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文化在皖江地区文化中地位变化之研究（上）
宣 城 文 化
在皖江地区文化中地位变化之研究
陆再奇
内容摘要：文化是在一定政治、经济条件之下，依托一定地理环境形成的。文化中心往往同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一个同心圆。皖江两岸，宣城因地处皖南山区向长江沿岸过渡地带，开发较早。公元前323年，今宣城市区即为楚国在长三角地区的贸易中心，自此从未迁徙过。汉唐时期，宣城始终是皖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唐至北宋初期，明清时期的池州府（治今池州市区）、太平府（治今当涂县）、广德州（治今广德县）相继从宣城分离，宣城也因此更名为宁国府（治今宣城市区）。从皖江地区文化发展来看：汉代至明代，宣城文化与皖江地区其他地方文化相比处于领先地位，唐代达到巅峰，明代保持微弱领先，清代安庆桐城文化兴起，宣城退居其后。清咸同兵燹，宣城因瘟疫受灾最惨，居民损失90%以上，文化断层。近现代以来，宣城经济社会地位相对沿江城市下降，加之宣城文化缺少研究，因而不被人知，甚至被人为贬低。
关键词：宣城文化 皖江地区文化 研究
01
宣城与皖江地区其他城市之关系
今安庆市，其建城史可追溯至南宋嘉定十年（1217）知府黄干修筑安庆垣，景定元年（1260）沿江制置大使马光祖筑成周“九里十三步”的城墙，奠定了城市基础，明清时政区地名安庆府。
02
宣州吴语在皖江地区范围之分布
方言是地域文化核心价值之一，是同一地域人们的情感认同，是共同历史和文化生活的载体，具有彻底的地方性。宣州吴语，属于吴语的一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宣州吴语的范围，西晋后期，部分地域被江淮官话侵蚀；清咸同兵燹后，又被湖北、河南等移民方言所侵蚀；但这些被侵蚀的地区仍属宣城地域文化的范围。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方言分布区域普查时，宣州吴语主要分布在皖南芜湖、铜陵、池州、宣城、马鞍山、黄山市黄山区北部，江苏西南部及浙江西北部。宣州吴语区起初被定名为“铜太方言”，取铜陵、太平两县名首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来皖南调查方言时，根据这些地方古时属宣州或宣城郡，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将其更名为“宣州吴语”。此外，地处长江以北的安庆和滁州东南部从方言来讲属于赣语方言区。
03
宣城文化与皖江各地文化关系之演变
（一）夏商周时期，宣地与皖江其他地方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为青铜文化。据《吴越春秋》和《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公元前21世纪和前12世纪，越、吴相继建国，皖江两岸进入方国文明时代，但在中原王朝看来，属于蛮荒之地，民风尚武崇霸，多从事青铜矿开采、冶炼和铸造，并被迫向中原王朝进贡，开始与中原王朝产生文化交流。
现代地质勘探表明，今宣城市的宣州区和泾县同属于长江中下游皖南铜、铁、硫、金等多金属成矿带，境内的铜矿多属鸡窝型富矿，埋藏浅，易开采。其开采史自商周延至唐代，后因资源枯竭而废弃，因而其青铜文化常被今人所忽视。文献及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均有佐证。如：《元和郡县图志》载：“宛陵县（注：今宣城市宣州区）铜山者，汉采铜所理也。”《括地志》载：“铜山，今宣州及润州句容县有，并属章也。”
（二）春秋战国时期，宣城与皖江地区其他地方建有都邑性城市，为后期的文化中心形成奠定了基础。有的是经济中心，有的是军事堡垒。如：爰陵，据出土文物《鄂君启节》（楚怀王时期免税牌）载，前323年，楚国拥有150艘船只的贸易船队水路东线终点在此，秦在此设爰陵县。鸠兹，《左传》载：“鲁襄公三年(前576)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197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侯仁之率领研究生实地考察，证实鸠兹邑在今芜湖县黄池镇境内水阳江南岸残蚀丘上。宣邑，位于今南陵县弋江镇，以吴、楚名邑显扬于开发较晚的江南地区。陵阳邑，战国时为楚国重镇和边邑。潜山梅城镇为古皖国都邑，汉代置皖县。从古城邑的遗址范围来看，虽然只有零点几平方公里，但是，具备了城市的雏形，为后世城市选址提供了基础，也为成为区域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
（三）西汉武帝时，宣城因其独特优势在皖江两岸率先崛起，成为区域中心，为其后成为文化中心奠定了政治基础。秦一统天下，宣城与皖江地区其他地方虽然纳入中华大版图，但由于远离中原，民轻悍、好斗，多变，“丈夫早夭”，中央朝廷认为“取之不足以更费”，亦即开发耗费多而所得少，得不偿失，视为偏远的蛮荒之地。秦汉时期，皖南境内尚居住许多山民，服饰简陋的“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史记·货殖列传》载：“越、楚则有三俗。”皖南所在的南楚，民俗是“好辞，巧说少信”。西汉元鼎、元封年间，闽越、东越民多次叛乱，“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
宣城，可能是因为其“地控荆吴”和“既有山川之胜，又兼海陆之丰”的优势，也可能是有为阻止越人沿春秋末期吴国伍子胥讨伐楚国的水道重返故里的考虑，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刘彻在今宣城市区设丹阳郡。丹阳郡时辖县17（东汉时宣城县一度并入宛陵县），疆域包括今安徽长江以南，江苏大茅山及浙江天目山脉以西、浙江新安江支流武强溪的以北地区。历史学家劳干认为当时的丹阳郡管辖面积为5.97万平方公里 。而位于长江以北安庆地境隶属庐江郡。南京大学历史系胡阿祥教授认为：西汉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刘彻在宣城设丹阳郡，宣城是包括今南京在内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政府驻地（相当今省会城市），直接说明了宣城为其时的江南或曰江南西部的政治中心 。
（四）东汉及其后，宣城因其区域中心的政治优势，成为皖南苏南浙北毗邻区域中原文化传播中心。夏商周时期，长江以南居民多为越人，语言为古越语。秦统一中国后，除少数统治者来自中原，居民主体仍是越人，不爱学习，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礼仪、风俗欠文明。光武帝建武六年（30），中水侯、五官中郎将李忠来宣城任丹阳郡太守，“起学校，习礼容”，提高读书人的地位，选用明经之士充任职官和学官，执管教民化俗之事，传播中原文明，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通晓儒学的人才。《后汉书·李忠传》载：“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十四年（38），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迁豫章太守。”也就是说，经过李忠八年的治理，丹阳郡境内不仅生产得到发展，人口有了增长，而且民风民俗得到了改善，李忠也因此获得政绩“天下第一”的赞誉。
《重修江宁府学碑记》载：“金陵古荒服地，东汉建武中，中水侯李忠为丹阳太守，始起学校，习礼容，易革其旧俗。”也就是说今苏南皖南浙北地区始受中原文明的洗礼。1994版《南京建置志》称，孙权建都南京，在南京政区建置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今南京市区在秦汉400多年间不过是江东秣陵一县的辖地，越城也只是一座军事防御性城堡。在此之前，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远不如宣城。丹阳郡学培养的人才中，最著名的要数东汉末年的徐州刺史陶谦。《三国志·魏书·陶谦传》说他“少好学，为诸生，仕州郡，举茂才”，表明进郡学，为他进入仕途奠定了基础。建安十一年至十三年间，今安庆市怀宁县民间创作的《孔雀东南飞》，被誉为中国诗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 。
（五）东晋时，宣城产生了第一代文学世家；南朝宋范晔在宣城著就《后汉书》；南朝齐谢朓在宣城开创山水诗新篇章，宣城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渐渐扩大。东汉末年，孙策、孙吴割据江东，建立吴国。治所宣城的丹阳郡是孙吴政权统治中心所在地。孙吴在境内“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立郡县以镇山越”。经多次剿抚，丹阳郡境内由山越之地变成南方汉人之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东晋及其后南朝宋齐梁陈均建都今江苏南京。宣城地境是“永嘉南渡”中原世家望族除南京之外的首选之地，成为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交汇中心。嘉靖《宁国府志》载，“（西晋）永嘉之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艺文儒术斯之为盛”。据宋明时期地方志和家谱记载，北方桓、杨、刘、查、程、鲍、黄、谢、詹、胡、郑、余诸姓有不少人分布在境内。从低估计，到南朝后期，境内的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人数应该在10万左右，境内由南方汉人之地演变为北方汉人之地。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宣城太守、内史可考者有50多位，皇族成员就有15位，其中排名第一、第二的两大家族，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分别有9位和2位，其他多是排名前30位的望族，这样的数据客观说明了宣城政治与文化地位的重要。
郡望谯国龙亢（今怀远龙亢）的宣城桓氏，自始迁祖、桓彝祖父桓楷曹魏正始十年（249）“高平陵事变”避难宣城起，至东晋义熙六年（410）“桓楚”最后一位皇帝、桓彝孙桓石绥被杀，前后150多年，以军功起家，以文学传世，首开宣城文化昌盛之风。史载：东晋桓氏家族六世48人中，位及人臣1人，自立为帝4人，位爵王侯及以上18人、军号将军及以上21人，累官五品及以上27人。其中：桓彝、桓秘、桓序祖孙三代先后出任宣城内史。桓彝及其子桓温、桓豁、桓冲和桓温之子桓玄等祖孙7人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计66篇（首），是为宣城境内最早的文学世家。
南朝宋元嘉九年(432)，范晔“左迁宣城太守”，在此著有《后汉书》。南朝齐建武年间（495—496），谢脁出任宣城太守，畅游于宣城的青山绿水间，创作的山水诗摆脱了魏晋南北朝玄言诗的束缚，更加清新优美，明白晓畅，开创了山水诗新时代，后世公认他是整个南朝最有成就、最为杰出的山水诗家。谢脁流传至今的山水诗128首，其中28首作于宣城，因此，人们将谢朓的诗集命名曰《谢宣城诗集》，称宣城为 “小谢城”，视宣城为“中国山水诗成熟地”。谢朓身后的“中国文人的宣城情结”肇源于此。
（六）唐代，宣城不仅是皖南的区域中心城市，而且还是今长三角地区三大中心城市(前期为润州、宣州和越州，后期为苏州、越州和宣州)之一，宣城文化在今安徽境内位居第一，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唐代，宣城为“国家巨屏”“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东南国用所资，宣为其屏”，人口最多时972952人，仅次于长安和洛阳，居全国第三，吸引了大批士子及北方移民，唐王朝重量级的文人名流几乎都与宣城结缘，他们或游学、或寓居、或为官、或避难，“才人名士遥相望”，汇聚了不同地域的优秀文人，时人称“宣州多君子”“宣城文雅地”。《唐诗纪事校笺》载：宣州官学、私学领先于全国其它地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查屏球认为：唐建中、贞元年间，“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在宣城求学期间（13岁至19岁），完成了古文派传人的自我身份认定，并形成了改革文风的使命意识。唐代三大著名诗人中唯一一位进士出身的白居易是宣州贡举的“生员”。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载，盛唐时期，宣城产生了以刘处约、刘太冲、刘太真、释正原、费冠卿、汪全铭、刘长卿、罗立言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个本土诗人群体；唐末五代时期，又产生了以许棠、汪遵、张惟俭、李咸用、梅远、江全铭、邵拙、高远矩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个本土诗人群体。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唐代诗人占籍考》载，唐代宣州14位诗人，存诗667首14句；池州14位诗人，存诗589首23名，仅次于宣州；歙州9人，存诗14首2句。安徽大学汤华泉教授考证，唐五代诗人（以有诗作存世者为准)与宣城县（今宣州区）有关的163人，诗歌298首。《安徽通史·隋唐五代卷》载，唐代安徽各州进士39人，其中：宣州8人（该卷至少不包括白居易等人），歙州5人；唐及五代安徽状元3名，其中：宣州2名（旌德县1名，宣城县1名），庐江1名。唐代大诗人孟郊在其《送任载、齐古二秀才自洞庭游宣城》诗序中称“今宣州多君子”，文称“宣城文雅地，谢守声闻融”。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依据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考证，隋唐五代全国844名文学家，有籍贯可考者699人，安徽21人，宣州13人。
（作者系宣城市史志办副主任，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