿沟，但否认有本体论鸿沟;三，同意存在深层次的认识性鸿沟，但认为它最终会弥合。矛盾已经渐趋明显，“我们需要着手处理的是由笛卡尔的论证建立起来的框架，而不是论证的结论。换句话说，由心身二元论提出的这一问题的解决，在于概念澄清的范围，而不是在于实证方面的理论。”质言之，鸿沟是不被接受的。即便不认可笛卡尔在心身问题上的回应，笛卡尔的论证框架中所产生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如何弥合心身概念和实体上的不可通约性:为何心灵和身体能同时具有差异性和连续性;甚而，如何找到人类行动的有序性和因果性的根本前提，无论这个因果链的起始点是什么———这是物理主义，甚至当代所有心灵哲学家们面前的急迫难题。而前者，正是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自面世以来被攻讦的焦点。
就笛卡尔实体二元论中所描述的心身关系的差异性和连续性，布莱恩·爱泼斯坦(BrianEp-stein)将质疑简单归结为三个问题:(1)物理实体如何被物理规律所引导，但在事件的过程中却给心灵留下了空间?(2)如果心灵和物质是分离的实体，那么心灵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机制是什么?(3)心灵之间的区别如何表现出来?是什么让心灵成其本身，又是什么让一个心灵与其他的不同?
基本上，伊丽莎白公主在与笛卡尔的通信中，就已经指出了笛卡尔身心交感说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旦我们接受心灵与身体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我们就势必涉及空间问题。如果心灵是实体，且是不可还原为物质实体的，那么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显然不可能借助空间和时间。最具代表性的是配对论证。假设一把枪A走火，射到了一个人X;另一把枪B走火，射到了人Y。那么，为什么A射到的是X，B射到的是Y呢?我们能给出的答案就是在某个时间段t，A和B的子弹在空间中划过的轨道决定了它们分别射到了X和Y的位置。可以说它们之间存在时空关系。但是这显然无法类比到笛卡尔的二元论上，因为心灵是不具有广延性的。那么为什么我的心灵能控制我的身体，而不是其他人的;反之，其他人的心灵也无法控制我的心灵。那么心灵与身体的这种唯一指向性的轨道是如何形成的。如果称其为自然法则，它要么需要像E=mc2能经得起推导与检验，要么是非常直观的不证自明，类似数学公理:在同一平面上两点之间线段最短。可是这两种选择对于实体二元论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考林·麦金(ColinMcGinn)称此为意识的“空间问题”或“产生问题”，笛卡尔设定的松果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几乎起不到任何帮助:如果松果腺有广延，它如何与心灵实体发生关系;如果它没有广延，又如何与物质实体发生关系。因此，物理主义者有理由质疑是否真正存在心理因果性，这也就是封闭原则:如果一个物理事件在t时刻有一个原因，它有一个物理原因在t时刻上。在这条原则之下，任何心理因果性都是不可能的。
杰里·福多(JerryFodor)认为能够捍卫一种身心关系理论，远没有保护精神上的因果关系那么重要。福多强调心理表达(mental－representation)的重要性，把心理表达当作具有因果效力和允许语义赋值的心理殊相来思考。这并不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观点:对身心问题的立场是否可以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给出精神因果关系方面的成功程度。在这个标准上，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在许多人看来必然是失败的。所以当代哲学家面临着另一个主要的问题，在身心问题上的哪个位置允许完全的精神上的因果关系，并提供一个解释它是怎么可能的。精神上的因果联系有三种，物质对心灵(physicaltomental);心灵对物质(mentaltophysical);心灵对心灵(mentaltomental)。从第六沉思中，确实能看出连前两类的解释都非常勉强，例如:幻肢、梦境与现实的真假如何辨别、视觉上的欺骗等等。正因为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弊端太过明显，主流物理主义已经不再将其视为头号敌人。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非还原的物理主义，但是无论如何，轻率地接受物理主义立场一样会面临着许多困境。
三、笛卡尔二元论的现实意义
笛卡尔二元论并未因强物理主义的攻讦而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持非还原物理主义立场的哲学家也始终没有放弃笛卡尔在心身问题上作出的贡献。笛卡尔的幽灵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物理主义的上空。
1、物理主义的困境
强物理主义最大的难题在于意识的不可还原以及现象意识的私人性。例如麦金提出的认知封闭原则:“当且仅当某一类心灵M的概念构造程序在其自由的支配下无法对应到性质P(或理论T)的理解之时，对于性质P(或理论T)来说，心灵M在认知上是封闭的。”这一原则与物理主义的封闭原则是完全不同的。麦金列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例如，猴子能认识的东西老鼠认识不了，而我们人类能认识的东西猴子认识不了。某种特定的生物能否构造与之对应的概念化表征并不能决定他们是否存在。所以相对性质P的认知封闭并不意味着P的非实在性;那些对我们而言仍然具有本体性的事物，其自身或许并不神秘;让我们感到无能为力的问题，也许来自某个特别的领域，我们表征世界的方式之于这一领域是封闭的。非还原物理主义者接受意识的不可还原性，但是他们认为意识只是“突现的”或者“副现象的”，即便确实不知道它如何产生，它的出现依然伴随着必要的物理性质。
麦金预测到人类不会愿意接受如此“无知”的答案，他根据科学的发展，模拟对方提出的三种方法来试图破解认知封闭的问题:分别是新脑取代、基因工程的应用研究、心智的建筑术。这种选择看似通向了最典型的物理主义道路，但实际上麦金为学者们带来了一次更大的反转，因为这三种选择在现在甚至未来都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麦金认为这三种解决心身问题的方法是他所能想到的物理主义者们可以超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的必选策略。
首先，在麦金看来，“如果我们只有当前的认识能力，那就无路可走。但我们获得一种新能力却是可能的;过去几百万年里，人类的大脑在构造方面发生了彻底改变。我们肯定不能依赖于自然的选择而去塑造适于解决哲学问题的大脑。”自然对大脑改造的进程太过缓慢，在未来可见的几千年人类的大脑也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来帮助我们认识意识。甚至，如果设计出一个能让麦金解决身心问题的大脑，他也会拒绝，“即使我们能在基因上设计出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大脑，它可能是一个无人愿意接受的大脑。”因为从生理进程和自然选择的角度思考，如果这个大脑适合现在的我们，我们本应该就已经进化出了。既然我们的大脑依然保有现状，可见从适者生存的角度，改造出的大脑与我们也并不相配。
其次，麦金认为我们可以不再试图借助自然的进化来帮助我们解决意识问题，在其看来自然的进化也不可能帮助人类认识“意识”，而是通过科学技术手段，这里有两个可以被采取的路线:选择性培育和直接基因工程。麦金并不主张提倡这些方法，因为它们将引来很多伦理问题。所以，这些想法只能在理论层面上被用来解决心身问题。麦金认为我们的某些基因专门负责人类大脑的构成，因此可能通过设计出DNA这样的方式去改变某个对象的大脑。他的思想实验是假设某个基因“G”专门负责前额叶的神经元密度，我们通过控制“G”来增加神经元的密度，以此加强主要位于前额叶的认知能力或通过这样的基因介入强化大脑左半球的语言中枢。重点的区域是促进内省能力的大脑中枢。假定意识具有内省无法达到的潜在机构，再假定这个潜在机构正好是解决心身问题所需要的，那么强化内省知觉就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麦金认为这个实验合理的前提是我们有一个内省地检测意识的基因。就目前的基因工程发展来看，这也只能是一个“科学幻想”。他一再强调这只是个理论，而且会引起明显的伦理学问题，并且预言道:“假如我们需要一种不能以此方式表征世界的智能形式，那么我们可能必须放弃这种表征事物的基本方式。”这个有点悲观的态度，恰恰说明麦金在大科学主义浪潮下仍然保有清醒的态度。限制正是为人类的自由让步。经常有人说情感阻碍了清晰的思考，这难道就意味着我们为了更清晰的思考就能放弃感情?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向往崇拜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心灵，但对于人类而言学习新知识、体验新事物本身也是一个愉快的过程，我们不会为了得到上帝的心灵就放弃这种享受。
最后，麦金的第三种方法———心智建筑术———非常靠近人工智能和模型论，认为神秘的“意识”只是对我们神秘，它对我们的基因并不神秘。这是一种以现有的心理学为根底，探讨心理系统怎样被建造出来的，而心理能力又是通过什么设计原理被制造出来的理论模型。麦金提出大自然的进化为人类的心灵安装了特殊的心理模型，这种心理模型对应于相关联的外部世界。外部世界通过作用于人类的大脑进而促成了人类特殊的心理模型，从而创造出人类的思维、综合、想象、创造性活动。换而言之，人类的心灵是大自然的杰作，是一种长期不断的建筑产物，甚至可以说是奇迹。生物学的研究表明塑造心灵、意识是大自然这位工程师特定的目的。这种目的主要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一旦出现相对应的因果条件或者关联，人脑就会出现心理内容。因而，麦金意在找到使得物理有机体能够意向性地指向外部世界，并且意识能够通过自然的物理概念得到理解的一种表征方式，然而我们的表征方式总是有所限制。相比前两种方法，麦金对这一种给予了更多的肯定，他试图找到一个完美对应的理论模型，然而，正如同主观与客观之间的鸿沟，这样的心理模型至今没有找到，况且类比推理也不一定能获得真理性的答案。
综上所述，对于这三种方法，麦金实际上都没有给予过多的肯定。他始终认为我们对待当代科学发展不应该盲目自信，对待物理主义的结论也不应该轻率信服，麦金从未漠视过科学所作出的贡献，但他谨记对未知的神秘领域需保持一份谦逊之心。
2、笛卡尔的幽灵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麦金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强物理主义并不能通向人类期盼的真理之路。由此可见，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真的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了吗?真的能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吗?答案是否定的。金在权给出了几个简化的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对心身二元论的论证，举其中一例来谈:
(1)我是一个不可置疑的实存
(2)我的身体不是这样一个不可置疑的实存
(3)因此，我与我的身体不是完全同一的
(4)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思维着的存在———我的心灵，与我的身体是不同一的。
我对身体的理解来自于我对心灵的理解，如果有一个邪恶的恶魔试图欺骗我，我的身体很可能就不存在了，然而，无论魔鬼如何欺骗我，我至少可以思考，所以我肯定是一个具有思维能力的存在。但这一点不同于身体，我无法凭借自己的能力担保身体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有魔鬼在玩弄人心，如果上帝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全知全善。甚至，即使没有这二者的外在威胁，我们的身体也是不为我们熟悉的。即使我们有潜意识与无意识，但是心灵对我们而言是透明的，我们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虽然我们偶尔会出于某些目的“自欺”;然而，大部分时候身体并不是这样，比如癌症病人，即使在身体快被摧毁的时候，仍然需要医生将病情告知。人类需要通过第三方以及各种外在于我们的手段去了解我们的身体;与之相反，我们的心灵只对自己敞开，即使有各种精妙的仪器，也只有我们自己能体会到幸福时的喜悦与痛苦时的悲伤。就疼痛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疼痛不是私人概念，它是可被观察并且具有公共含义的，然而具体的疼痛确实是不同的，人无法从自己的疼痛完全类比出他人的疼痛。当代物理学也无法排除身心交感说。根据对量子力学的标准阐述，世界的状态是由一种波函数描述的，根据波函数物理实体经常处于一种叠加状态之中。但是叠加从未被直接观察到。这就是“观察者理论”，在波函数进化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种不同于薛定谔方程的非线性坍缩(collapse)，这种坍缩取决于观察者观察的那一瞬间，它是非决定性的。而真正能决定这一瞬间的，是观察者的意识。澳大利亚的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就曾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性类比为波粒二象性。
甚至，笛卡尔的二元论以令人惊奇的方式存活在哲学的各个领域，例如社会哲学(thephilosophyofsociety):当我们询问社会是由什么构成，强物理主义者倾向于回答社会中只有物理实在，例如单个的人这类生物学、物理学事实。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中除了物理实在以外，还有“民族精神”等超脱于物理实在的存在，它们也不能被还原。约翰·塞尔就明确反对在社会哲学中使用“还原”和“随附性”之类的概念。然而，无论是人能否还原成心灵或者物质，抑或社会是否能还原成单独的社会事物，都和心身之争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均聚焦于两者的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正如金在权所言，“心身问题的持续争论，越来越清晰地集中于强物理主义所无法易于接纳的当代流行的中间路线。”尽管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在一些哲学家看来只是时代的陈旧遗产，把意识还原到物理对象的一元论解决方法也仍有人支持，幸而，关于这种方法的反对声从未停止过。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困境，指出:通过把哲学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或与实践相关的认知问题，这是否是对真正的心灵哲学问题的回避?把意识还原到具体的物理实在，是否就能弥合心身之间的差异与主体之间的差异?
成败利钝，学者们都必须承认笛卡尔提出了很多在当代也仍然具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笛卡尔综合了纯粹的思辨和数学与科学的手段，当代哲学家们延续了这条思路，例如普特南的功能主义、戴维森的变异一元论、丘奇兰德夫妇的取消主义、金在权的还原模型，内格尔、查默斯、菲利普·高夫(PhilipGoff)等所主张的泛心论，这些哲学家们虽有各式不同的主张，他们的基本立场却是一致的，都不会公然与物理主义敌对。然而，物理主义这张看似严丝合缝的密网之下，暗流涌动。正如高夫所宣称的那样:一场关于意识的革命已在进行中。即便人类日趋习惯用科学的去取代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然而，追根溯源，心身问题从一开始产生本就服务于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根源于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追问那些“不可”被追问的，描述那些不可被描述的，理解那些也许永远不能被理解的答案。伊丽莎白公主将笛卡尔看作为她“灵魂的医师”，或许这就是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对人类作出的最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略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研项目“论规范性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