纨绔子弟唐懿宗时期的人才凋零和衰亡征兆
我看中国历史之五十八：唐朝篇十七
纨绔子弟唐懿宗时期的人才凋零和衰亡征兆
文 和运超
唐懿宗李漼，是唐代倒数的第四个皇帝，说来也是最后一个在京师过完平安生涯的皇帝。李漼和父亲宣宗李忱一样，一共在位十四年，京师长安之外的很多地方已经不断出现危机，不过只是侥幸还没有酿成全局性的大问题，可如果追溯唐朝随后一系列走向灭亡的灾祸，唐懿宗李漼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李漼是宣宗李忱的长子，本名李温，生于文宗大和七年（833年），母亲是当时还作为光王李怡的侧妃晁氏。武宗会昌六年，光王李怡侥幸登基成为宣宗，李温已经十二三岁，封郓王。
影视剧中的唐宣宗形象
唐宣宗在位十来年，后来他的内心一直更钟爱第四子夔王李滋，比李温要小十一岁。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宣宗病逝前夕，已经安排好托孤传位的事情。可是由于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外加宣徽使王居方处置不当，意图让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贬离长安，王宗实打算入宫面圣辞行发现上当，宣宗已经驾崩。王宗实和副使丌元实当众对质揭穿几个人伪造圣旨的大罪，然后扶立李温登位，第二年二月安葬宣宗，不久年轻的夔王李滋就神秘病故。
唐懿宗在位使用“咸通”这一年号，据说是宣宗所作的一首曲词有“海岳晏咸通”的句子（宣宗懿宗之际，唐代的词已经开始比较成熟，之后温庭筠、韦庄不仅是诗歌出名，他们的词也能和诗歌媲美，甚至推动词的文学地位还要更有价值），以此昭示天下新君李漼念念不忘他的父皇。
唐宣宗后期已经在某些方面很有问题，维持一个相对平稳的晚唐局面非常勉强。可登位以后的唐懿宗，言行举止却连宣宗勉强努力的样子也丝毫没有。史书记载的唐懿宗是一个非常热衷游乐和歌舞的败家子，日常生活中点缀着纨绔子弟的各种毛病。历来天子被视为臣民表率，文武大臣自然全都弥漫着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风气，晚唐诗人韦庄诗中就有"咸通时代物情奢"的说法，他所咏"瑶池宴罢归来醉，笑说君王在月宫"，正是对这一走向末路的世态最好的描绘
由于唐懿宗好歌舞，据说宫中供养的乐工多达五百余人，只要每次宫廷音乐会哄得他高兴，就会对这些乐师大加赏赐，动辄上千贯钱。另外他的出行也非常夸张，《资治通鉴》记载，宫廷内外的扈从经常达十余万人，可信度实在存疑，但不管如何，唐懿宗过于频繁出宫，自然对朝廷对民间都是一项沉重负担。像咸通四年（863）二月，李漼出宫打着祭拜祖先陵寝的名头，这个当然有符合传统礼制的依据，但他借着机会竟将高祖献陵以下到宣宗贞陵十六座帝陵统统祭拜了一遍，司马光跟着就说：“拜十六陵，非一日可了。”实际祭拜活动成了皇帝顺便出游的巧妙借口。
唐懿宗即位之初，罢免了对唐宣宗有大功的令狐绹，令他出为河中节度使，之后还担任宣武、淮南等四镇节度使。但是，唐懿宗后来还是觉得需要令狐绹坐镇朝中，召入知制诰，辅政十年，拜司空、检校司徒，封凉国公。
咸通九年（868）庞勋的义军攻占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令狐绹受命为徐州南面招讨使，令狐绹实际就是一个纨绔子弟，才干非常有限，还不如当年白敏中，多次为庞勋所败。都知道，令狐绹的父亲是令狐楚，也是一个才子，当年很欣赏李商隐，有师长伯乐的大恩（李商隐骈文极其出色，早期就是受到令狐楚很多指点）。实际令狐楚的几个儿子令狐绪、令狐绹等都和李商隐一起长大，原本关系非常好。由于李商隐在会昌年间成为李德裕手下王茂元女婿（王茂元是王参元的兄长，而王参元是诗人李贺最好的朋友，通过这种姻亲纽带关系，所以李商隐写了著名的《李贺小传》），还给李德裕的重要助手郑亚当幕僚，令狐绹对李商隐非常失望，视为背叛，导致李商隐后半生颠沛流离。
李商隐后来多次赠送诗歌祈求得到令狐绹原谅，根本不被搭理。比如会昌五年（845），李商隐在洛阳闲居，向令狐绹赠诗《寄令狐郎中》：“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显得非常可怜兮兮。实际李商隐只是娶了王茂元女儿，虽然他对李德裕非常钦佩，但还根本够不上李德裕的边。
到宣宗大中年间，李德裕已经过世。李商隐去巴蜀当东川节度使柳中郢的幕僚，一共有四年时间。期间，李商隐代表柳中郢送别西川节度使杜悰去淮南任职（杜悰是名相杜佑之孙，与李商隐齐名的大诗人杜牧从兄，娶宪宗之女岐阳公主为妻，比杜牧大九岁，杜牧也比李商隐大十岁），柳中郢年长李商隐二十岁，对他非常欣赏，希望李商隐与杜悰接触，可以为自己将来谋得一些机会。而杜悰虽然能力也不强，但为人态度比较中立，正因他的不偏不倚，唐懿宗后来也提升为宰相，既然杜悰刻意表现不愿有派别倾向，又怎会轻易帮助李商隐呢。
李商隐一生困顿落魄，但令狐绹上位以后，实际对另一个文人又非常亲密，这就是与李商隐名声相近的温庭筠。同样出身比较落魄，实际祖上也曾比较风光。温庭筠的远祖是唐初的宰相温彦博，温彦博与哥哥温大雅都是支持李渊起兵最早的文士，只不过到温庭筠的父辈已经比较糟糕。
不过温庭筠的父亲也有比较得势的好友，这就是段文昌，温庭筠小时候一直在段家生活在蜀地，他与段文昌的儿子段成式是亲密发小。段文昌过世后，温庭筠才到达长安与京师一些名士子弟交游，主要就是令狐绹与令狐滈父子，还有名相裴度的儿子裴諴等人（温庭筠在裴度去世的文宗开成四年，就曾写纪念挽诗，有研究者认为，温庭筠准备科考的时候，可能已经向裴度投递过诗文），还有结交大诗人杜牧。
都知道，唐宣宗李忱喜爱科举文士，他一直是诗文曲词爱好者。令狐绹不仅受令狐楚影响很大，他投皇帝喜好，也自诩文人雅士。对温庭筠非常赏识，希望寻找机会向宣宗推荐温庭筠的词作，可暗中又想夺温庭筠的著作权，使自己与宣宗的关系更牢靠。久而久之，温庭筠感到很不满，两人关系变坏。所以，多年在长安没有出头机会，最终在大中十四年去了襄阳和江陵一带，与好友结亲，把女儿嫁给段成式的儿子段安节。段成式在李德裕出局以后就已经远离宫廷是非，一直是退隐江湖的闲人。
有关温庭筠的传记
温庭筠在长期落魄情形下，还是有向令狐绹服软祈求帮助，写了《上令狐相公启》、《谢纥于相公启》等书信，大约是懿宗咸通二年。到咸通四年（863），温庭筠过广陵为虞侯所辱，脸上受伤，门牙脱落，上诉到京师求令狐绹评理。令狐绹认为对方无罪。顾学颉在《新旧唐书温庭筠传订补》中认为，温庭筠咸通三年春夏之交由江陵起行至扬州。咸通三年冬令狐绹镇淮南，二人有宿怨，令狐绹又恨温庭筠久不刺谒，故意使人折辱温庭筠。
也就是说，这一场是非有可能就是令狐绹故意针对温庭筠，虽然是后人的推断，但如果对比令狐绹对李商隐后来的压制，确实很符合令狐绹为人小肚鸡肠，睚眦必报的阴暗心理。几年后，温庭筠于长安国子监任职，但很快去世。
唐懿宗起初迁走令狐绹后，本来想改任前朝重臣白敏中。只不过白敏中在入朝时不慎摔伤，一直卧病在床无法做事。白敏中想以中书令身份出任凤翔，唐懿宗勉强同意，后来他又三次上表请求辞职，先希望调去东都留守做一个闲职，后又希望直接辞官归乡，懿宗毕竟才继位不久，为表示对功勋老臣的推崇，一概都不批准。
结果咸通二年（861），白敏中就死在凤翔，年七十。当时唐懿宗已经对其他大臣显得应对从容，打算同意白敏中退休养老，结果诏书还没到凤翔，白敏中已经病故。令狐绹、白敏中都代表宣宗时的群臣首领，就是所谓后期牛派翘楚，唐懿宗在继位之初，其实对他们的任用存有一些忌惮，所以举棋不定，但面上不得不对他们表现出很高的礼遇。
在这两个元老之后，唐懿宗对待其他的大臣，包括与宰相朝会，李漼大多是敷衍了事。比如咸通年间也就十来年，一共任用了二十一位宰相，换人之频繁也算典型。由于唐懿宗对处理行政事务兴致不高，假如宰相用人得当，同样能够起到很大辅助作用，应该不会逊色武宗对李德裕的器重效果。所以，唐懿宗过于频繁调换人手，是非常草率的举动。
从另一侧面来说，由于皇帝这样不信任宰相，当然宰相即便在位也碌碌无为，何况本身能力也不可能达到李德裕、裴度当年的水准。像蒋伸（宣宗时进士，白敏中在西北以宰相身份出任节度使时，蒋伸为侍郎得到提携）这样的还算过得去，等推到宰相的位置已经六十多岁，根本无法发挥多少作用。
唐懿宗当时对白敏中非常紧张，一直不肯放他离开也是出于客观形势，像西北、西南都接连出现变故，白敏中在宣宗大中年间对付其他部族很有一套办法，李漼需要他坐镇拿主意。好在白敏中身故后当时朝中还有一个高骈，在唐懿宗和之后唐僖宗年间，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高骈，为宪宗时平西川刘辟的神策军大将高崇文之孙。高崇文因功封为南平郡王，祖上号称渤海名门高氏后裔，假如属实的话，就是北朝以来的门阀望族（只不过隋唐时期很多故意攀附大姓抬高出身，绝大多数都不靠谱，连杨李两代皇家都是如此）。身为将门之后，高骈少年时虽然就打下兵法骑射的基础，可在个人兴趣方面他更喜欢文学，经常结交文士，甚至他的确有诗歌流传。唐朝是一个诗歌兴盛繁荣的时期，文士参与军事活动的很多，因此还传下非常著名的边塞诗类型。但唐代从头到尾那么多武人名将，可这个群体却很少诗歌留下，高骈要算难得的一个，所以与一般印象中的军功世家子弟不大一样。后来清末学者丁仪的《诗学渊源》还称“（骈）诗情挺拔，善为壮语”。
由于宣宗、懿宗时期，西部地区重点防范党项和吐蕃，高骈受命驻防长武城（今陕西省长武县）。当时其他将领一般都不敢轻举妄动，高骈却带军士主动出击，并接连有所收获，受到唐懿宗嘉奖，改任为秦州刺史兼防御使。高骈名声逐渐响亮，成功诱降吐蕃将领尚延心及浑末部一万多帐，收复河州、渭州（今甘肃的陇南、陇西一带），随后又平定凤林关（河州凤林关的具体位置长期出现争议，大概在今临夏县往永靖县的途中积石山附近）。
咸通五年（864），经宰相夏侯孜推荐，懿宗任高骈为安南都护、经略招讨使，抵御南诏对安南地区的骚扰。高骈仍然采取主动策略，进兵击破南诏收复交趾，进检校刑部尚书，以都护府为静海军，授为节度使。高骈在唐懿宗时连获大功，已经不亚于乃祖高崇文。
南诏，也是与唐朝恩怨纠葛达两百年的地方势力。前期矛盾可以追溯到全盛时期的玄宗天宝时期，由于杨国忠处置失当，唐军与南诏已经多次兵戎相见，且唐军已有败绩。之后代宗、德宗时期，随着唐朝逐步恢复声望，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变得微妙，他们与唐朝又有和好迹象。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剑南节度使韦皋安抚西南，南诏首领异牟寻就决定归顺唐朝。贞元九年(793），异牟寻与韦皋夹攻吐蕃，得铁桥等与吐蕃相邻的十六城。铁桥城位于中甸县，今云南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著名的香格里拉市境内，这一番交好维持了二十年左右。
到文宗大和三年（829），因与南诏相安多年，巴蜀地区的剑南节度使杜元颖武备废弛，苛待将士，南诏趁机收买雅州（今四川雅安市）方面唐军，乘虚而入攻到成都外城，杜元颖在毫不知情之下，被南诏掠走百姓达数万人。要不是梓州方面郭钊（为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子）前来救援，杜元颖估计都被活捉。
之后李德裕接替出任剑南节度使：“德裕乃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李德裕来西川整顿，南诏重臣王嵯巅（本为弄栋节度使，后掌握南诏废立，赐姓蒙）把握时机归还俘虏的蜀人，双方继续修好了十年左右。偏偏唐宣宗登位以后一反武宗与李德裕的策略，发生古宗之战。
关于古宗当时究竟指什么说法不一。在云南历史上，一般说法古宗并不是指地名，而像是部族称呼。在南诏方面来说，貌似指不同于乌蛮、白蛮的西南其他部族；而在吐蕃方面来说，貌似指臣服的西南诸部。古宗的含义似乎是既臣服南诏，也臣服吐蕃，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西南部族。
古宗大体生活在盐源附近，史学界推测是今四川凉山州盐源县一带。那么，当时发生的古宗之战表面上是唐军与南诏之间争夺古宗，实际还代表双方争夺盐源地区的战事，因为产盐地区对唐朝、吐蕃和南诏三方来说都是重要的经济命脉，这是唐宣宗会出动大军的真正动因。
唐军出动达十万人，说来为历年与南诏交战人马最多的一次。王嵯巅带领王太子世隆出马，南诏以逸待劳，取得大胜，“杀唐兵数万人，立铜柱于界上”。《南诏野史》说，“古宗之战，唐帝惧世隆为患，妻以宗室女，伺察其所为”派去和亲女子充当间谍。
之后，南诏进一步拓展，还让骠国成为附庸，这一幕也非常有戏剧性。南诏出兵的时候，西南方面狮子国带着象兵也朝骠国进犯。王嵯巅对南诏王劝丰祐示意让将军段宗牓（是大理段氏段思平的五世祖）领军相救，南诏在名义上成了保护者，顺利进军骠国与狮子国开打。南诏当时是能与唐朝、吐蕃一较高下的厉害角色，区区狮子国怎么能相比？
骠国事后信守承诺，不但给了巨大酬劳，还答应臣服。段宗牓得意洋洋返回南诏时，地位急剧提升，他对王嵯巅也开始动心思了。《南诏野史·劝丰祐传》写“牓回至腾越，闻嵯巅篡位”，段宗牓听到传闻王嵯巅想要自己当国君，于是设计除掉。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试想王嵯巅年富力强的时候，接连扶持几代南诏王，揽事长达四十年，他什么时候夺位不好？非要等到年过七十才来这么一出？
昆明市后来重建的南诏王嵯巅所修密檐双塔之一
王嵯巅的死是南诏与唐朝关系再次转变，也是南诏走向衰亡的重要导火线。唐宣宗与劝丰祐死于同一年。《新唐书·南诏传》记：“会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时丰佑亦死。坦绰(指嵯巅)立酋龙(世隆)，恚朝廷不吊恤，又诏书乃赐故王。以草具进使者而遣，遂僭称皇帝，建元建极，自号大礼国。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讳，绝朝贡。”南诏不再向唐称臣，也成了西南的皇帝。
世隆其名与唐朝两个重要皇帝李世民、李隆基都犯重名的忌讳，其人曾受王嵯巅亲自栽培，之前打败狮子国，受骠国臣服，顿时开始膨胀，建号大礼，自认为礼仪之邦，也就是后来大理这一名号追溯的最早渊源。
段宗榜设计杀王嵯巅，过去不少人就认为是段氏开始跋扈的开始，事实当然也并非如此。南诏时期豪酋大姓势力众多，且世隆本身有相当能力。《蛮书》作者樊绰评价说：“伏以故南诏蒙异牟寻嗣孙酋龙，不守祖训，既违明誓，自掇祸殃。尚未悛心，犹恣狂暴。全驱蚁聚之众，攻劫邕、交之人。五载兴兵，三来虏掠。顾生灵之何负，受涂炭之辛苦。”显然对世隆与唐朝为敌的策略是很不满的。
偏偏当时遇到唐朝懿宗继位以后贪图玩乐，以至于南诏攻破安南交趾城，唐军一败涂地，退守岭南，多次向朝廷求援。咸通五年（864），宰相夏侯孜就举荐在西北对付吐蕃有大功的高骈为安南都护兼经略招讨使，先进峰州（今越南河内市相邻富寿省一带）大破南诏军，进而收复交趾。
髙骈一路在交州斩敌将张诠，攻破波风三壁，李溠龙率万人投降；又打败南诏杨缉思，斩酋迁、脆些、诺眉，据说献上三万敌军首级；最后打败归附南诏的邕州（广西南宁一带）土蛮，杀死酋长，土蛮部族归附唐军者一万七千人。此后高骈镇守岭南数年，南疆基本一直平静，直到僖宗继位又调高骈去西川成都坐镇。
南诏当然不甘心在交趾的一系列失败，决心酝酿反击，世隆督大军又从南诏北上向四川进发，但南诏气势已衰，结果还是失败。
唐朝博野将曾元裕在新都（今成都新都区）打败南诏军，大将宋威率忠武军斩首五千。南诏初战不利，撤退星宿山（具体地点有争议，但大战在成都北郊附近，倾向于成都北十里左右升仙山，升仙与星宿这一说法在古代文化有紧密联系，再从升仙山顾名思义，后来该地一直墓葬汇聚，最后发展为成都著名的磨盘山公墓），将领宋威进驻沱江驿。清代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四川二》载：“沱江驿在（新都）县南。唐置驿于此，以沱江为名。”
南诏再次挺进，第二次战于新都毘桥（今新都毗河一带），当时是向广汉、绵阳，进出四川的必经之路。这一次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领军设伏，宋威也从沱江驿北上合击，南诏再次遭遇大败，前后死七八千人，伤者不计其数。史书称当地百姓都拿着棍棒参与围攻，可见南诏多次袭扰西川引起民愤极大。当时从军在兴元（即陕西汉中，山南节度使所在与四川密切联系，山南军一度支援东川救援成都）的诗人唐彦谦为此写了《奏捷西蜀沱江驿》一诗。
经过高骈收复岭南和安南，四川方面两次大破南诏袭扰，唐懿宗时的西南方面总算没有动摇根基，但多少透露着边疆危机不断的信号。不光如此，实际内陆其他地方的麻烦也并不消停，整个唐懿宗在位阶段，已经是问题多多。
像唐懿宗刚继位的大中十三年年底（859），浙东平民裘甫（有的史料也称仇甫）就与一些百姓起事反抗，攻占象山、剡县一带，队伍发展到数千人。
据说裘甫是私盐商贩，获得利益很大，但官府不允许贩私盐，所以要冒很大风险，像黄巢、王建等许多唐末豪杰多数都有盐贩经历。假若裘甫能够成功维系贩盐的生意，回报巨大，其实就能解释为什么他能够一下组织许多人起事。除了贩盐需要铤而走险，本身需要一些身手不错的护卫押送，同时，得到利润也能够收买更多穷苦人加入。更重要的起事原因还在于晚唐从李德裕到宣宗李忱末年，本来已经有所缓和的民间田产土地又被层层加派赋税。
比如宣宗即位陆续恢复寺院经济，不断挤压民间百姓好容易获得的田地，同时在基础两税之外增加各种名目，其中就有盐茶酒等项目。江浙与川蜀是唐朝后期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地，也是南方经济在历史上开始超过北方的主要标志。与此同时，江浙百姓渐渐不堪重负，最终发生了裘甫的起事。
浙东观察使郑祗德急忙调集浙东所有唐军，还大量招募新兵，派正将沈君纵、副将张公暑、望海镇将李珪等三人围歼义军，结果中了诱敌深入的圈套，官军几乎全军覆没。裘甫自称天下都兵马使，出兵攻打衢州、台州、明州、婺州等地，很快义军发展到近三万人。
唐懿宗接报十分惶恐，急忙调安南都护王式担任浙东观察使。王式一方面调集各镇大军，一方面将流放在江淮的回鹘人和吐蕃人编成骑兵，兵分两路，与义军多次迎战，成果很明显。近半年时间，裘甫和刘睢等首领在突围中被俘，斩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