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疮、虱子、铁脖子

今天是教师节。

我想写写我记忆中,在农村学校上过的短暂的一年多小学。

前些天,工作闲暇,跟俩八零后的小同事聊了会儿天。

她俩小学初中都是在农村上的。

一个说起来小学的时候,好几个年级一个课堂上课,一个说起来中学的时候上课就趴桌子上睡觉,放学回家还要干农活。

我关于那年在我姥姥家上小学的记忆,最清晰的几件事:

自己扛着杌子去教室,课桌是水泥石板支起来的,叫“ji dong zi”(我实在拼不出来)。

大冬天滴水成冰,趴在那“ji dong zi”上,冰冰凉!

每个孩子的手上,都有冻疮,很多流脓的,裂口子的。脸上也有,青紫青紫的。

哎呀!真有种上甘岭的感觉。

后来,换成了木头桌子凳子,不知道哪个学校不要的,破头烂腚。

桌子上很多划痕刻痕,上课走神的时候,我经常用钢笔在那桌子上戳窟窿。

那时候,天天端着墨水瓶上学,没有墨水了就跟左邻右舍借几滴,过后必须还上。

借几滴还几滴,要不下次就借不出来了。

所有的老师,我就记的一个了:姓穆,女的,三个儿子。老二的跟我一级,最小的那个低一级,但是也经常一个教室上课。

听我姥姥说,穆老师两口子本来都是吃“国库粮”的。

因为儿子多吃的多,怕工资养不活,就来老家当老师,可以种地收庄稼有粮食吃。

穆老师代什么课我都忘了,因为我那时候经常逃课。

不愿意听课了,就举手说要上厕所。然后跑出去,找个垛后,跟三五个小孩打小牌。

怎么我就没挨过老师的惩罚呢?

不仅如此,有一次穆老师的小儿子过来戳了我后背一下。让穆老师发现了,把儿子摁着一顿揍,一边揍一边说:人家爸爸是大军官,你敢欺负她,叫你欺负她,我砸死你......

大概我那时候在农村孩子们眼中,戴着“护身符”—军官的孩子。

在我记忆中,冻疮、虱子、铁脖子(黑乎乎的老灰脖子),是我同学们的标配。

没有孩子头上没虱子。

我去了以后,马上也入乡随俗,招了一头虱子。

暑假去我奶奶家,我那些婶子逮着我,地上放上一个铁盆,摁着我的头,用篦子跟我往下梳。

虱子噼噼啪啪地往铜盆里落。

我婶子们就很有成就感地吆喝着:啊呀!这些“老母猪”(母虱子)!

哎呀妈呀,我想吐。

“老母猪”能下仔,虫卵叫“虮子”,寄居在头发丝上,很难往下弄。

我婶子们就让我趴在腿上,给我用两个大拇指甲,一个个夹死。

伸着耳朵能听到“嘎巴嘎巴”的声音,我婶子更有了成就感。

唉呀妈呀,我又想吐了!

铁脖子我有没有倒是忘了,因为我不是地道的农村孩子,刚从部队洗的白白的回去。

地道的农村孩子,不知道多久洗一次澡,脖子很“铁”。

我曾经写过,我的一个同学过“六一”儿童节借我的衣服穿,我不舍得,就是因为嫌她的脖子太黑。

我在那里上了一年多学之后,我爸爸回来带兵,我就再也不离开他一步了。

我爸爸晚上起来上“栏”—(旱厕),我都爬起来跟着。

现在回想一下,大概对那个小村的一切,都难以忍受了。

我爸爸把我带回去之后,妈妈立马把我洗得白白的,把头发剪掉,消灭了所有的“老母猪”。

我穿上时髦的衣裤,戴着红领巾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除了数学、语文,还有音乐、美术、体育。

就是成绩一度倒数。

我后来知道,我们那个班的孩子,基本都是小学毕业,或者小学没毕业,就回家务农,或者出去打工去了。

对了,好像穆老师的三个孩子都去镇里上了初中,去县城上了高中,都脱离了那个小村庄。

去年,我陪着我爸妈回那个小村看了看。

在村头的广阔地带,矗立着一个大大的挺有规模的小学,叫什么社区中心小学。

从外面看,很气派。

三三两两走过的村人,再也不是从前的模样了。我想老师们,肯定也不是一人兼好几门课程,一人教好几个年级了吧.

之前给儿子学习填志愿的时候,看到很多师范定向招生计划。

我纳闷为什么要招这么多定向生,后来老师告诉我,那是专门面向农村的免费师范生,我才明白。

由此可以猜测,目前农村的学校,无论硬件还是软件,应该还是与城市没法比。

否则,国家也不会下那么大的资本去培养定向师范生了。

偏远农村的孩子和老师,真是吃了太多的苦。

也是因为农村教育落后的原因,很多年轻的农民夫妻,都出去打工。赚钱去城市买房子,让孩子去城市接受教育,所以偏远农村的人口流失越来越严重。

有时候去农村看看,村里基本都是留守老人,老气沉沉,毫无之前乡村特有的生机勃勃,让人万分感慨。

教师节写这个,似乎不太合适宜。

那年的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目前农村的状况应该好多了,但是,差距还是蛮大的。

即使是在城市里,各种城中村里的小学,师资力量也是没法与城里的重点小学比,这从各种学区房的价位中,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啥时候教育大同,无所谓这学校好,那学校不好,那是不是就太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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