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格局
一、大变局是什么？
早在1874年，李鸿章就谈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100多年过去，有些事变了，有些人可能变化还不大。我注意到，这两次“大变局”被提到时，人们关心的主要都是经济问题。李鸿章谈大变局，是在讨论舰船制造时提及的。这一次提大变局，是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主要问题仍然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主义秩序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说明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有道理的。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国际问题。
二、大变局主要内容是是什么？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个变局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国际格局的变化，主要是西方与世界关系的关系。过去500多年，基本上是西方主导的时代。不管是多极格局，还是两极格局和冷战后的单极瞬间，都是以美欧国家为主导的。美欧以外只有一个亚洲国家日本，但日本也是打着“脱亚入欧”的旗号崛起的。所以，国际格局的变化，首先体现为西方与世界关系的调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西方列强主导的阶段，从工业化开始到二战结束。在这一阶段中，有很多的西方国家崛起、并存。包括日本在内，都是在这一轮工业化浪潮中崛起的。
第二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是西方两极主导世界事务的新阶段。这时候世界处于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其他传统的西方列强基本都毁灭于两次大战。世界格局从多极向两极转变。
第三阶段是冷战结束到2008年前后。在这一阶段中，美国一家独大，世界格局从两极合并成一极，人类社会的政治权力空前集中。从好的方面来看，这种政治权力的空前集中，成为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是这一过程的受益者。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和意愿同时下降，单极格局向新多极格局调整。这个正在出现的“新多极”与“老多极”格局相比，极的来源更加多样、多元。这其中既有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也有非国家行为体，在未来甚至未来还会有虚拟行为体参与。这就是大变局的第一个部分，是整个世界格局的大变化。
二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当我们中国人讲变局的时候，经常讲的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不管我们怎样认知，中国和世界关系是经常变化的。中国确实从世界政治的边缘走向中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低，很少有外国领导人会到北京来访问。那时，我们对国际重大事务也没有什么发言权，更谈不上决定权。其次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从棋子变成了棋手。现在，中国从被动地接受世界政治的安排，走向积极的参与和塑造世界政治。我们过去几年做了很多事，都具有这种特征。我理解现在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该主要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我们从消极被动地顺应世界政治，转身积极主动的参与甚至塑造世界政治。
三、大变局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如何？
二战之后的体系和秩序，现在面临很多变化和挑战。二战后的体系有三个特征：
第一，二战后体系建立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基础之上。今天这个世界体系的主要部分，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仍然是二战结构的体现。五个常任理事国，是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主要国家。当时法西斯阵营中的日本和德国，以及二战后新独立国家印度等，仍然没有被容纳到这个体系之内。
第二，这个体系是建立在美国绝对优势力量的基础之上。二战后期以及二战后最初的几年中，美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是绝对优势的，联合国体系就是美国体系的国际化。美国拥有绝对的地缘政治优势。美国既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也是主要的力量来源。
第三，以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有了这个主权国家体系，绝大部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能得到保障。丛林法则时代基本终结。世界上虽然仍然没有中央政府，但不再是无治理、无秩序。
现在，这三个基础或特征都在发生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前法西斯阵营国家，德国和日本等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将会终结反法西斯战争和二战的历史遗迹。第二，美国的相对优势被削弱。面对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的战略优势明显被动摇。在美国内部，也有一些人认为，美国要接受新地缘现实，要进行战略性和策略调整。第三就是联合国体系面临挑战。过去的联合国，美国最核心的成员和主要的力量来源。现在美国失去了很多领导权，支持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能力和意愿也在下降，退群更加频繁。这样一来，联合国所代表的体系有两种发展方向：一种是建立一个真正多边的国际体系，不再仅仅依赖于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的力量支持。如果这一转型实现，国际体系将从“单极支持下的多边机制”，变成“多极支持下真正的多边机制”，将是国际政治民主化的重大成就。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国际体系崩溃。新的、更加民主的多边机制没有形成，老的单极支持下的多边模式也因霸权的消失而失效。这是一种比较悲观的前景，世界可能重新陷入某种程度的混乱、动荡甚至是战乱状态之中。现在，这两种可能性其实都是有的。
四、中国怎么办？
最后我再就中国怎么办谈几点看法。
我们讲变局，最大的变局可能还不一定是世界的变局，而可能是中国自己的变化。西方与世界的关系虽然变化，从绝对主导地位下降到相对主导地位，但西方集团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集团，相对优势并没有被剥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才是过去几十年中世界政治中最大的变量。
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中国眼中的世界变了，中国看世界的方法和心态变了。在此背景下，世界眼中的中国其实也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也变了。这导致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明显变化。现在，很多国家和人认识到这种变化，开始调整自己与中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其中，变化最大的国家就是美国。在国际舆论中，很多国家和人，也乐于把崛起的中国与衰落的美国相提并论，这也在事实上助长中美竞争、中美零和博弈的印象。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国际上怎么看中国，是看衰我们还是看好我们，我们理性对待。要像孔子所讲的那样，要“不怨天、不尤人”，自反以待时。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获得了快速发展和崛起的时会，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如果我们仅仅这个发展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70多年，肯定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但如果过去40年的发展放到中国历史的宏大视野中，其实是一个小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这种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快速崛起的现象。从唐朝的贞观之治，到清朝的康乾盛世，甚至到清朝末年还有一个同治中兴。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崛起仍然只是中华几千年文明史的一个瞬间，还没有把中国推向历史的新高度，还没有达到汉朝、唐朝和清朝兴盛时期的水平。在软实力方面，我们也没有达到宋朝和明朝的高度。在那个时候，我们在亚洲还有一个小体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周边 国家学习的对象。
同时，也不要过度看衰美西方。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虽然衰落趋势明显，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集团。西方体系仍然是世界体系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美国仍然在西方体系内部的领导权甚至是世界领导权上，保有一定程度的正当性和正统性。西方体系几乎等同于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仍然没有被改变。
更重要的是，我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一种不平衡的发展。为了发展速度，我们牺牲了很多东西。硬实力发展速度突出，软实力发展滞后。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硬实力不足，而是软实力缺陷。我们的硬实力，比过去要强多了。但我们的发展模式和文化特征，还没有被世界主流所接受和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一个战略困境：在不被认可的情况下，中国越发展、越强大，别国对我们的恐惧和反制就越多，我们就越会感受到发展硬实力的迫切性。所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并不完全是现实主义框架下霸权国家与新兴强国的经典博弈问题，还有自身硬实力发展与软实力发展不同步所导致的相互矛盾问题。
简而言之，世界在变化，我们自己也在变化。但与世界要适应中国相比，中国要首先适应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成就，要从被世界看得见、感受得到，转型为被世界所接受和所认可。这样一样，我们的发展和崛起，才能跟世界广泛的需求统一起来，我们才能减少前进中的阻力，降低发展的成本。
（作者简介：张家栋，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学教授）
转自：风云大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