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回不去的故乡

清明忆旧  Uni-Note Vol.072

疫情阻隔，今年清明又没有回湖南祭扫。

大家庭的亲人散落在湘沪苏粤，今天在微信群云悼念，大家追思的对象，包括我的祖父（1938-2008）和二叔（1964-1996）。

祖母的妹妹（我应该叫姨奶奶）在群里写道：

深深怀念你们！最亲爱的二姐、大姐夫（注，我祖父）、二姐夫，还有我最心疼的外甥（注，我二叔），愿亲人们在天堂一切都好！我们永远永远怀念你们！

文字很质朴，但想到写下这段文字的是我这位70多岁的姨奶奶，脑补她此时情状，心头一热。

今天回顾2016年2月11日的一篇旧文，关于我那回不去的故乡。

以下是正文：

我的家乡不在城市也不在农村，而是在城乡接合部的一家老军工企业。这里曾是一个秘密王国般的存在。

厂子直属国家某部，正师级编制，这里的第一代“原住民”，都是国家从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大城市调来的技术工人，其中也包括我的祖父祖母。

在上海做工人的祖父被选中去湖南，定在1959年春节后出发。当时只有成分最好的人才有这样的机会，祖父是农民的儿子、从江苏来到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又是单位的先进，当仁不让。

祖父在出发前的1959年1月，与祖母在上海结婚了。喜酒摆在祖母邻居家的院子里，请到上海大厨子做席。来宾都羡慕新郎：“以后就归中央 领导了。”

祖母1961年也放弃了上海第八机械厂的工作，去了湖南。火车开到武汉遇上洪水，祖母又返回上海，6月下旬第二次告别家人出发。她没有想到，这会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别离。

在这个秘密王国里，祖父祖母没什么机会接触湖南本土文化。

他们跟对方说话，一辈子都是吴侬软语。南腔北调的工友们为了交流，逐渐形成了一种带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湖南本地人听不懂，他们因此更加敬畏——这个工厂的人连说话都神秘莫测。乡音到了我的父辈进一步消解，父亲和叔叔虽然在湖南土生土长，却既不会说湖南方言，也不会说上海话。他们这些“厂子弟”从小说的都是比较标准的普通话。

隔阂同样体现在过年时，在厂里人眼中，湖南当地的耍龙闹花灯习俗是“四旧”。厂广播里，厂长书记和各车间向全厂职工家属拜年，这才是“社会主义新年”该有的样子。春节传统的走亲戚对厂里人是难事，每隔好几年，祖父祖母才有机会带父亲回老家过一次年。去上海的列车是从广州或者昆明始发的，到了湖南就挤得上不去，祖父就把父亲从车窗里塞进去。满车厢人前胸贴着后背，父亲曾经一天一夜站到上海。更多的春节，穿越一千多公里的是两地书信，以及从上海寄来的饼干、奶粉。

留在厂里过年，“ 走亲戚”就变成“走同事”，去各家拜年喝口茶说说话，小孩子也没有红包拿，父亲儿时却常常要串二三十家门。他年年除夕夜通宵不睡觉，跟朝夕相处的小伙伴放炮、散步、说没完没了的话。

1980年代，我们第三代陆续出生长大，春节也有了新福利，当时厂电视台过年时转播电视剧，一天放6集《上海滩》，没广告。中间插播的厂新闻同样吸引人，因为孩子们都想看看自家大人有没有出镜。

美食是另一项福利。各家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于是在食物上精耕细作，过年时都祭出了各自老家的特色菜。春节拜年的议题从此不再是纯聊天，而是大人们天南海北美食的隔空对决、孩子们流动的盛宴。作为一个湖南孩子，我从小不怎么吃辣椒，我认知的至尊美食是祖父逢年过节做的白切鸡、糖醋鱼和红烧蹄髈。多年后我去上海读书，吃到跟儿时一模一样的味道，几乎泪奔。击中我的，是祖父默默培育了二十多年的乡愁。

正月十五，厂里曾在工人俱乐部楼顶上搞焰火晚会。焰火是厂里派我叔叔开卡车去浏阳拉回来的。最多的一年，焰火在天上轰隆了将近一个小时。万人仰视，满天绚烂。绚烂总是短暂。厂子随着破产改制日渐衰落，“ 烧钱”的盛况也一去不返。

1990年代末，厂里老一辈员工集中离退休，包括我的祖父母。他们从此成了还巢的归鸟，每年都回苏沪老家，甚至在那里买了房，盘算着在自己真正的老家叶落归根。我的父辈则面临国企工人下岗潮，许多叔叔伯伯离家南下，他们的铆焊技术在广东的工地很抢手。二叔一家就在深圳安下了新家。对我们这一代，父母的期待也不再是子承父业捧一个“铁饭碗”，而是希望孩子们考出去，走得越远越出息。

从此三代人都成了候鸟，只在过年的时候，才会从全国各地回湖南团聚。

春节来去匆匆，串门也就少了，父母学会了打电话拜年。每到正月初一零点，家家户户在楼道里点一挂鞭炮，在“炸楼”的轰响声中，他们就对着电话大喊“新年好”。

2010年，厂里完成破产改制，秘密王国彻底成了历史。春节时仍然有连天的焰火，不过放焰火的人变成了周边的农民。厂里的一些老居民区人去楼空，农民成了这里的新主人。

我2014年毕业时，最终没有按照上大学时的计划做一名教师，而是去做了记者。奇怪的是，这份漂泊的职业反而让我安心。直到入职时，我看到一段话：“厂矿第三代是重新散落于五湖四海的一代，也是没有故乡的一代，如果不做一个行走者，晚年大概更无可供栖居的家园。”作者是厂里走出来的一位大哥哥，早我11年入行做记者，他写出了我想说的话。

2015年，我在采访中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人七月结婚。登记当天我在个人主页发状态时借用了她的诗句：“ 我是天地客，谁做飘蓬侣”。2016年春节，我们都不回家过年，我们“在家”过年。

今天的封面和配图，来自电影《杰出公民》（2016）剧照。

旧文原题《没有焰火的故乡》，以下是一些后续：

这篇文章发表一个月后，我和妻子在我湖南的家乡办了一场婚礼，两三百位宾客，几乎都是“厂里人”。婚礼的车队，当地流行租一水儿的“四个圈”或者“别摸我”，价格也不算贵；但我最终和家人商定，邀请厂里的叔叔伯伯们拼一个车队，各种大小型号车辆混搭，贴着红双喜，由这些看着我长大的长辈们驾驶着，喜气洋洋环游厂区，为这个日渐冷清的老厂区带来难得的热闹。

喜酒办在中午，我和妻子在酒家门口迎宾。许多父母辈的厂里人，我已经十几二十年没见过，如今重逢，我凭着儿时的记忆辨认这些叔叔阿姨，叫出他们的姓氏——对我来说，他们仿佛是在一夜之间老去的。听到我叫人，他们大多愣住神，两眼雾气朦朦，紧握着我的手：翔翔，你写的那篇文章真好，春节的时候我们厂都传遍了，我看了好几遍。

这是我见过最其乐融融的喜酒，两三百位宾客，几乎全都相互认识，他们彼此是半辈子的邻居、发小、同学、战友、同事，甚至亲家。不用新人招呼，他们每桌就有说不完的话，喝不完的酒。所有人都吃到散席，有的拿出手机更新联系方式，有的从背后“偷袭”加入闲聊，长辈们互相搀着对方的胳膊走出酒家，三步一停五步一顿，依然沉浸在交谈和回忆中。

獭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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