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慧纹：十七世纪后半的访碑活动与济宁州学的汉碑
学者白谦慎在研究明末清初书法家傅山（傅青主）的专著中，首先提出清初的明遗民特别热衷访碑活动，并以傅山为中心，检视了访碑及古碑研究在遗民圈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碑，尤其是断碑，陈于荒烟漫草中的景像隐寓朝代更替；而访碑、读碑、抚碑等行为，则在伤逝感怀的遗民文化中被赋予仪式性的意涵。傅山、顾炎武、屈大均等明遗民不仅跋山涉水亲访古迹、古碑，并在诗文中明白吐露与此活动紧紧相系的历史缅怀。此时期的访碑活动除了具有伤逝的情怀，亦与考证训诂有关。顾炎武提倡训诂治经，即由识字审音入手，通过古字、古音的考据训诂，对儒家经典进行准确诠释，而这类考订工作经常倚赖古金石文字进行。除此之外，书法家与拓片商贾积极访求古代碑石以为书法典范，使得清初出现一波访碑风潮，其中参与者的热切程度，旅行范围及在过程中愿意承受的磨难都远超过前代。
山东济宁是清初访碑者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济宁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古名任城，隋、唐、五代置任城县，元初改称济宁，又称济州，清时则为济宁直隶州。
史上关于济宁（任城）学宫立有汉碑的最早记载见于十二世纪赵明诚的《金石录》。《金石录》卷十六《汉司隶校尉鲁峻碑》条下说道：“……此碑为人辇至任城县学矣”，惜未载确切搬移时间。此后数百年相关记载极稀，但至迟在十七世纪后半，济宁州学（亦为孔庙）的仪门（又称戟门、大成门，位于大成殿之前）内已立有五通东汉碑，依时代先后分别是：
1.《北海相景君碑》（143年）（以下简称《景君碑》；）
2.《郎中郑固碑》（158年）（以下简称《郑固碑》；）
3.《执金吾丞武荣碑》（167年）（以下简称《武荣碑》；）
4.《司隶校尉鲁峻碑》（173年）（以下简称《鲁峻碑》；）
5.《尉氏令郑季宣碑》（186年）（以下简称《郑季宣碑》；）
中国的碑林最早约形成于十世纪，各地以孔庙或学宫为中心，有意识地集中保存古碑。济宁学宫亦为著名碑林之一，十七世纪后半时此地的汉碑不仅集中于戟门内且罗列整齐，显然曾经刻意安排与保护，前述清初访碑诸家都记述了当时所见之五碑排列位置。
朱彝尊提到五通汉碑以“左二右三”的方式排列在仪门两旁。仪门为南北向，当参访者顺序参观学宫内诸建筑，由南边进入仪门时，左为西，右为东；据此，西（左）侧有两碑，东（右）侧有三碑。张弨在《济宁州学碑释文》中的记载与朱彝尊相符，他并进一步为五碑编号：
《鲁峻碑》：东第一碑
《景君碑》：东第二碑
《郑季宣碑》：东第三碑
《武荣碑》：西第一碑
《郑固碑》：西第二碑
这样的排列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前期，《金石经眼录》中有更详细的描述：
《鲁峻碑》：在济宁州孔子庙戟门东侧，西向
《景君碑》：在济宁州孔子庙戟门东侧，西向
《郑季宣碑》：在济宁州孔子庙戟门东侧，碑附墙，阳面东向，阴面西向
《武荣碑》：在济宁州孔子庙戟门西侧，东向
《郑固碑》（连同残石）：在济宁州孔子庙戟门西侧，东向
整合这些记载，济宁州学五碑列于仪（戟）门内东西两侧，碑阳面面相对，惟东侧的《郑季宣碑》是例外，它的碑阴朝西，碑阳则贴附壁面。
济宁州学的碑林雏形可能成于宋代，但各碑经元、明数百年的忽略而残毁，直至十七世纪后半朱彝尊、顾炎武、张弨、郑簠、褚峻与牛运震等人，或为考证训诂、保存地方史料、书法研究或拓片买卖等因素作实地访察，才再次受到重视。
一
保存情况
与顾炎武同为清初振兴金石学的重要人物朱彝尊（1629－1709），曾于康熙八年己酉（1669）带着拓工在济宁州学停留三日，见到前述五件汉碑以左二右三的方式排列在仪门内两旁。它们保存情形欠佳 ，毁损磨灭严重，据朱彝尊描述，当时《郑固碑》“碑文全漫漶不可辨识”，他不得不放弃取拓；《武荣碑》“碑文已漫灭，年月无考，仅存其廓落焉尔”；《鲁峻碑》“石久崩裂，仅识其百一而已”；而《景君碑》不仅“碑辞漶漫”而且碑阴紧靠墙壁，拓工拒拓，他只得强令施拓。
漫灭难识的碑文促使学者为之进行考释工作，文字音韵学家张弨（1625－1694以后）曾于康熙年间造访，并在1690年写成《济宁州学碑释文》一书，试图为剥蚀的古碑作整理与纪录。张弨字力臣，号亟斋，江苏淮安府山阳县诸生。父亲张致中是明末复社领袖，精于字学，并有金石收藏。张弨少承家学，特别留心六书，爱好金石文字。张弨十七岁时父亲过世，家境贫困，曾以卖书画为生，后追随顾炎武，为顾写《广韵》及《音学五书》。张弨仿效顾炎武不参加科举、不登仕途，潜心向学，非常热中搜罗各处古碑铭文，“遇荒村野寺，古碑残碣埋没榛莽之中者，糜不椎拓。”据《济宁州学碑释文》自序，张弨于己巳年（1689）春受友人邀请北行，途经济宁州学，在当地停留了三日访碑取拓，随行的有两儿一孙，又值春景清龢怡人，张弨“以皤然一老抚摩审视，督施搨具”而大笑称快。当地士人于介菴、陈柏台邀请张弨为渐次漫涣的古碑作考订释文，供州学珍藏并作收入地方艺文志之用。张弨于是参考南宋洪适的《隶释》及其他著述，考订前述济宁州学的五通汉碑，及唐《桥亭记》、金《党怀英书王安石四诗》等共七件，于隔年（1690）春纂成《济宁州学碑释文》一卷。据张弨自述，此书虽然本于洪适《隶释》，但有两项个人创发：一是以楷书抄录隶书碑文，使碑文内容一目了然，较洪适“以隶释隶”的作法更为明白；二是针对洪适改动原碑文行列，以迁就书籍编排的便宜行事作法而来，改依碑文原来的行列安排，使缺损字的位置一见便知，如此“则寻丈之全碑敛归咫尺，仍还具体。”这些作法着眼于文字考释，都为方便校对漫漶不清的原碑。
另一方面，书法家重视隶书点画，对剔洗碑面、椎拓手法更为讲究。隶书名家郑簠（1622－1693）在康熙初年倾尽家产，北上山东、河北一带寻访古刻，十五年（1676）左右到访山东地区，曾亲自磨洗椎拓济宁的汉碑。据称经他清理苔藓的碑文“锋铩毕出”，他还能根据刻画的深浅来调节椎拓的轻重，结果胜过普通拓工百倍。郑簠并学习、临仿这些汉碑，对他的隶书创作起了重要的影响。
除文字描述、考释与拓片，济宁诸碑的形貌亦以缩图形式被保留在出版于1736年的褚峻《金石经眼录》中。褚峻（活动于十八世纪前半；字千峰），陜西郃阳人，以贩鬻碑刻为业，他在《金石经眼录》的自序中说道三十余年的访碑经历：“不惮跋涉，常裹粮幞被，周游四海九州名山大泽，遇穷崖绝壁、荒林败冢，凡有周秦汉魏六朝隋唐篆隶真草石刻之字，书见于其间者，无不手自摹搨。然而残碑断碣经风霜兵火，弃置于墟莽榛棘之中，而芜没于矼础墙几之用者，不一而足。……垂三十年共得碑碣千余种矣。”《金石经眼录》即是褚峻在所收金石拓片中，挑选四十九种前人未见或见之未详者，编辑而成的，1745年又重刊为《金石图》。
此书最特别之处在于褚峻亲手绘出各碑的形状、描摹字形，并且一一勾勒碑石上的剥蚀残缺，作成缩本，目的在“俾人一见了然，而且历历如睹原碑完缺之形状。”在褚峻所作的全碑缩图（图1－5）中可清楚见到济宁诸碑的碑首形状、碑穿位置，以及碑身断裂痕迹，亦可看出碑文漫漶缺损严重，呼应了朱彝尊、张弨等人的描述。五碑中尤以《郑季宣碑》（图5）的保存情况最差，不仅碑文绝大部份都已剥蚀消失，而且下半截佚失不见，残存碑身极短；而《郑固碑》（图2）亦折裂不全，一小块拾得的残石附于碑旁。
▲ 图1 《北海相景君碑》碑阳（右）与碑阴（左）
▲ 图2 《郎中郑固碑》
▲ 图3 《执金吾丞武荣碑》碑阳
▲ 图4 《司隶校尉鲁峻碑》碑阳（右）与碑阴（左）
▲ 图5 《尉氏令郑季宣碑》碑阳（右）与碑阴（左）
二
排列位置
中国的碑林最早约形成于十世纪，各地以孔庙或学宫为中心，有意识地集中保存古碑。27 济宁学宫亦为着名碑林之一，十七世纪后半时此地的汉碑不仅集中于戟门内且罗列整齐，显然曾经刻意安排与保护，前述清初访碑诸家都记述了当时所见之五碑排列位置。
朱彝尊提到五通汉碑以“左二右三”的方式排列在仪门两旁。仪门为南北向，当参访者顺序参观学宫内诸建筑，由南边进入仪门时，左为西，右为东；据此，西（左）侧有两碑，东（右）侧有三碑。张弨在《济宁州学碑释文》中的记载与朱彝尊相符，他并进一步为五碑编号：
《鲁峻碑》：东第一碑
《景君碑》：东第二碑
《郑季宣碑》：东第三碑
《武荣碑》：西第一碑
《郑固碑》：西第二碑
这样的排列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前期，《金石经眼录》中有更详细的描述：
《鲁峻碑》：在济宁州孔子庙戟门东侧，西向
《景君碑》：在济宁州孔子庙戟门东侧，西向
《郑季宣碑》：在济宁州孔子庙戟门东侧，碑附墙，阳面东向，阴面西向
《武荣碑》：在济宁州孔子庙戟门西侧，东向
《郑固碑》（连同残石）：在济宁州孔子庙戟门西侧，东向
整合这些记载，济宁州学五碑列于仪（戟）门内东西两侧，碑阳面面相对，惟东侧的《郑季宣碑》是例外，它的碑阴朝西，碑阳则贴附壁面。以下是各碑在戟门内位置重建图（碑阳以黑条块表示）：
济宁州学的碑林雏形可能成于宋代，但各碑经元、明数百年的忽略而残毁，直至十七世纪后半朱彝尊、顾炎武、张弨、郑簠、褚峻与牛运震等人，或为考证训诂、保存地方史料、书法研究或拓片买卖等因素作实地访察，才再次受到重视，而各碑的碑文内容与现况也获得厘清。十八世纪济宁碑林的整理与扩充即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节选卢慧纹《汉碑图画出文章——从济宁州学的汉碑谈十八世纪后期的访碑活动》第二节
卢慧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学博士，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副教授。代表学术研究成果（期刊论文）： 'Wild Cursive Calligraphy, Poetry, and Chan Monks in Tenth-Century China, ' 10th-Century and Beyond: Art and Visual Culture in a Multi-Centered Ag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钱泳与<攀云阁帖>－－十九世纪对汉碑的临写、缩摹与玩赏系列研究之一》，《请循其本－古代书法创作研究讨论会》（南京市书法家协会，2009）；《黄易与济宁州学的汉碑》，《黄易与金石学研讨会》（北京故宫博物院，2009）。《从黄庭坚的“病书”谈身体与北宋文人的书法创作》，《笔墨之外－中国书法史跨领域国际学术研讨会》（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008）。《薛绍彭与他的书法：兼谈北宋书家学古的两种类型》，《开创典范――北宋的艺术与文化研讨会》（国立故宫博物院，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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