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光 | 以实践为中心，以社会主义为方法
以实践为中心，以社会主义为方法
——读鄢一龙《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
文/刘晨光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早已无法用被教条化的源于前苏联或美国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前苏联超越阶段地过早宣告进入发达社会主义，致使人们因现实社会主义出现的问题而责难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由此造成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脱节。美式自由主义在苏东剧变后宣告的“历史的终结”，亦因超级霸权无度挥霍帝国信用而走向衰落，很快被证明是真正“致命的自负”。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迫切需要在思想、理论、话语、价值、文化、文明上也强起来；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新时代中国，迫切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中国与世界，用自己的嘴巴来言说中国与世界，用自己的手笔来书写中国与世界。
鄢一龙著《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就是这样的努力与尝试。作者怀有“百年大道责人开生面”的王船山式担当，以“笔墨生涯只是痴”的曹雪芹式用心，投入“无端相思摹新语”的陆贾式志业。笔者无意也无法替代读者阅读，仅从如何研究阐释中国道路的方法论角度，谈两点比较有感触的阅读体会。其一，路是走出来的，研究阐释中国道路须以实践为中心；其二，路漫漫其修远兮，研究阐释中国道路宜以社会主义为方法。
道在脚下：以实践为中心
该书有“导语”，提炼概括了主要内容，虽列在最前，但估计写在最后。主体架构共分五篇，首篇即“中国话语方法论”，其后则从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治理模式、中国与世界四个方面解读中国道路、阐发中国道理。故而，廓清“中国话语方法论”是解读中国道路、阐发中国道理的前提。
作者提出了“实践主义研究方法论”，主要针对的乃是数十年来学界愈发盛行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主流方法论，旨在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但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所要验证的“理论”只能来自特定社会，不可能有自称的普遍性。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验提炼出的“理论”，焉能直接拿来应用于当代中国社会？固然可以用中国经验来证伪西方理论，但何如从中国经验来提炼中国理论？当代中国发展绝不是为了证明或证伪某种既有的外在理论框架，它提供的无比丰富的实际经验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巨大富矿，应该成为我们提炼中国理论、构建中国话语、创造中国思想的源头活水。
因此，作者提出“实践为体”“一体三用”，即以现代中国实践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西方理论为用。显然，认识中国道路的理论工具箱并非不能包括西方理论，但要看到它只是其中可参用的一种，且只是“用”而已。解读中国道路，必须回归中国实践，以中国实践为中心，从活生生的中国实际出发，而非从任何一种既有的外在理论框架出发，否则就仍难逃形而上学的圈套。中国学界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认同“以中国为中心”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这是可喜的，但“中国”最根本的意思只能是日新又新的“中国实践”，也就是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近年来一再强调的“中国哲学”需要面对的“中国社会现实”。
以实践为中心的方法论转向，正如作者所强调的，意味着“从接轨研究转向自主研究”，从刻板的“理论假设-实证检验”研究路径转向“'事实浸泡’-理论对话-理论假设-实证检验”研究路径。作者借鉴华中乡土派领军学者贺雪峰教授倡导的“饱和经验法”提出的“事实浸泡”，即“浸入实践过程，而不仅仅是收集资料后进行归纳，包括参与政策研究、现场调研、深度访谈、解剖麻雀等方式”。通观全书可知，作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新生代学者代表，作者对于“国情”的长期“浸泡”，尤其是长期从事五年规划研究的经历，以及大量的实地调研，为其从中国实践出发构建新的理论提供了经验基础和重要条件。比如，正是基于五年规划研究，作者提出了“整体知识运用机制”“国家目标治理体制”“集思广益型决策体制”等既具有解释力又具有标识度的概念，为读者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政治经济新体制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论证。
就笔者有限目力所及，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教授倡导“实践社会科学”最为有力，且基于数十年经验研究积攒的深厚功力，近些年愈加自觉地对这一“功法”进行理论总结。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连接理论与实践。在他看来，对自己过去研究有强大和持久影响的韦伯和布迪厄皆各有所偏，韦伯偏重理论理性，布迪厄突出实践逻辑，而那条位于过度形式化的理论理性和缺乏前瞻性的实践逻辑之间的正道，竟早已为“毛泽东思想”所探明。黄宗智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洞见在于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学术界和理论家们较普遍忽视的关键问题，即怎样在实践和理论间进行媒介、连接。”贺雪峰和华中乡土派也甚重毛泽东《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等论述，其自称的“在野之学”让人不禁想起当年“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鄢一龙也论及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认识论，认为理论与实践在相互作用中的“反射性演进过程”，“将出现毛泽东所说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又变物质的两次飞跃”。
研究阐释中国道路的方法论，原来早已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中国道路，难道不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吗？问题在于，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一旦被教条化、教义化对待，而不是被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工具和方法，那么其生命力和创造性也就离黯然消退不远了。当年的苏联教条社会主义是如此，冷战后的美国新自由主义也是如此。这是所有理论的共同命运。因此，一方面要坚守“道在脚下”，以中国实践为中心、从中国实际出发来构建中国理论、阐发中国道理；另一方面还要看到“道阻且长”，坚持正确思想指导，化理论为方法。
道阻且长：以社会主义为方法
鄢一龙在“导语”结尾指出：“中国道路是人类新路，是人间正道，是人类的一种新秩序；中国道理是中国道路之理、有道之理、中道之理，是人类的一种新知识体系。”在全书“后记”中，他再次论及中国道理的“三解”。无疑，中国道路之所以是“新路”“正道”，并具有“人类”意义，在根本上是因为它有先进的思想理论作指导，有崇高的价值理想作目标。作者强调：“中国社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秩序，人民主体、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构成了中国体制的'铁三角’，也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元概念。”人民主体和党的领导都较好理解，难点是怎么理解社会主义。作者自言：“社会主义就是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共同体。……社会主义是共生经济、共享分配、共同富裕、共同理想的人类社会新路。”正是因为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中国道路才堪称“人间正道”“人类新秩序”，从中国道路中得出的中国道理才是“有道之理”“中道之理”。
就此而言，该书主体部分论述中国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治理模式、中国与世界的四篇，也就是阐释何谓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作者理解的“社会主义”，核心内涵是一种“共同体”。作者在其领衔合著的《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一书序言，也曾阐述过“共同体主义”。《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对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阐释显示出，从中国实践经验出发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与西方社会科学殊为不同。在西方资本主义秩序下，社会被分割为高度原子化的个体，因此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奉行个人主义方法论，也基本符合其社会结构原则与内在精神。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中国社会科学所秉承的方法论，或可称为社会主义或共同体主义的方法论。这其实也正是中国道路的方法论。
社会主义方法论注重分散性知识与整体性知识的结合。作者认为，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评源于他只看到分散性知识，却忽略了整体性知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规划主要在整体性知识与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发挥作用，既不同于苏联式指令性计划，也不同于法国式指导性计划，而市场主要在分散性知识和私人产品提供领域发挥作用，因此可形成一种复合优势。目标治理体制即是通过运用整体性知识制定国家规划，调动各方积极性，引导资源配置，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推动目标实现的国家治理方式。
社会主义方法论注重民生福祉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作者认为，不同于福利国家的理念，民生国家最核心的理念是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理念。民生国家是以促进人民发展能力为中心的，由个体、共同体与国家共同承担的改善人民福祉的制度，强调的是共同权利与共同责任，其功能在生产、一次分配与再分配都发挥作用。民生国家的去商品化属性内嵌于其社会主义体制本身，主要是指供给机制的去商品化。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显然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方法论注重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相结合。作者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不平衡的分配方式所决定，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更根本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市场经济之外，还存在公共机制将潜在需求现实化，从而可以创造更大的有效需求空间。新需求管理主要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推动公共消费、公共投资与挖掘全球潜在需求，来拓展有效需求空间，促进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方法论注重通过分工协同更有效整合资源，共同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作者基于中国实践将中国政治体制概括为“七权分工”。美国“三权分立”体制的突出问题在于难以整合碎片化的利益与观点，每个人、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利益与主张，但是缺乏有效的力量来推动共同利益、共同主张与共同行动。中国“七权分工”体制是通过权力的统合、交叉来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分工与配合，从而更高效地实现公共职能，基本目标是有效配比国家权力以促进共同体的善。美国政治体制运行的核心原则是分权制衡，中国则是分工协作、民主集中，体制运行更有效能。
社会主义方法论注重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集思广益型决策体制。作者把集思广益型决策分为五个阶段，即屈群策、集众思、广征询、合决议、告四方。中国五年计划或规划的制定是一个不断从民主到集中再到民主再到集中的过程，凝结了全党全国全社会的意志与智慧，最后上升为法律，成为全国人民一致奋斗的纲领和目标。它体现了中国决策过程的鲜明特点，即重视调研、大众参与、协商民主、民主集中、科学民主。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就是民主集中制，最核心的特征就是把科学性与民主性有机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方法论注重通过先锋政党、有为政府、共益市场与有机社会四个要素共同保障中国式善治。作者认为，善治的根本在于最大程度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先锋政党的领导是中国善治的关键与根本优势，它决定了中国是有为政府而不是有限政府，是共益市场而非自由市场，是有机社会而非公民社会。中国政治体制之所以是分工体制而非分立体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党中央领导权的统合。决定中国未来根本走向的，是在于党的领导权与资本权力这两种总体性权力的博弈。
社会主义方法论注重把共同体主义作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新范式。作者提出“两极相连”，指国际格局由“一超多强”转变为“两极多强”格局，由于中国成长为全球性能动大国，美国逐步丧失其全球唯一权力中心的地位。中国既是现存国际秩序的保守力量，又是变革力量，可谓“保守性变革者”。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21世纪国际关系提供了共同体主义新范式。共同体主义的安全观是普遍安全观，共同体主义的发展观是共同发展观，共同体主义的文明观是文明交融观，共同体主义强调结伴而不结盟。它顺应了21世纪国际政治现实，回应21世纪国际政治挑战，同时也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以上既是对中国道路之实践结晶即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概括，又是对中国道理之理论创新即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提炼。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基于中国实践经验而对中国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的理论论述，虽然仍力图遵守严格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要求，不过同时也明确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实践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主体性和客体性不能截然分开，研究者需要进入参与到具体实践的生成过程之中”，这也正是理论之于实践可能发生的反作用，或者毛泽东所说的“精神又变物质”的飞跃。当下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阐述，并不带有明显的超历史阶段的“理想”色彩，但同时经由理论的表达，一旦化为物质的力量，自然也是可以推动“现实”往前进一步发展的。因此，虽言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却并无固定僵化之意，解释中国道路、阐发中国道理，恰是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笔者曾参与撰写《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文中提出，社会主义主张以“社会”为本位来构建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实际上，这就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看。人类社会发展至今，还没有真正建成过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已经指明了人类社会向“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新型社会共同体发展的根本方向。以社会主义为方法，就是要在清醒认知“道阻且长”的现实约束条件下，更加自觉地推动中国和世界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去发展，去进步。是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编辑：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