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送别之情已经淡了,而“折柳”还在...

申小龙:送别之情已经淡了,而“折柳”还在——谈能指的所指化
 
社会科学试验班17级小卞同学来信:
 
您在课上说从众会遮蔽我们自己的感受,应该用差异化的语言建立自身的存在感,我才猛然醒悟原来我过去一直活在人云亦云的表达所编织的陷阱里,而忽略了内心对生命的真实体验。
 
感觉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一些经典的意象或典故经过反复不断的使用似乎渐趋符号化。甚至高考语文还有无聊至极的参考书归纳了这些意象的含义要求大家背诵,如折柳必是送别,桃花必定象征美人等等,这大概就是“能指所指化”吧?
 
这种关系一旦定型,审美价值就大打折扣了。连经过时间沉淀的文学作品都难逃符号化的命运,我觉得就更不能指望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新兴的流行语能保持它自身的差异性。
 
虽然交流和传播是语言的功能,可是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我们是不是应该在那些真诚的差异化的表达被滥用之前就限制它们只在小范围内传播呢?
 
小卞同学的提议当然是难以做到的。而且,“真诚的差异化的表达”能够传播开来,也是因为它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问题不在大家的共鸣,而在谨慎对待语言的公共产品——它的公共性越强,承载个人情志的能力越弱——大家都以为你不过随口一说。
 
用折柳象征送别,如果送别之情已经淡了或没有了,而折柳还在,用折柳装饰自己的情感,这就是能指的所指化。
 
学术论文并没有深刻的感悟和创新的见解,却很在乎就“姿态”,玩学术概念、摆学术功架,刻意引经据典,刻意转述各种时髦的主义、后主义。然而在这语言的“盛宴”背后却是思想的苍白。我们忍不住想问的是:你究竟想干什么?这也是能指的所指化。
 
但这并不是“折柳”这个能指本身的问题,而是刻意或不经意地用它替换所指的问题。
 
这种不经意的替换,很容易发生在“折柳”大量流行的过程中。
 
因为流行,所以信手拈来,不假思索,能指越来越对象化,自成一体,自我标榜,渐渐离开了所指。
 
海德格尔说:“一种关于语言的说几乎不可避免地把语言弄成一个对象。于是语言的本质就消失了。”语言符号本身有这样的代言性质,因此我们在说的时候,要努力让语言贴近我们的感受,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不要让它游离在我们的感受之上。
 
尤其是流行语言(包括学术流行语言),它因其流行已经非常对象化、客体化了,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追问它的“初心”即理据,思考它能不能表达、指称我的非常个性化的理解和感受。
 
最近看到我的一位老师回忆他的老师,中文系十老中的吴文祺先生。吴老对研究生的要求是:不要写空洞的文章,不要写四平八稳的文章,不要写应景的文章。也就是说,修辞立其诚,而非修辞立其术。
 
术本身不是问题,符号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我们如何使用。
 
我的体会是,无论是流行词语,还是历史悠久的文言词语,只要我们不是在词的层面上使用,而是在字的层面上思维,基于个人的理解和感受重建字与字之间的语义关联,我们就能在自己的言说中让旧词、现成的词、流行的词焕然一新。
 
好文章,除了创新词语,更多的是将成词的使用建立在差异化的感知上,让人耳目一新。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培养一种符号敏感,能够识别《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所指出的——
 
言说中的垂死的隐喻,
 
套话的假肢,
 
装模作样的腔调和没有意义的字词。
 
一眼看出作者写它们并非因为有思想要表达,
 
而仅仅是因为使用这些词语可以完全不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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