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的生命美学与有情世界
贾宝玉的生命美学与有情世界
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
又说：未嫁的女子是美珍珠，嫁为人妇后就成了死鱼眼。
亏这话是书中人所说，若现实里有人胆敢直言，男同胞们不得讨个说法？更别说已婚女子，怕恨不能撕他的嘴才好。
但也不必着急。这是语言之于艺术与语言之于生活的区别。语言于艺术是高度抽象与概括，表达的是意象；语言于生活，则在交流与沟通，表达的是具象。这种差别造就了艺术与现实的隔膜，形成一种错位而陌生化的审美。又因为这艺术人物是贾宝玉，也就更不觉有愤然的必要。反之这话若从贾琏嘴里说出，才教人笑死。
贾宝玉是艺术人物，更是于艺术人物中具备艺术气质者。
艺术气质不是说贾宝玉善舞文弄墨，吟诗作对。而是说他对自然与人生具备特别的敏感。继而通过对自然人生的观照来体认自我心灵世界。他对自然风物赋予人格特质，常与花鸟说话，对石头发呆；亦对他人喜怒哀乐感同身受，不失时机就要体贴周全，为此不惜屡被嘲讽奚落而不改其本色。纵大病初愈时，见杏花已谢，绿叶满枝，望青杏不舍，进而由此想起择了夫婿的邢岫烟：不过两年便也要绿树成荫子满枝了；再几年不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而不胜神伤，对杏叹息……
诸如此类情节，红楼书中累牍。若通盘考量，凡此种种皆指向一点：即贾宝玉对一切美好皆存疼惜与眷顾。使贾宝玉疼惜与眷顾者，皆具相似特质：无论物与人，皆具美感。因杏花美而想到杏花凋谢，便心生不忍；由对杏花的美与不忍进而推及邢岫烟的美与美人迟暮，庶几痛断肝肠。
因美感触发某种联想寄寓，是人的移情与共情能力，是人与人与物的通感，恰是艺术之发端。移情与共情本人之常情，但若集于某种浓度而与特定生命能量化生，便结为艺术气质。于贾宝玉而言，对美的敏感与领悟，便为其艺术气质的基础，而这基础进一步内化为其人格的一部分。以此据，则诞生了贾宝玉的生命美学。
而这美学的内涵，联系他上述两句话加以概括，在于他认为以水之德为承载的、女儿们的某些特质，是为美；反之，以泥之性为载体的男子们、其某些特质，则是丑的代名词。一如此类，之于已婚与未嫁女子，则婚嫁与否便成美与丑的分水岭。
这是贾宝玉生命美学倾向的基本判断。
虽已说过，语言往往之于艺术需要而高度抽象与概括，但我们仍然禁不住追问这抽象与概括的心理基础为何？说这话的贾宝玉是否对于女儿存着偏爱而对男子心存偏见？又或是怎样的心理底层逻辑促使他对于已婚及未嫁女子有此分别？
试以分析——
贾宝玉镇日长闲而厮混于脂粉队中固是常态，但若据此说他对男子全然排斥，却不尽然。
向为贾宝玉所亲厚者，非但女儿甚众，须眉男子亦玲珑在列。比如北静王，比如柳湘莲，比如秦钟与蒋玉菡。与此类男子相交，贾宝玉非但并未觉得“浊臭逼人”，甚而生出自惭形秽之感。只是面对如薛蟠贾雨村之流的男子，他才心生鄙弃与抗拒。
既如此，则水与泥的骨肉之说，是为美与丑的天然区隔，似不能成立。
然而当把与贾宝玉亲厚诸男子作观照，不难发现，他们具备一种共性：
无论面如美玉，目若明星，真好秀丽人物的北静王，还是风流妩媚的蒋玉菡，抑或眉目清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的秦钟，无不具女儿情态。而至于柳湘莲，则根本就是兼具阳刚与阴柔之美、雌雄同体而若神一般的存在。
可见，这些与贾宝玉亲厚的男子，莫不被作者赋予一种女性化特质，即虽身为男儿却具水之德性。水德乃坤德。但作者笔端加诸，则水之德性不单为女儿所独有，在一些美好的男子身心中，亦隐约可见。这就打破了性别局限。
以上是对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之解析。
再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女儿皆由水做成吗？
若说年轻美貌者诸如林黛玉、薛宝钗、晴雯、袭人、紫娟、鸳鸯、金钏儿等等一干人由水做成，当属毫无异议。但年轻美貌的女子，何止以上诸人。比如夏金桂，甚而其婢女宝蟾亦可谓妙龄美女；况贾府下层不也还游荡着诸如多姑娘与鲍二家的这样的绝色尤物吗？
她们是水做的吗？
显然不是。夏金桂与宝蟾之为人显为贾宝玉不齿，更别说多姑娘鲍二家的一类，简直为贾宝玉所避之不及。
可见女儿也不都是水做的，其中有些可能是水泥做的。
那么是说，唯未婚的女儿才是水做的吗？
然平儿香菱显然已婚，贾宝玉仍要设法尽心释意；亦有秦可卿、王熙凤等与贾宝玉关系密切，皆为已婚者。
看来已婚者也可能是水做的。只不过未嫁的女儿是水做的概率更大一些。
以上是对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之辨析。
可见，所谓水做的骨肉。其水为水之德性的载体，而不纯以性别论。
再分析贾宝玉另一句话：女儿未嫁时，还是美珍珠，一朝成婚，则成了“死鱼眼”。
但这“死鱼眼”之说，或可再解。
贾宝玉之于未嫁的晴雯袭人鸳鸯金钏儿等一干人，极尽软款温存，可说她们还是美珍珠的缘故。但想来她们以后若无更高人生进阶，必定迟早或作姨娘或配小厮，甚或打发出去予平民为妻为妾，而待年深日久以后，谁能保证她们不会成为贾宝玉口中所谓“死鱼眼”之其中一个？
便如林黛玉薛宝钗抑或平儿香菱者，虽身处富贵中，安于温柔乡，若假以时日，不也是未来的王夫人邢夫人，抑或赵姨娘周姨娘？且谁又能保证她们之中不存着个把死鱼眼？
而更至于又老又穷的刘姥姥，则更不知称其为何物了。
但却未见贾宝玉对于王夫人邢夫人乃至刘姥姥以死鱼眼的态度相待（固然中间交杂血缘亲情因素，但亦仅为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由此可见，是否死鱼眼的判别不单以是否婚嫁定论。已嫁人的，也不见得都成死鱼眼。
这便如女儿里存着“水泥”一样，美珍珠也可能于死鱼眼之外发展出另一种姿态，是为“猫眼”（暂且如此定义）。
正如王夫人、邢夫人、老太太、刘姥姥等人，虽为人妇，却未经恶俗沾染，便不再具备美珍珠之品质，却可成为介于美珍珠与“死鱼眼”之间的“猫眼”。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美珍珠与死鱼眼的界限实则是否被某种恶俗所沾染，而不纯以嫁与未嫁为依据。
看来这两句话实际意涵丰富，切不可为字面意思所束缚。
至此，话说从头——
基于把对美的疼惜与眷顾作为其生命美学最高价值的贾宝玉而观照，美好不免短暂易逝，故而伤春悲秋，但怕美人迟暮。因以软款温存向女儿们寻求他美的寄寓，企望美的永驻。而他之于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与未嫁女子为美珍珠的判断，正是基于两者所体现的生命之美，在此两种女子尚未领受尘寰沾染而使其美得以保全，而这美又不仅存于女儿之中，亦存于某些生命质地的男子之中。于此，语言经点化，便有超越生活而升华为艺术的可能，便完成其高度抽象与概括，于是，作者艺术构思的心理基础形成了。
美的消逝固然使人惆怅。但更有一种人间悲剧，在于随着美的被尘世消磨而趋于其反面，从而呈现某种丑态。而宝玉之所以厌恶那些“死鱼眼”者，概因此故。这便是贾宝玉之所以有美珍珠和死鱼眼论的心理上的底层逻辑。
通过以上梳理，对于贾宝玉所言两句话的内涵便有了重新认识与定义的可能。下面就作者艺术创作技巧与手法而言，进一步对其艺术特色加以分析——
首先，作者以女儿作为水之美好德性的载体，是其良好愿望的寄寓。
女子特有的温婉娇憨以及对生命更趋于直觉的情感领悟，更能触发美与美感之于人的体验。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女子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虽身心束缚，却也利于涵养为人的种种美好品性。不像一般男子广泛参与社会，性情更易被世俗所沾染。更有诸如贾雨村一类禄蠹，奋身跌入声色货利的大染缸，其品性乃至人性难得保全。
其次，把某些品格特质赋予某类人物，属于塑造典型人物的方便。而以女子作为美好的替身，更是作者高妙的创造，使人印象深刻，过目不忘。另一方面，美是抽象的，若无恰当载体呈现，易陷入空洞。而将美的内涵高度抽象概括后赋予女儿，则是以女儿之水德对人性之美的涵盖。
再次，由女儿统领人性之美，含着作者对于女性的深刻同情。传统女性向来从属于男权社会。而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男权到达明清时，已至巅峰。作者作为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时代见证者，对此不会没有深刻体察，且源于其特殊出身家世影响，其领悟当更进一步。从这个意义上看，作者借贾宝玉之口对女儿的极尽赞美并非同时刻意对男子贬低，而是对于那时代的一种反叛。作者于对男权社会的反思里，发出对健康生命秩序的渴望与呼唤。
综上，围绕贾宝玉所说的两句话，以其生命美学的意涵及作者艺术创作上的特点试加分析判断。
而这分析判断若仅停留在艺术审美层面的话，还不足以领悟作者借贾宝玉此话观照所折射出的、更广阔的文学意义。
贾宝玉具备独特艺术气质与人格，这气质与人格体现在对于美好的疼惜与眷顾。而对这疼惜与眷顾的观照，则赖于贾宝玉所建立的有情世界。
贾宝玉眼中心中之世界，乃有情世界。他惯于以情体察和体验世间种种。情于他而言非但源于生命内里的热情，更带着一种救赎的力量。他对杏子生发辜负，对桃花心存顾念，甚至与一切花鸟鱼虫对话，赋有情于无情中，所谓情不情，是其生命内里热情的体现；于人的世界而言，则他对身边诸人的疼惜与不忍，以及甚而为墙上一幅画中女儿的怜爱与惆怅，无不带着深刻的忏悔意识。其对人的悲悯与担待，恰是源自人的反省与忏悔。
而忏悔即为救赎的前提。
实际上，说贾宝玉“情不情”并非全面。贾宝玉“情不情”又“情情”，可谓全情。
而他借以忏悔与救赎的，便是以他“情不情”“情情”的全情而“传情入色”。
而所谓“传情入色”，是贾宝玉以全情的姿态入世阅历的办法，亦是他赖以忏悔与救赎的契机。
览红楼书，所见“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云云。则“情”成为加诸于“色空”之间的第三极。作者之于“情”的引入而形成一个新的系统，成为贾宝玉自我实现与人生度脱的法门。
“因空见色,由色生情。”
“色空”是“情”的前导与基础；
“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情”是“色空”的媒介与引领。
由此，则将所谓“大旨谈情”扩展至对”人间世情”的担待。
那么，再反观作者开篇自况之语，则可见作者之忏悔，并非全然于飘零落拓之际对家世衰颓的荒凉之叹及自己未能承当中兴家业之责的愧悔，而更在于对美好易逝的怜惜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由此追问引发对闺阁中儿女之情的叹惋而向一切人间之美追悼的延宕，进而以有情世界的胸怀而向更广阔的人世情怀寻求托付，寻找现世人生的出路，是为由忏悔向救赎的转向。
最后再反观贾宝玉口中那两句话，便有其非凡人文意义，更有其哲学意义。
而作为文学家与艺术家的曹雪芹，于此便完成向哲学家的曹雪芹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