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南峰：汉成帝延陵名位补证

摘要：延陵为西汉成帝的陵墓。本文在梳理前人著录、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的考古发现与认识，从墓葬形制、封土、陵园、历史文献、叠压关系、采集文物等几方面入手进行考证研究，认为今陕西省咸阳市周陵街道办事处严家沟、马家窑村一带的这座大型陵墓就是西汉晚期汉成帝的延陵。

一、先贤的著录及研究

 

有关汉成帝延陵的名位，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以至于唐宋元明的各类历史文献或有简略记载，时至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曾在封土南侧立“汉成帝延陵”正名石碑1通。

20世纪以来，利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对汉成帝延陵名位进行研究的有：

1.1906年至1910年，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应聘于陕西高等学堂。期间，对西安及其附近的历史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进行了测绘。

2.1940～1944年，以王子云为首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曾对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做过考察，实地踏查了包括汉成帝延陵在内的各个陵区地面遗迹保存情况。认为：延陵“乃汉陵中规模最阔大者”，并绘制“延康渭义四陵距离长安里程图”（图一）。

3.1977年，西北大学教授李建超对成国渠进行了研究考证，勾勒出“成国渠流经咸阳原图”及《附录：西汉诸皇帝陵的辨证》，认为：“西汉诸陵的位置自西向东应是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渭陵、义陵、安陵、长陵和阳陵。”

4.198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杜葆仁根据《水经注·渭水》条的有关记载，在《考古与文物》创刊号发表《西汉诸陵位置考》，认为：“成国渠经平陵南，‘又东经成帝延陵南’，与今咸阳市西北周陵公社郭旗寨一大冢的位置正相符，是成帝刘骜的延陵。”

5.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李毓芳率队进行了深入的西汉帝陵调查研究工作，认为：“延陵位于今咸阳市秦都区周陵乡严家窑村（严家窑应为“延家窑”之讹）。陵墓封土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方形，底部边长173米，顶部边长51米，封土高31米。陵顶中央塌陷一坑，深3米，可能是由于墓室被盗后陷落所致。”

6.1999年秋，王建新带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对包括延陵在内的西汉后四陵进行了实地勘察；发表了《西汉后四陵名位考察》一文，认为“1号陵（即延陵）是后四陵中最西的一座。陵园平面近方形，四面各有门阙，现东、南、西三面的门阙夯土堆在地面上仍存。封土居于陵园中心，东侧呈明显的二层台，其他三侧呈斜面。封土顶部中央、南侧和西侧均有下陷，其中南侧下陷非常严重。”

7.21世纪初，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西汉帝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和勘探，考古勘探成果刊载于《陕西咸阳市西汉成帝延陵调查记》和《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之中。

二、新的考古成果

调查勘探确认延陵陵区西与汉昭帝平陵陪葬墓区相接，东北与严家沟战国秦陵交接，部分叠压在秦陵园上。陵区由陵园与陪葬墓区两大部分组成，陵园居中，陪葬墓主要分布在陵区南部、东南部。其范围东西约4.5、南北约4千米，总面积约18平方千米。

勘探发现延陵陵园为东西向不规则长方形，四侧园墙均不在一条水平线上，都可分为2或3段。恢复延陵陵园主体边长应为北园墙1820、西园墙1534、南园墙1820、东园墙1531米。

延陵陵园共设5门，东、南、西、北正对帝陵封土处各设一门外，东南外凸部分西墙上也设一门。延陵陵园围墙之外有内外两重壕沟环绕。

延陵陵园以4条帝陵神道为界线大致可分为6个区域：中心为帝陵陵园、西部皇后陵园、东南部建筑遗址区、东北部建筑遗址区、西北部祔葬墓区和破坏严重的西南区域。

帝陵陵园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园墙四面正对封土处辟四门，现仍可见三出门阙遗址。帝陵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偏南，覆斗形。帝陵墓葬形制为四条墓道的“亚”字形竖穴土圹墓，封土四面正中各发现一条斜坡墓道，平面呈梯形，东墓道最长、最宽。帝陵园内共发现3座外藏坑，K1、K2分布在东墓道与东门阙中轴线的南北两侧，K3位于在北墓道与北门阙中轴线东侧。

皇后陵园位于延陵陵园西部，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四周有夯墙围绕，陵园南部有一道东西向隔墙将陵园分隔为两部分。后陵封土坐落在北部正中，南部发现有建筑遗址。封土呈覆斗形，墓穴亦为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封土四面正中各发现一条斜坡墓道。以南墓道最长。

延陵陵园内的袝葬墓大多分布在西北部，共勘探出墓葬19座，东西向排列，共4排。其中现存封土的13座、发现夯筑墓园园墙的13座、发现以壕沟环绕成墓园的6座。所有墓葬均为“甲字形”，坐北面南。

除帝陵陵园内发现3座外藏坑外，帝陵外侧周围还发现17座外藏坑。南侧外藏坑为南北向，西侧、东侧外藏坑为东西向。外藏坑多由斜坡道和坑体两部分组成，斜坡道全部位于靠近帝陵陵园一端。

延陵陵园内共发现14处建筑遗址，主要分布在陵园的东南部和东北部。1号建筑遗址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为独立院落结构，遗址内有三组建筑。2号建筑遗址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似是以居室为主的院落型结构。3号建筑遗址平面正方形，中心发现一正方形大型夯土基址。遗址布局规整，四面对称。8号建筑遗址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该遗址规模巨大、结构复杂，似可分为四进院落、两个功能区。9号建筑遗址由围墙、门址、巷道、居室建筑组成，平面略呈正方形，为大型封闭式院落。10号建筑遗址由围墙、巷道、居室建筑等组成，平面呈方形，亦为大型封闭式院落。9、10两座建筑房屋众多、结构复杂，似可分为若干区、组，似有形制、规模的等级差异。

延陵陵区勘探发现较多的道路遗迹，其中构成陵园主要交通系统的道路有：由帝陵陵园四门延伸到相应的延陵外陵园四门之间的“神道”，环绕帝陵陵园的帝陵“徼道”、环绕后陵陵园的后陵“徼道”，以及由延陵外陵园四门（司马门）向外延伸，连接与外部交通的东、南、西、北四条“司马门道”等等。

延陵陵园外调查、勘探共发现陪葬墓36座，大都沿司马门道两侧分布，其中南司马门道两侧最集中，这些墓葬大多存有覆斗形和圆丘形封土。墓葬规模大小不一，墓道以南向、东向者居多。或有墓园、门阙和零星夯土基址等遗迹。

勘探调查采集到的文物标本有：瓦当、筒瓦、板瓦、铺地砖、空心砖、排水管道、草拌泥墙皮等建筑材料以及陶质的生活器皿如灯、罐、甑等残片。其中数量较多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空心砖和隶书“□库”封泥对遗址性质的判定有导向性价值。

三、补证

根据此次大遗址考古工作的新成果，结合历史文献和前述学者研究成果梳理汉成帝延陵的时代、等级、名位如下：

1. 墓葬形制

钻探发现，汉成帝延陵帝陵、后陵东、南、西、北均有一条墓道，也就是说墓葬形制均为“亚”字形。其墓室规模虽未能勘探清楚，但从四条墓道的顶端可以测量出延陵帝陵墓穴东西全长168、南北全长153米；延陵后陵墓穴东西全长104、南北全长112米。

从勘探的“亚”字形墓葬形制来看，汉成帝延陵的帝陵、后陵为帝王级别的陵墓应无异议。

初步统计秦王陵、王后陵、秦始皇陵及西汉帝陵、后陵墓穴形制及数据列表如下（表一、二）：

根据两表可以看出秦汉帝王陵墓穴整体东西长与南北长的数据有一个宏观的演变轨迹：从战国晚期诸位秦王陵到西汉中期的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其数据比例图是东西向长方形，即东西长远大于南北长；从西汉中期偏晚的汉昭帝平陵、汉宣帝杜陵到西汉晚期的渭、延、义、康四陵，其数据比例图变化为接近正方形，即南北长与东西长逐渐接近，最终似乎有超过的趋势。而汉成帝延陵帝陵与后陵的数据比例已经接近和达到正方形，显示出西汉晚期的特征。

2. 封土

初步统计秦王陵、王后陵、秦始皇陵及西汉帝陵、后陵现存封土数据列表如下（表三、四）：

汉成帝延陵帝陵封土形状为覆斗形，现存封土边长152～156、高26～27米。与“不封不树”的周人陵墓比较，其结果不言而喻。与从战国晚期到统一秦陵墓封土正在经过一个探索、变化、定型发展过程中的秦陵相比：延陵帝陵封土、除了远远小于“千古一帝”秦始皇帝陵封土外，比咸阳周陵镇战国秦陵园的南陵、咸阳严家沟战国秦陵园的南陵封土边长大近50米，高约一倍。与“现高2.0～4.0米，表面呈鱼脊状”的芷阳秦东陵M1、M2两座“亚”字形大墓残存封土更是不可比拟。其数据规模最接近的则是除汉武帝茂陵和汉平帝康陵帝陵之外的多座西汉帝陵。

延陵后陵封土现存形状亦为覆斗形，底部略呈正方形，边长约87米，顶部平面略呈方形，边长约23～25、高约21.45米。与秦东陵一号陵园后陵、咸阳周陵镇秦陵园后陵数据显然不符，又远远小于除汉惠帝安陵后陵之外的其它西汉早、中期皇后陵，而与西汉晚期的渭、义、康三陵的后陵规模最为接近。

此外，汉成帝延陵帝陵居中，后陵位于其西侧偏北，与周陵镇战国秦陵园“南、北陵位于内围墙之内的南北向轴线上”“两座封土中心间距221.5米，边缘间距146.0米”的布局、与“内陵园将南、北二陵界围其中，两陵位于一条南北轴线之上。”“北陵封土南距南陵封土175米”的严家沟战国秦陵园布局大相径庭，而与“帝陵居中”，亦即坐落于陵园的东西、南北两条轴线交汇之处，后陵位于其侧的西汉帝、后陵墓分布位置基本吻合。

小结：从汉成帝延陵帝陵、后陵现存封土来看，显非周代遗存，亦非秦人之遗迹，极有可能是西汉之陵墓。

3. 陵园

初步统计秦王陵、王后陵、秦始皇陵及西汉帝陵、后陵陵园数据列表如下（表五～七）：

汉成帝延陵陵园平面形制总体呈为东西向长方形，主体部分东西长1820、南北宽1530米。与前揭“关中地区已知秦、汉帝王陵外陵园统计表”中的秦汉陵墓资料对比，延陵外陵园的形制、规模与西汉中期的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特别是和西汉晚期的汉元帝渭陵、汉哀帝义陵非常接近；而与时处战国晚期的周陵镇秦陵园、严家沟秦陵园及战国晚期始建，统一秦仓促下马的秦始皇陵的南北向长方形布局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异；时代为战国晚期的秦东陵一号陵园虽为东西向，但没有夯土园墙，仅有围沟的现象显示出其较汉成帝延陵更早的陵园形制特征；至于汉高祖长陵、汉平帝康陵与延陵的区别则可以用汉室初定、陵制待定和王莽改制来解释（延陵不规则的问题将另行讨论，此不赘述）。

汉成帝帝陵陵园为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517.7、东西宽约403米。从平面形制分析，延陵帝陵陵园虽与周陵镇秦陵内陵园、严家沟秦陵内陵园及秦始皇陵内陵园均为南北向长方形，但秦陵内陵园的长宽之比约等于或大于2:1，延陵帝陵陵园的长宽之比则为5:4，其间具有着狭长形与宽短形的显著区别。就帝陵陵园长宽之比而言，延陵帝陵陵园与帝陵陵园平面为正方形，长宽之比为1:1的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汉元帝渭陵、汉哀帝义陵较之上述各秦陵数据接近，而与西汉晚期、长宽之比为9:8的汉平帝康陵帝陵陵园差距最小。这一比较结果似乎暗示延陵的营建时代应为西汉晚期。

有秦一代，除过个别与王别葬的王太后外，后陵与王陵均同处于一座陵园之内，从未见到有相对独立的后陵陵园；至少从汉景帝阳陵始，西汉帝陵的后陵都有与帝陵同处于一座外陵园之内的独立陵园。汉成帝延陵陵园内发现有独立于帝陵的后陵陵园，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231.2、东西宽163.2米。

小结：根据汉成帝延陵外陵园、帝陵陵园、后陵陵园的平面布局与战国晚期以来诸秦王陵、帝陵和西汉诸陵的形制比较可知，汉成帝延陵陵园的平面形制具有晚于秦、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期的西汉晚期的时代特征。

4. 历史文献

《汉书·成帝纪》载：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春，“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

郦道元《水经注》渭水条载：“成国渠，其渎上承汧水于陈仓东，东迳郿及武功槐里县北，又东迳汉武帝茂陵南，陵之西北一里，即李夫人冢，冢形三成，世谓之英陵。故渠又东迳茂陵县故城南，故渠又东迳龙泉北，今人谓之温泉，非也。渠北坂即龙渊庙。故渠又东迳姜原北，渠北有汉昭帝陵，东南去长安七十里。又东迳平陵县故城南，故渠之南有窦氏泉，北有徘徊庙。又东迳汉大将军魏其侯窦婴冢南，又东迳成帝延陵南，陵之东北五里，即平帝康陵坂也。故迳渠又东迳渭陵南，又东迳哀帝义陵南，又东迳惠帝安陵南，陵北有安陵县故城，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渠侧有杜邮亭。又东迳渭城北，又东迳长陵南，故渠又东迳汉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亚夫冢，故渠东南谓之周氏曲，又东南迳汉景帝阳陵南，又东南注于渭，今无水。”

根据上述文献可以列出成国渠由西向东流经咸阳原西汉诸陵次序如下：

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渭陵─→义陵─→安陵─→长陵─→阳陵

西北大学教授李建超曾根据《水经注》勾勒出“成国渠流经咸阳原图”，图中其结果与上述分析一致，与杜葆仁、刘庆柱等的研究成果吻合。可见汉成帝延陵位于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以西，汉平帝康陵、汉元帝渭陵、汉哀帝义陵以东应无问题。

小结：根据历史文献考证，咸阳原上由西向东的第三座陵墓，即西接汉昭帝平陵，东临汉元帝渭陵、汉哀帝义陵，东北与汉平帝康陵相望的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周陵街道办事处严家沟、马家窑村一带的这座陵墓就是西汉汉成帝延陵。

5. 叠压关系

勘探发现汉成帝延陵陵园叠压在严家沟战国秦陵园之下，两者有着明显的早晚叠压打破关系。汉成帝延陵的外陵园东墙、东围沟的北段、中段以及延陵外陵园东南突出部分的北墙、北围沟分别打破了严家沟战国秦陵园的外陵园西围墙、西围沟及南围墙、南围沟；汉成帝延陵帝陵陵园的南园墙西段及南门阙西阙台则直接夯筑建造在大型战国晚期秦墓M267的墓道之上。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讨论的这座陵墓无疑晚于战国晚期的严家沟秦陵园。

6. 陵园的特殊形制

目前已知战国晚期秦王陵、西汉帝陵外陵园的平面形制，虽然有着从南北向长方形到东西向长方形，再到南北向长方形的演变过渡（表五）；但其有一个恒定不变的规律，就是均为矩形。

而勘探发现汉成帝延陵陵园平面形制虽总体为东西向长方形，但其西北角内收，东南角外凸，呈现出与前述所有秦汉帝王陵不同的特殊差异。

这种特殊差异出现的原因在于：

（1）汉成帝延陵的东侧原有战国晚期秦王陵园一座，近三百年前的秦王陵虽已破败不堪，但遍地的瓦砾、残断的墙垣、特别是依然高耸的陵冢迫使汉成帝延陵陵园的东垣墙向西退避三舍。

（2）汉成帝延陵西北侧有时代略早的先帝～汉昭帝平陵的陪葬墓若干。陪葬墓的级别虽然和皇帝不能比拟，然在“以孝治天下”的年代，先帝陵的总体格局是绝对不能破坏的，延陵的西北角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考”使汉成帝最初选陵址于咸阳原西汉陵区、其父汉元帝渭陵的西南（今址）；东侧原有的战国晚期秦王陵园和西北侧时代略早的先帝～汉昭帝平陵的陪葬墓制约了延陵既定的东西向长方形平面形制、造就了“西北缺，东南补”大致对称的特殊形制和汉成帝“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阶段性美誉；“窦将军竹园在延陵陵庙之南，”“恐犯蹈之，故言作陵不便”的历史谎言，和“乐霸陵曲亭南”的个人喜好成为汉成帝在长安城以东的新丰县戏乡步昌亭附近重建寿陵～昌陵的理论根据；而昌陵工程量巨大造成的“国家罢敝，府藏空虚”，“卒徒蒙辜、死者连属、百姓罢极，天下匮竭”，最终导致了昌陵的中途废弃和延陵的重新启用。也就是说，汉成帝延陵特殊的营陵历史及其奇特的平面形制是我们最终盖棺论定延陵名位的最后一枚棺钉。

7. 采集文物

此次汉成帝延陵的调查、勘探工作虽然未能根据原计划进行局部的验证发掘，没有发掘出土文物，但调查、勘探过程中采集有较多的遗物。

(1) 此次调查、勘探发现的数量最多的筒瓦、板瓦、瓦当等，其时代可以较为明确地分为两个时段。早的应为战国晚期，其筒瓦、板瓦多为外绳纹、内麻点纹，瓦当有葵纹和云纹；晚的时代为西汉晚期，其筒瓦、板瓦多为外绳纹、内布纹，瓦当有云纹和“长生无极”“长乐未央”等。从现场调查情况来看，战国晚期的筒瓦、板瓦、瓦当等多分布在遗址的东北部，亦即严家沟战国秦陵附近，而西汉晚期的筒瓦、板瓦和瓦当则多见于遗址的西部和东南部，也就是是汉成帝延陵陵园的范围附近。

(2) 遗址南部、特别是3号建筑遗址附近发现大量“四神”空心砖残件。这些空心砖与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发现的空心砖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和较明确的继承关系。

(3)2号建筑遗址中部探孔提取封泥残块“正面平面戳印二字，为隶书‘□库’”，时代为西汉中晚期应无异议。

因此从以上墓葬形制、封土、陵园、历史文献、叠压打破关系和采集文物等六个方面分析考证，今陕西省咸阳市周陵街道办事处严家沟、马家窑村一带的这座大型陵墓应该就是西汉晚期汉成帝的延陵。

四、余言

1. 汉成帝延陵的考古调查、勘探虽然没有发现玺印、等其它文字资料，但从目前掌握的墓葬形制、封土、陵园、历史文献、叠压打破关系和采集文物等方面分析，加之其“西北缺、东南补”的特殊陵园布局的指向性，我们认为汉成帝延陵的名位无可置疑。

2. 除汉成帝延陵以外，截至目前已经确认名位的西汉帝陵有三座。

根据出土文字资料直接确认的：

汉高祖长陵：1982年石兴邦、马建熙、孙德润调查长陵，在“长陵陵园西墙发现下水道的地方采集”到“长陵西当”；“在陪葬区西边，第1、2号墓和第3号墓之间略西处，发现五、六个，保存较完整”的“长陵东当”。

汉景帝阳陵：1999年到200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考古队在发掘阳陵邑时，发掘出土多枚“阳陵泾置”“阳陵泾乡”等文字瓦当及数以千计的“阳陵令印”“阳陵丞印”等封泥。

根据其它考古资料确认的：

汉武帝茂陵：除了历史文献外，堆积有大量石刻的霍去病墓和出土大量“阳信家”珍贵遗物的“一号无名冢一号坑”的发掘也指正了汉武帝茂陵。

3. 在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和汉成帝延陵4座帝陵名位已经确认的基础上，根据历史文献和多年来的考古工作成果，可以断定：咸阳原西汉九座帝陵由东向西依次为阳陵、长陵、安陵、义陵、渭陵、康陵、延陵、平陵和茂陵。这一结论与清代毕源的观点有较大出入，与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相一致，与考古学家杜葆仁、刘庆柱、李毓芳及岳起、刘卫鹏的调查、勘探、研究成果吻合。

4. 包括咸阳原西汉九陵在内的西汉十一陵名位的确认，为我们提供了十一个精准的“点”和一条精准的“线”，使我们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能够准确地把握和运用此前发现的所有西汉帝陵考古资料，能够循序渐进地把一条精准的“线”强化为一段西汉帝陵形制发展、演变的“信史”。

2017年10月草于波士顿百老汇街407A

2019年6月4日定稿于西安白鹿原樱桃谷

(作者：焦南峰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