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汗国阴影下的武德朝局

《喻苏世长》李 渊

名长意短，口正心邪。

弃忠贞于郑国，忘信义于吾家。

曾被高祖赋诗嘲骂的关陇子弟苏世长，其人机辩敏捷，甚至连褚亮都对他交口称赞。

天策府军咨祭酒，是苏世长弃郑归唐后的第一个职位。

武德初年，苏世长和豆卢行褒一起在王世充手下守备襄阳。高祖因与苏世长有旧交，曾几次写信给他，进行劝降，但都没有成功。直到王世充兵败，洛阳陷落，二人才归降。

高祖毫不犹豫的杀了豆卢行褒，然后怒指苏世长珊珊“降”迟，不料苏世长却不紧不慢的说：“隋朝失去了自己的朝纲，天下英雄共起而逐鹿中原，今天陛下既然得愿了，又岂能对天下英雄心怀忿恨而问逐鹿之罪呢？”

高祖笑了，苏世长也笑了。

在新朝为官的日子里，苏世长彰显出了一派名臣的气象：遇着高祖想率百官外出行猎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犯颜劝谏；遇着高祖重金修建披香殿，他也敢于直言不讳的加以阻止

于是，史书上终于记下了“以讽三谏”的美谈，让苏世长名扬天下，为后人所称道。

不过，高祖却给了苏世长“名长意短，口正心邪”的考语，尽管他内心中极端反感苏世长的讽谏，但还是一如既往地任用他。

苏世长像

这也不奇怪，正史里记载的，高祖是个没什么定见的人，仿佛一生都处于纠结当中。

比如太原起事之前，高祖任太原留守时，关陇势力和突厥都极力动员他起兵，但他始终摇摆不定。《旧唐书》描述，在李世民、裴寂、刘文静等人不断鼓动下，他才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

但在更早的史料，如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却并非如此表述。

造反前夕，高祖曾对李世民等几个儿子说：“隋朝灭亡是大势所趋，我们家有望继承天命。但不过早就起兵举事的原因，在于考虑到你们的兄弟还没有集齐。”

高祖所指的为由集齐的儿子，是还在前往河东募兵的长子李建成，他担心贸然起事，会将长子置于险地。

而李世民在明知这种风险的情况下，依旧反复游说父亲举兵，这在高祖和后来的太子建成内心中投下了一片阴影。

《大唐创业起居注》编者温大雅，正是当时追随高祖起兵的部曲，而《旧唐书》是唐亡后五代后晋时官修唐史，显然前者所言更为可信。

可见，起兵本是高祖自己的主意——敢于造反的不会是个没定见的人。

高祖的定见，还表现在对突厥的态度上。

起兵，需要外部势力的支持，于是，高祖开始向突厥可汗称臣。陈寅恪先生认为这一主张是李世民提出的，这也让大唐未来几年在对待突厥的政策上，陷入了无休止的纠结。

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突厥。

大约在公元五、六世纪，突厥崛起于漠北草原，源于北匈奴一支，最早居住在北海（贝加尔湖）西侧，也就是汉代是苏武牧羊到达的地方。

这一区域水草丰美，正是传统阿尔泰游牧民族的心脏地带——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能从此处寻找到渊源，分派出各种不同名字的分枝，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不大，所谓的匈奴、柔然、鲜卑、突厥乃至后来的蒙古，并非不同的民族概念，更像是政权概念。

当时的突厥人还没伊斯兰化，混有高加索和蒙古利亚血统，信奉萨满教。

突厥汗国之后，成立迅速把中亚草原、西域诸国、蒙古草原统一了起来，全盛时期的疆域东至大兴安岭，西抵西海(今里海)，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南接阿姆河南。

这对鲜卑人所建立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和隋唐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隋朝的时候，由于朝廷对突厥汗国采用了分化政策，成功的将其分裂为东、西突厥。但随着隋末中原战乱爆发，东突厥势力趁机得到进一步壮大，漠北及西域如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等皆隶属之。

史书称：“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

这是个可怕的对手。

东突厥始毕可汗甚至想学效仿当年魏武帝，统一中原，而中原的武装割据力量如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也都向之称臣，他曾以突厥汗国的名义封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解事天子”。

突厥反复扶持并比对这这些军阀的实力，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包括唐高祖李渊。

太原起兵之际，高祖就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借兵，表达了“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 ,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的愿望，始毕可汗欣然同意，派出李世民的好友执失淹“领数千骑援接至京”。

建国后，首先是突厥遣使到达长安，受到高祖盛情款待；后高祖也派出使节前往突厥可汗牙帐，并“以女妓遗始毕可汗”，随后突厥再派使来访，高祖“升御座以宠之”，唐、突之间表现出了空前的友好。

武德之初，鉴于唐的势力远不足以和突厥分庭抗礼，所能够采取的政策只能是务实的臣服和贿贡，以取得对方的支持。

唐需要争取时间，对突厥所支持的其他地方武装割据势力进行清剿。

这就是武德元年到五年前文所提到的唐的统一战争，主要由李世民领军完成。

但是，高祖在高估了始毕可汗的信用水准的同时，也低估了他的野心。

突厥从唐手里获得好处之后，还是不断挑起边衅，以期攫取更多的利益。高祖很清楚无法全面解决突厥问题，只好再度派人“奉币使于突厥”，以图用财富换取和平，让突厥退兵。

然而使者还没到，始毕可汗就病死了。

能省下一笔巨大开支，这让唐高祖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可突厥的继任者处罗可汗比他哥哥更加执着，等不来贡金的他勃然大怒，准备大举进攻，高祖只得重新履约，还多搭上了“帛三万段”用以吊祭。

这就是武德初年，突厥与唐的微妙关系。

武德二年，高祖杀了一堆人，振动朝野，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竟然是劝进有功的刘文静，罪名是“谋逆”。

这是个查无实据的罪名，陈寅恪先生则认为真正的罪名是勾连突厥。

对于里通突厥的下属，高祖的政策是疑罪从有、向不姑息，他大开杀戒，除刘文静之外，前后两任并州总管也被处死。

然而，在唐集团内部和突厥关系最好的，恰恰就是他的次子，秦王李世民。

由于历史的原因，李世民和东、西突厥王室贵族阿史那苏、阿史那大奈等人都有很好的交情，甚至和西突厥莫贺设也结为昆弟。

处罗可汗死后，他的弟弟颉利可汗继位，始毕可汗的儿子突利仍没能继位，因此叔侄之间产生了极大矛盾。

突利的妻子和李世民的妃子同是隋炀帝的公主，同为隋室姻亲——现在所说的“连襟”，于是在自己政治失势的情况下，突利与李世民结为兄弟，有了“香火之盟”。

可以说，武德之初，李世民在处理突厥问题中的优势无人可代。

唐高祖李渊

也正是这个原因，让高祖内心中产生一丝疑虑。慎重考虑后，边患处置基本交给了第三个儿子，齐王李元吉。高祖所能做的就是，让李世民专注于国内纷乱的统一战争，尽量避免其干预突厥边患事务——除非万不得已。

于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出现了。

由于李元吉屡战屡败，国内财力告急，这迫使高祖不得不启用李世民。武德二年，李世民大破刘武周、宋金刚，永久性解决了突厥在北地的军事内应这一心腹大患。

武德三年，突厥居然两次犯境。

此时，唐军主力都在河北、山东作战，长安的兵力根本不足以抵抗突厥，数度交锋，无不惨败。好在突厥人只图财、不害命，高祖只得故技重施，以“赂颉利可汗，且许结婚”，才得以退兵。

几次折腾下来，高祖实在是不堪其扰，但事实证明，他是个异常明智的政治家，具有过人的战略眼光，制定了先内后外的军事战略；他也有常人难以忍受的耐力，承受住了来自突厥的强大压力。

最终，唐用最短的时间，高效解决了统一问题。

武德五年，国内战争在李世民的主导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王世充、窦建德、朱粲、杜伏威、林士弘等重要的军事格局力量或被剿杀、或被招抚，国内大局已定，中土再无大战。

唐终于有足够的财力和军力，解决突厥边患，同时也牵连出一个新的问题——高祖如何平衡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两股势力的关系。

在太原起兵之后，唐的政治军事格局中，高祖总揽皇权，太子居中操控政权，秦王、齐王平定四方，分享军权——在血亲关系、政治伦理和均衡实力的加持和牵制下，自武德元年至武德五年，唐政权显示出了及其高效的整合能力和战斗能力，为快速统一奠定了基础。

此中弊病在于，皇权挟制军权的管道，被儿子们垄断。

随着中原平定，李世民的威望和实力随着战争进程与日俱增，形成了“天策府”这个以山东豪杰集团为核心为军事集团，让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也使李氏父子四人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内部的平衡被打破。

而今，太子还是当年的太子，秦王已不甘心做个秦王。

事实上，高祖在高兴的时候，也的确暗中向李世民许诺，将改立其为太子——这并非没有可能，所谓“立嫡立长”的规矩是周朝礼仪，对于隋、唐这样的政权而言，并不是什么纲常底线，隋文帝就曾废了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

但让李世民失望的是，高祖反复摇摆，但每每关键时刻，总都会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

高祖不高兴的时候，也叫着李世民的小名抱怨：“这小子掌管军队太久了，在外专横跋扈，被那些读书人教坏了，已不是当年我的儿子了。”

既然天下平定，李世民也就没有了执掌兵权的必要——这是高祖的真实想法，他不允许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冲撞既有的平衡。

于是，武德六年，高祖任命李世民离开突厥边界的并州，以“江州道行军元帅”的身份平定江南叛乱。

有意思的是，一个月以前，高祖就已经调派李孝恭、李靖、李勣等名将南下平叛去了，所谓“江州道行军元帅”也是个虚职。

武德七年，在突厥所扶持的地方割据势力被唐军快速清剿的时候，突厥颉利、突利两可汗率部突袭五陇阪（今陕西彬县），对中原发动大规模入侵，兵锋直逼京师长安，唐廷上下无不骇然。

高祖不得不考虑启用李世民御敌，但这次他多了防备之心，同派李元吉随军。

两军阵前，李世民对李元吉说：“今日突厥骑兵就在眼前，我们不能示弱，当决一死战，你能跟随我一起冲杀吗？”

李元吉也是百战之余，他看到唐军在大雨滂沱中连日行军，早已疲惫不堪，再加上粮草运输被隔断、军需器械受潮，战斗力锐减，因此还未休整就急于开展，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你不敢去，我去，你看着。”

李世民只带来百名骑兵冲到阵前——他也没想着真打，只用一番外交辞令，充分利用颉利、突利叔侄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最终兵不血刃，叔侄两汗皆愿退兵求和，并再度和亲。

突厥兴师动众，奔袭千里，未败即求和，这是件很让人费解的事。真相是，李世民本就不想与突厥开战，战败则权威扫地，战胜则狗烹弓藏，所以还是老办法好：通过重金贿赂加和亲，消弭战事。

粟特笔画中的唐太宗

某种程度上说，只要突厥边患存在，李世民就有执掌兵符的机会。

如此一来，宫禁内外便有了“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的流言，在高祖内心中，李世民也难逃“挟虏自重”的干系，这一点《资治通鉴》有明确的记载：“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

应该是这一刻起，高祖想明白了，所谓“秦王与太子”之争只是外人看不懂的烟雾，“儿子与天子”之争才是触怒龙颜的本质——高祖不再纠结，他做出了抛弃李世民的决定。

不过，苏世长却做了个相反的决定。

在陕州任职的时候，苏世长没能管理好部下，影响恶劣，为了平息民愤，苏世长又拿出了名臣风范，演了场“自挞于都街”的戏文，行刑的人似乎觉得他这样很虚伪，下手就略微重了一点——鞭鞭见血。

苏世长哪里忍得了这种痛，立时呼喊着跑掉了，围观的人大笑不止，言必称其狡狯。

弃郑降唐之后，他又决定投效秦王，以关陇之身运筹山东豪杰，终成秦王府“十八学士”。他比高祖想象的更识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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