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我对章惇恨不起来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与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是苏东坡于立春日在海南写下的一首词，写得欢欢喜喜，春意盎然。桃花在海风中红极，杨花漫卷如雪，迎春的仪式开始了，农人们正在播种希望。
苏东坡自己也喝得晕乎乎的，春风总算吹散了醉意，想起来了，哇，这里真的一点不像人们说的“天涯”啊！
现在的海南是经济开发区，旅游胜地，尽管房价与物价齐齐高飞，人们仍乐此不疲地奔过去，在沙滩上挤成鱼干状，只为享受一点碧海蓝天。
一千多年前的海南，才没这么风光呢。它是个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惧的地方，宁愿坐牢、砍头都不想被发配到那里。
路途遥远，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缺医少药，野蛮的土人，无数毒虫怪兽……谁会想到，它也有美丽的春天？
因缘际会，苏东坡来了，看到了，并写下了，海南的风，海南春天里的花朵—他也不是自己情愿来的，只是倒了霉，不得已。
遵宋太祖遗训，宋朝不得杀士大夫，所以对于触怒了龙颜和在政治角斗中失败了的臣子们，朝廷最常用的惩罚方法是贬谪。
让你远离中原的繁华富庶，到穷乡僻壤反省去，罪行越大，去的地方越远越荒僻。一般般的，到湖北湖南。北宋时的两湖地区，在人们心中，就是个乡下。
脚步再往南，到了岭南，就是蛮夷之地了。养尊处优的官员们，听说被贬到这里，再铁石心肠，也不得不跟家人痛哭诀别—再不哭就来不及了，这跟判了死刑没两样。
最远就是海南，真真正正的天涯海角，大宋朝悬在海外最荒蛮的领土。能被撵到那里去的人，说实话挺罕见的，得硬生生拨了多少根龙须，揭多少片龙鳞，得罪了多少权贵，才能获此“殊荣”啊！
海南人民挺淳朴的，并不因为家乡被中央当成罪臣们的天然牢笼而沮丧，也不知道“势利眼”这个词怎么写。
他们以朴素的是非观，热情地接纳了远道而来的“大人”们，关于“大人”们的平生事迹，即使远在天涯，他们也略知一二。
海南岛上建有五公祠，纪念唐宋以来被贬来的五位大臣：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
李德裕是晚唐党争领袖，后四位则是南宋时期因为主张抗金而被踢过来的，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他们都是忠臣良将。
五公祠外，另有单独一祠，供的就是我们的东坡先生。苏东坡在海南的事迹，可谓脍炙人口，名头比五公祠里的诸位响亮得多。难道苏东坡的威望，竟然能以一当五么？
其实原因是很多的，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比起其他的“大人”，苏东坡的事迹更好玩，更平民化，他在文化与生活上跟本地人的互动也更多……
一言以蔽之，他到了哪里，就把自己当哪里人，他跟他处的这个地方很亲，他是这样坦荡荡，竟然能把流放地当成家乡一样去接受。
所以，这个本该充满生命中的失落、危机与恶意的地方，也温情地接受了他，并且庇护了他。
苏东坡在海南待了三年。而初渡海峡，到达谪居地儋州城时，他已经60岁，随身行李唯书二册，随从无一人，长年同患难的爱姬王朝云业已病死在惠州，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跟在白发如霜的老爹后面，忧心忡忡。
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在党争激烈的年代里，无论新党还是旧党上台，都显得那么碍眼。贬谪这件事，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不过呢，都没这次来得凶猛。
这一次，政敌是抱着置他于死地的决心，一赶再赶，赶尽杀绝，而且，不再有太皇太后那样的高层人物护着他，不再有朋友暗地里守望相助……最重要的是，他已经老了，真的老了，发苍苍而齿摇摇，到了不堪奔波的年龄。
这一回，大家都说，苏东坡他死定了，一把老骨头，要丢在瘴雨蛮烟的海角天涯了。
苏东坡一生，除了爱开开玩笑占点嘴头上的便宜外，为人旷达随和，“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他能有什么死敌呢？谁会忍心当真为难他？
有，这个人竟然还是他青年时代的好友，意气风发，游历山河，喝花酒争姑娘的同伴。那是一个性格与苏东坡完全不同的人，他的名字叫章惇。
关于章惇，宋代笔记里有两则故事，都是在他年轻时和苏东坡同游时发生的。
一次，两人在陕西某县，听说仙游潭风光好，便相约户外运动去。那时候山水多处于原始状态，于是碰到难题了：“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风景虽好，但危险系数高。
两个好动的人望而叹之，章惇唆使苏东坡从桥上过去，到对面的山壁上题字留念。苏东坡不敢，而章惇抬脚就走过了，并用绳子吊在树上，从容地攀爬上下，在石壁上留下一行大字：“章惇苏轼到此一游。”
苏东坡不禁抚着章惇的背叹道：“你以后一定能杀人。”章惇问为啥，苏东坡答曰：“能拼自己命的人也就能杀人。”章惇听完，哈哈大笑。
苏东坡不愧聪明绝顶，有足够的知人之明，不过这一刻，他对朋友半开玩笑的感叹里，虽有惊讶，更多的还是赞赏。
苏东坡交朋友，和他对待世事的态度一样，善于发现他人身上的闪光点，并由衷地赞美之。他是真心诚意喜欢章惇身上的狂放、勇猛、刚毅，甚至还带着一点点好友间的心照不宣的包庇。
这时候，他相信，自己的朋友即使以后真的会杀人，那也一定有他必杀不可的正当理由。
还有一次，在山间小庙里喝酒。忽然听人喊“有老虎有老虎”，借着酒意，俩愣头青就骑马过去围观，在离老虎差不多百十米远的地方，马不干了，说什么也不肯走了。
苏东坡一看，算啦，这事是挺危险的，还是闪人吧！掉转马头就往回跑。章惇不动，却从附近找来一面破锣，往石头上一撞，那声音响得，真是迅雷不及掩耳，老虎正趴着看风景呢，哪想到受这一惊，不明所以，跳起来就逃了。
由此可见，苏东坡和我们大部分正常人一样，知风险懂进退，不拿性命开玩笑；而章惇呢，则很有点豪侠气，甚至绿林气、枭雄气，做事情有不顾一切的狠劲和别出心裁的巧劲。这样的人，当他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阻拦他。
章惇不是不够朋友。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苏东坡被变法派的一些人罗织罪名下狱，其势危在旦夕，落井下石的大有人在。
而当时身为变法派中坚力量的章惇，却挺身为苏东坡辩护，并当面直斥比自己位高权重的宰相王珪，极显当年攀岩吓虎的勇气—这其中，可能有变法派内部争斗的因素在，但不可否认，对苏东坡，章惇曾是不顾理念分歧而维护的。
事后，苏东坡被贬到湖北黄州，亲友中没多少人敢去搭理他，也只有他的弟弟苏辙和章惇两人隔三差五地写信去劝慰。
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应该从元祐年间说起。那时，变法的靠山宋神宗与精神领袖王安石都已病逝，守旧派的高太后与司马光执政，对变法一众进行大清洗，统统赶出中央，甚至贬谪至岭南。
而这种惩罚，已经近百年没有大臣遭遇过了。虽然守旧派中也有人反对，说这种处置太过严厉，恐怕将来会招致报应，然而高太后还是雷厉风行地做了。
也许在司马光等守旧派中坚力量看来，这不过是除恶务尽，是“君子”对“小人”的一次清剿。然而，政见之别，真能作为划分忠奸的标准吗？
王安石以下，变法的团体中，有趋炎附势之徒，有投机分子，可是也有以天下为己任而不谋私利的人啊。
但是没有谁敢说什么，没有谁为变法派辩护，又是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在自己好容易春风得意的一刻里，站出来不知好歹地说：“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简直就是打击报复！”结果，他也被赶出京城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当高太后去世后，哲宗皇帝亲政，重新起用变法人士。他不知道，在多年的失望与怨恨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变了模样，冷酷了心肠，磨利了爪牙，誓要报仇雪恨。
世事翻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围绕变法的斗争，早已经脱离江山社稷的共识，演变成你死我活的仇恨，这是北宋知识分子的集体悲剧—时代的精英们，将才华与生命耗费在无休止的内讧上。
没有人能够逃脱漩涡，讲究修身齐家治国的士大夫们，不知不觉中，七情上脸，将家国责任全都忘却。
比如章惇，当重新回到权力中心，他成了为达目标六亲不认的人，曾经被苏东坡赞赏的自信与刚毅，变成了自负与刻毒；而年少时的狂放，在岁月里，竟然化作了无时无地的对这个世界的嘲笑与不信任。
《宋史》中说章惇“豪俊，博学善文”，文学方面，我们并不曾看到他留下多少印迹，这个人把毕生心血与精力都用在“变法”上了，准确地说，是用在政治斗争上了。
而政治，你当真玩得过它？都当自己是风，其实自己不过是风中的草。
在章惇的眼里，苏东坡也算是守旧派中的一员，司马光早就死了，这股恶气发泄不完，就拿旧党中名头最大的家伙下手吧，管你是不是才华盖世—政治斗争中，才华是负累，会让你死得更快更惨。
总之，几近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被一脚踢到了岭南惠州。他在惠州待了三年，山水看遍了，热带水果吃够了，还作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
别人来了都叫苦连天，唯他，一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派头。诗流传到京城，章惇一看，好嘛，苏东坡你还能这么快活！遂临门一脚，把他踢到了更远的海南。不能再远了，再远得入海登仙山了。
说起来，苏东坡也真是的，既然是在被流放、被处罚状态中，那么好歹要拿出点“职业精神”来，做出些苦楚不堪状，让上面看着高兴一下，不然人家不是白处罚你了，不是很没面子么？
何况，客观上来说，日子确实是很苦的，住不好，吃不饱，还要自己摘野菜填肚子，心爱的女人又染病死了。正常的人早该埋头痛哭了，凭什么苏东坡就不肯哭给大家看？不仅不哭，还得意洋洋！
章惇的怒火，就在这样的琢磨中，熊熊燃烧起来。但我觉得，内心里，对于老友这种随遇而安、自得其乐，他其实是忌妒的，因为他做不到，也想不通为什么就有人能做得到。
这么多年了，苏东坡没变，还是那个胆子不算大，嘴巴不老实，接物太随和，处世没心机的好人，总是很宽容，很有趣，是一个无论如何都让你觉得他很可爱的人。
章惇曾经以为这不算什么优点，他仰慕的是导师王安石那样的人，高瞻远瞩，杀伐决断，敢为天下先，创不世之功业。苏东坡高才，名头响亮，但也不过是个保守的文人，哪有什么大气概大魄力？实不足与自己为死敌。
然而，他还是慢慢地对苏东坡痛恨起来了。
章惇惊异地发现，苏东坡的内心，比自己快乐很多。这个万变的无情的世界，谁能不被它耍得团团转？
想坚持点什么，就要咬牙切齿地和它死磕，很累很痛，但还是不知不觉被世界改变了模样，变得自己都厌恶起这一个我来。
可是偏偏苏东坡就可以不变，忠诚于自己的心，始终护卫着他自己作为一个儒者、一个士大夫的原则。
外界有多纷扰，他的内心就有多丰饶，即使也常常迷惑、惊惧、不知所措，可这些都让他变得更从容更旷达、更可爱更有趣了。
而章惇自己呢，明明胸怀大志，抱着献身于一桩伟大事业的决心，却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被愤怒与无能为力感缠绕着？
每一天，睁开眼就要开始与天斗、与人斗—一边应付明枪暗箭，一边在别人身后下黑手……那些人，无论是对手还是同伴，都一样的顽固、愚昧、狡诈，让他一刻不能放心，也一刻无法安宁……
他倒想看看，到底怎么样，才能让苏东坡真正地垮下来，让苏东坡的心中，和他一样，充满戾气与怨恨。
可惜，苏东坡收到了章惇送来的一切折磨，唯独没收到恨意，他依然用那种够呛的天真赤诚，一厢情愿地相信：子瞻与子厚是好朋友，只是因为政见不同，不得不如此。
我想我若是章惇，也只能对着这颗恶意怎么也无法侵蚀的赤子之心，悲愤地抓狂吧。
哲宗驾崩，徽宗上场，就是那个喜欢画画，球也踢得好的赵佶。章惇曾评价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极力反对他即位。因为这层恩怨，章惇被赵佶也贬到岭南去了，世事就是这样无常。
与此同时，苏东坡刚接到赦免，离开海南，正在从岭南取道北归的路上。以章惇的高傲，自然此时是不会和老友说什么的。
倒是他的儿子，也是苏东坡的门生章援，写了封哀婉恳切的信给苏东坡，替父亲求情。
苏东坡拿着信，高兴得要命，对儿子苏过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有司马迁之风啊！”然后，回信道：“我和你父亲是四十多年的好友，虽然中间有些不和，并无损于交情……过去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只论将来……”
大意如此，下面又絮絮提醒些岭南生活的注意事项，嘱咐多带些家常用药，自疗之余，也可惠及邻里乡党之类。
不知道章惇见到这封信会怎么想，我能了解的是，千年之后，看到这样平常又宽厚的文字，还能感到东坡先生身上那人性至真至善的光芒。林语堂感叹这封信是“伟大的人道主义文献”，他说得一点也不夸张。
然而，也就是这一年，苏东坡与世长辞—北归途中逝于常州，他没有来得及回到家。
那一刻，“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爱苏东坡的人，生前身后都是那样多。
章惇也于四年后逝于岭南雷州，无声无息。
后世人常骂章惇是小人，背叛了与苏东坡的友情。但看过他们的一生行径，我想事情未必如此简单。
对于苏东坡，我是全心全意地景仰的，他真是千古唯一的人，让无数人感到亲切并敬爱。而内心里，我更能产生共鸣的是章惇。
因为在他那里，我看到的是一颗接近于我们平常人的心：软弱，自负，忌妒，挣扎……许许多多的人性弱点，织就一个矛盾的灵魂，善与恶共存，私欲与公义较量，被冷硬的现实，压得快要爆裂了。
原来，我们都很容易被诱惑，被环境同化，随波逐流，背离初衷，而不自知。只有偶尔老天捉弄，才在某个平常的清晨，忽然摔碎镜子，因为害怕里面的那个浑蛋，那个怪胎。正是这一点，让我也有点心疼章惇。
不过，章惇跟平常人还是有些不一样的。除了的确精明强干，是重臣之材外，他的身上还和其导师王安石一样，有种孤决的气质。这是历史上变法者们共同的气质。
他们革命，他们执著无畏，“虽千万人而吾往矣”。同时，他们常常又太坚信手上的真理，不肯包容，不愿妥协，反对者愈多，愈发顽强，甚至刚愎起来。
到最后，六亲不认，众叛亲离。最糟糕的是，他们还真的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小人，小人好利，可以收买，可以讲条件；而他们，在意的不是私欲，而是信仰。信仰才是人类所有情感中最崇高，也最可怕的东西。
章惇一生，打垮了很多敌人和亲友，也亲手打垮了自己。他整过苏东坡，可我也像苏东坡一样，对他恨不起来。我的理由是：我知道，人性之恶就是这样难对付的，哪怕你志存高远，守身如玉。
这真是悲哀。好在，我们还是知道，这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他像个天才儿童一样，神奇地跳出了所有浊世的污染和人性的圈套。
这个人就是苏东坡，古今中外只此一个的苏东坡。谁能像他那样，冰雪聪明，又“没心没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