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玉器知识点大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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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是我国玉器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高峰期。经过秦末战乱之后,西汉初年民生凋敝,经济贫困,“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文帝“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尚未十分富裕。“文景之治”以后,到了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才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意识形态方面,西汉早期重黄老刑名之学,崇尚“清净无为”,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西汉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中央统治力量的加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儒家“君子贵玉”的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同时儒家还提倡孝道等伦理道德,从而流行厚葬的习俗。根据以上社会经济和思想意识发展演变的情况分析,西汉早期的玉器手工业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和创新。至于玉器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新的器类和器形的陆续出现,在玉器制作工艺上逐渐形成新的艺术风格,则肇始于西汉中期。考古工作中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也证实了这个发展过程。

从发掘出土的汉代玉器考察,西汉早期的玉器主要是承袭战国以来的传统。例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虽然葬于汉武帝前期,但墓中所出的玉器,有不少在造型和纹饰上带有战国玉器的风格,其中有些可能还是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旧玉。西汉中期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在玉器的种类上,有些先秦时期的玉器在汉代逐渐消失了,例如礼仪用玉(所谓“瑞玉”)相对减少了,成组的玉佩饰在佩玉种类上趋于简化。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器类。例如:用于丧葬的玉器(简称“葬玉”)显著增多,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玉衣是两汉特有的葬玉。玉制的日用品和装饰品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剑上的玉饰,令人注目,出现了剑首、剑格、剑璏、剑珌皆用玉制成的“玉具剑”。佩玉中也出现新的器形,如璏形佩和“翘袖折腰”的玉舞人等。在雕琢工艺方面,西汉时期透雕、圆雕、高浮雕的玉器比先秦增多;同时还出现不少镶玉的铜器,这些铜器多数鎏金,形成金玉辉映,具有光彩夺目的效果。在造型、纹饰的风格上,西汉时期也有较大的变化。一些像生类玉器,富有现实感和生命力,使形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艺术水平大大超过先秦的玉器。总之,西汉的玉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传世的汉代玉器,虽然数量不少,但未必都可靠。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考古工作中发掘出土的西汉玉器,种类和数量都很多,其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大大超过了传世品。本文主要介绍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

西汉玉器主要出于诸侯王及其亲属的墓中。例如:河北满城陵山1、2号墓(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定县40号墓(中山怀王刘修墓),北京大葆台1、2号墓(广阳王夫妇墓),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昌邑哀王墓)、曲阜九龙山鲁王墓,江苏徐州楚王墓、扬州“妾莫书”墓,河南永城梁王墓,以及广东广州南越王墓等。南越王墓所出的玉器数量最多,共244件(套),包括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和日常生活用玉等类。其中如丝缕玉衣,大量的玉璧和玉剑饰,可复原的成组玉佩以及玉制的容器等,特别引人注目。满城中山王刘胜夫妇墓也出了不少精美的玉器,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和具备四种玉饰的“玉具剑”,是考古工作中第一次发现的珍贵文物。至于各地中、小型的西汉墓葬,有的也出土一些玉器,但数量不多,精美的玉器更少。

还有一些西汉玉器,出于陕西咸阳北原西汉帝陵附近的窖藏中。例如:上述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的青玉铺首;昭帝平陵和上官皇后陵之间所出的玉璧和玉圭;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玉熊、玉鹰、玉辟邪、玉俑头、玉仙人奔马等。

西汉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种类颇多，按其社会功能和用途的不同,可以分为:礼仪用玉、丧葬用玉、日常用玉、装饰用玉和玉艺术品等五大类。

(一)礼仪用玉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考察,西汉用于礼仪的玉器和先秦时期有所不同。根据《周礼》记载,先秦的玉礼器主要有璧、琮、圭、璋、琥、璜等6种。到了西汉时期,在这6种玉礼器中只有圭和璧两种继续用于礼仪,其余4种,有的已不再制作,有的虽然继续存在,但其社会功能已经变化,不再是礼仪用玉了。

根据汉代文献记载,在西汉时期天子祀上帝宗庙用圭,祭天神太(泰)用璧,祭黄河、汉水等大川及诸祠用璧、圭;黄河决口,则投入白马、玉璧“以礼水神”。可见璧和圭在当时仍属礼仪用玉。汉宣帝时,还曾“以方士言,为随侯(珠)、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将“玉宝璧”作为神明奉祀。

在考古工作中,也曾发现与祭祀有关的玉器窖藏。上述昭帝平陵和上官皇后陵之间的玉器窖藏,出土东西向排列的成组玉器,每组玉器的中间为玉璧,璧的周围环绕着七或八个玉圭,圭首均朝向玉璧。这些成组瘗埋、排列有序的璧和圭,应与汉代帝陵的祭祀仪式有关系。这些璧和圭体积很小,应是专为祭祀而制作的明器。

玉璧在西汉墓葬中出土很多。例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71件,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共出土69件(包括镶嵌在窦绾漆棺上的26件),巨野昌邑王墓出土28件等。西汉的玉璧是在战国玉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国时期各种形式的玉璧,西汉几乎都继承下来,因而西汉早期的玉璧,和战国玉璧有时难于区别。西汉中期以后,玉璧在造型风格上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在雕琢的工艺水平上也超过了战国时期,进入了中国玉璧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西汉玉璧的纹饰,除了传统的蒲纹、谷纹或涡纹外,还流行分为内外两区的纹饰,一般内区为蒲纹或涡纹,外区为龙纹或凤鸟纹,但也有例外,如南越王墓所出的一件,内区为蒲纹,外区则为勾连涡纹。此外还有少数较大型的玉璧,璧面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区。南越王墓出土5件刻有三区纹饰的玉璧,外区为合首双身龙纹,中区为蒲格涡纹,内区为合首双身龙纹或凤鸟纹。这种有三区纹饰的玉璧,在曲阜鲁城战国墓中曾出土4件,纹饰风格基本相同,所不同者只是内、外区都是双身合首的龙纹图案。这种玉璧在西汉中期以后尚未发现。西汉玉璧的社会功能比以前多样化了,除用于礼仪和丧葬外,还用于装饰和佩挂等。用于装饰或佩挂的玉璧多有透雕附饰。

玉圭在西汉时期虽为礼仪用玉,但在墓葬中出土不多。满城刘胜墓出土大型玉圭2件、小型玉圭1件,均为素面,大型玉圭在近底部有一小孔。

璜在汉代已作为佩戴的玉饰,即佩玉的组成部分,不属礼仪用玉,而成为装饰品了。所谓琥,可能是后来根据四灵说拼凑上去的。璋和琮在西汉时期可能已不再制作,即使偶有出土,也应是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旧玉,不属于当时的礼仪用玉。例如满城刘胜墓出土的一件玉琮,琮的外方部分已被磨圆,并加了一个盖子,而被改作为九窍塞之一的生殖器罩盒了。江苏涟水西汉墓所出的一件玉琮,在琮上加有鎏金的银盖,琮下加有由四只展翅银鹰托着的鎏金银底座,显然已成为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了。由此可见,在汉人眼中,玉琮已非礼仪用玉,而是可以任意将它改制成为其他用途的玉器。上述两件玉琮显然都是前代遗留下来的古玉。

此外,在少数西汉墓葬中还出土玉制的武器。永城僖山梁王墓出土玉戈、玉钺各1件,玉戈饰勾连云纹,玉钺的銎部刻饰卷云纹。曲阜九龙山鲁王墓所出的一件玉戈,一面刻满纹饰,圆的前部减地浮雕龙纹,中部雕琢突起的涡纹,后部饰阴线花纹及浮雕夔龙纹。这些玉戈和玉钺,显然不是实用的武器,可能是作为仪仗用的,也应属于礼仪用玉。

(二)丧葬用玉

汉人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贵玉”的思想,皇室贵族生前佩玉,死后也以大量的玉器随葬。同时汉人迷信玉能保护尸体不朽。汉武帝时学黄老之术的杨王孙曾说:“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意思是说,口中含玉能使尸体千年不朽。由于以上原因,用于丧葬的玉器在汉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西汉时期的葬玉主要有玉衣、玉九窍塞、玉琀、玉握和玉面饰等。

玉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殓服。它的前身是东周时期的“缀玉面幕”和“缀玉衣服”。从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分析,玉衣可能出现于文景时期,而从武帝时开始盛行。玉衣的形制有一个由不完备到完备的过程。属于西汉前期的山东临沂刘疵墓,出土由玉片和金缕编缀而成的玉头罩、玉手套和玉鞋共五个部分。这种缺少上衣和裤子的“玉衣”,可能是尚未发展到完备阶段的玉衣,属于早期玉衣的形式。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所出的两套金缕玉衣,是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的形制完备的玉衣。这两套玉衣的外观和人体形状相同,可以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刘胜的玉衣,由2498片玉片组成,玉片之间用金丝加以编缀。头部的脸盖上刻制出眼、鼻和嘴,上衣前片制成鼓起的腹部,后片的下端作出人体臀部形状,裤筒也制成腿部的样子,完全是裸露的人体形象。其妻窦绾的玉衣,结构稍有不同,即上衣的前、后片没有按人体形状制作,而是做成一般衣服的样子,玉片之间不是以金丝编缀,而是以织物、丝带粘贴编联而成,至于其他部分则与刘胜玉衣相同,也是用金丝编缀。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衣,其形制与刘胜夫妇的玉衣基本相同,由头套、面罩、上衣身、左右袖筒、双手套、左右裤筒和双鞋组成,外形也和人体相同。但在具体制作上却有差异,头套、面罩、手套和鞋的玉片都有小孔,用丝缕加以编织,里面再以丝绢衬贴加固,上衣身、袖筒和裤筒的玉片都未穿孔,而是用丝带、麻布等编联、粘贴而成。

发掘出土的西汉玉衣,多数用金缕编缀而成,也有使用银缕、铜缕的,使用丝缕的目前只有南越王墓所出的玉衣一例。在文献方面,《汉书》中只见“玉衣”、“玉柙”,未见关于金缕、银缕、铜缕之分的记载。根据卫宏《汉旧仪》记载,不仅皇帝的“玉襦”、“玉柙”(按即“玉衣”)缝以黄金缕,而且王侯的“玉匣”(按即“玉衣”)也是“缀以黄金缕为之”。由此可见,在初行玉衣的西汉时期,用于缝缀玉衣玉片的可能主要是金丝,皇帝和王侯皆可使用金缕玉衣,王侯的玉衣也有使用银缕或铜缕的,甚至还有使用丝缕的。编缀玉片使用何种质料的缕线,在西汉时期似乎尚未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

玉九窍塞包括眼盖、耳瑱、鼻塞各2件,口塞、肛门塞、生殖器罩或阴户盖各1件。完备的九窍塞出于使用玉衣作为殓服的墓中,应属西汉高级贵族丧葬习俗的用玉。刘胜的九窍塞,眼盖作圆角长方形,周边有三小孔,偏中部有一小孔;耳瑱略作八角锥台形;鼻塞为圆锥体形;口塞主体略呈新月形,外侧有覆斗形凸起,内侧有三角形凸起;肛门塞作锥台形;生殖器罩盒作圆筒形,系用玉琮改制而成,上端加盖封闭。玉九窍塞的器形一般较简单,表面经过抛光,而平素无纹饰。葛洪《抱朴子》说:“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玉九窍塞显然是汉人迷信玉能保护尸体不朽思想的产物。

玉琀是死者含在口中的玉制品。《周礼·天官·玉府》载:“大丧,共含玉。”西汉时期的玉琀,多数作蝉形。以玉蝉作为含玉起源很早。洛阳中州路属于西周时期的墓中,死者的玉琀即作蝉形。西汉玉蝉的形象,有简单的,也有较为复杂的。南昌老福山木椁墓所出的玉蝉,仅略具蝉的外形,而未刻出细部,该墓属西汉中期或稍晚。西汉后期的玉蝉,形象比较逼真。江苏盱眙东阳汉墓所出的玉蝉,蝉体宽扁,双目突出,用阴线刻出头部、双翅及腹部。西汉的玉琀,除作蝉形外,还有雕琢成其他形状的。例如:徐州奎山汉墓所出的玉琀作龙形,徐州子房山汉墓出土的玉琀为透雕的变形玉龙,临沂银雀山汉墓所出的玉琀为带柄的圆形玉器。这三座墓都属西汉早期,当时可能尚未普遍流行蝉形玉琀。

另外,墓中出土的玉蝉未必都是口琀。作为口琀的玉蝉,一般没有穿孔,有孔的玉蝉,可能是作为佩饰用的。例如满城窦绾墓所出的一件玉蝉,从头部至尾部有一竖穿的小孔,出土于死者的胸部,应是墓主生前所佩串饰中的佩玉。当然,作为佩饰的玉蝉,有时也可能被改用作为口琀。

玉握,或称握玉,是指死者手中所握的玉器。西汉时用作握玉的有几种不同的玉器。一种是璜形玉器,如中山王刘胜和其妻窦绾的握玉,是分别用夔龙蒲纹璧和凤鸟蒲纹璧改制而成的璜形玉器。另一种是玉觹，如南越王的握玉为两件器形略有差异的龙形玉觹。然而,最常见的握玉还是玉猪。徐州奎山汉墓所出的两件握玉,雕琢十分简单,仅在外形上略作猪形,应属玉猪的雏形。西汉中期以后,流行以玉猪作为握玉的习俗。巨野红土山汉墓所出的玉猪,作卧伏状,琢磨光滑,以阴线刻出细部,线条简练。

玉面饰出于西汉早期墓中。徐州子房山汉墓所出的玉面饰,按脸部五官形象雕琢,由22块有孔玉片组成,原应钉缀在织物上,是用于覆盖死者脸部的面幕。这种缀玉的面幕在洛阳中州路战国墓中即有发现,西汉早期死者覆以缀玉面幕,应是战国时期丧葬习俗的遗风。

此外,葬以玉衣的高级贵族,其胸、背往往铺垫许多玉璧。南越王墓玉衣的上面、里面和底下共铺垫玉璧19块。中山王刘胜的前胸和后背共放置玉璧18块,王后窦绾的前胸和后背共铺垫玉璧15块。《周礼,春官·典瑞》载:“疏璧琮以敛尸。”郑注:“璧在背,琮在腹。”《汉书霍光卷》载:“光薨……赐璧珠玑玉衣。”西汉死者胸、背铺垫玉璧,应是先秦以璧、琮敛尸的遗制。玉璧和玉衣同属于葬玉。还有窦绾墓的漆棺,内壁镶满玉版,外壁镶嵌26块玉璧,这种内外镶玉的漆棺在考古工作中虽然是第一次发现,但也说明玉在西汉丧葬习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日常用玉

这类玉器,包括玉容器以及各式各样的玉制日常生活用品。

西汉的玉容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很重要。发掘出土的玉容器主要有高足杯、角形杯、盒、镶玉盖杯和镶玉卮等。

玉高足杯的杯身作圆筒形,杯把下有圆形杯座。早期的高足杯刻有细致的纹饰,晚期的高足杯为素面。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所出的一件,杯身较长,雕饰勾连谷纹,上下有勾连云纹带。南越王墓所出的高足杯,结构最为精巧、复杂。全器由玉杯、杯托和承盘三部分组成,杯身和杯足为分别雕成,饰勾连谷纹和花瓣纹,杯托为花瓣形玉片,承盘为铜质。此杯的器形和纹饰,和上述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的高足杯相类似,二者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咸阳马泉汉墓所出的高足杯,属西汉晚期,器形与上述两件基本相同,但平素无纹饰。

玉角形杯、玉盒、镶玉盖杯和镶玉卮,都为南越王墓所出。玉角形杯虽有传世品,但在考古发掘中尚属第一次发现,杯体作犀角形,杯身浮雕卷缠的夔龙纹,近底部为圆雕,细部以阴线刻饰,造型奇特,纹样生动流畅,是汉玉中的珍品。玉盒为圆形,盒身和盒盖子母口,盖钮有活环,盖面饰花瓣纹、勾连涡纹、勾连雷纹等纹样,盖里线刻对称的双凤纹;盒身外表亦刻饰勾连涡纹等纹样,圜底下附小圈足;通体打磨光亮,纹饰雕琢精细,是一件十分难得的汉代玉容器。镶玉盖杯和镶玉卮都是镶玉鎏金的铜器。盖杯的器身类似玉高足杯,镶嵌长方形、花瓣形玉片;杯盖隆起,当中镶圆形玉片。镶玉卮为圆筒形,器身镶嵌九块雕饰勾连谷纹的长方形玉片,并附玉,器底镶圆形玉片,器盖饰三个弯月形玉饰。这两件镶玉鎏金的铜器,金玉结合,既牢固又美观,是汉代镶玉工艺中的杰作。

玉制的日常生活用品有玉带钩、玉枕、玉杖首、玉印章等。

西汉的玉带钩和秦代的情况一样,在构造上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整块玉料雕琢而成,另一类是由多节玉块组成,当中贯穿铁条而成器。前一类的玉带钩,钩部常作龙首、兽首或鸭首形,有的钩背还有浮雕的龙、兽装饰,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钩首雕作虎头,钩尾雕成龙首,龙虎双体并列,共攫一环,造型奇巧,是汉代玉带钩中难得的佳作。后一类的玉带钩较少见,南越王墓出土一件,由8节组成,当中以铁条贯穿,雕作龙虎合体的形象,钩部作龙首形,另一端为虎头形。这类带钩的结构,和上述泌阳秦墓所出带钩相同,可能渊源于战国时期。

玉枕有用长方形玉版镶拼而成的,也有在铜框上镶嵌玉版制成的。满城汉墓所出的镶玉鎏金铜枕,是铜枕中最为精美者。刘胜的镶玉铜枕,两端为镶玉鎏金的龙首,枕面及两侧镶嵌透雕云纹、怪兽纹玉片,装饰十分华丽。窦绾的镶玉铜枕,外表亦鎏金,并镶嵌玉片,从所镶玉片的形状和纹饰观察,显系用玉璧改制而成的。

玉杖首只在贵县罗泊湾2号汉墓出土一件,作龙头形,颈部刻出鳞片,龙身作扭索状。传世的玉杖首有作鸠形者。《风俗通义》载,汉高祖“作鸠杖以赐老者”。

西汉继承秦制,以玉为玺。咸阳渭河北塬狼家沟出土的玉玺,玉质晶莹,螭虎纽,篆刻“皇后之玺”四字。卫宏《汉旧仪》记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玉玺,金螭虎纽。”此玉玺的印文和印钮与上述记载相符,又出在汉高祖长陵和吕后陵附近,可能是吕后生前所用的玉玺。从出土及传世的玺印资料考察,西汉皇帝、皇后用玉玺,诸侯王也可使用玉质的玺印。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两方玉印,亦为螭虎纽,但未刻印文。墓中所出的一些小印,也为玉质。

(四)装饰用玉

西汉的玉制装饰品,不仅品类繁多,而且造型和纹饰也多种多样,是汉玉中数量最多的一类。装饰用玉按其用途可以分为人身上的装饰品和器物上的装饰品两大类。

人身上的玉制装饰品,主要是佩玉。古人随身佩玉,不仅是为了美观,更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佩挂由多种玉饰组成的组玉佩,在战国时期已很流行,成为当时社会的风尚。属于西汉前期的南越王墓,出土组玉佩11套,不仅数量最多,而且佩玉中有不少优美的玉饰。墓主南越王的组玉佩由32件多种质料的饰品组成,其中以玉饰品为主,计有双凤卧蚕纹璧1件,透雕龙凤饰璧1件,犀形璜1件,双龙蒲纹璜1件,玉珠5颗,玉人4件,壶形玉佩1件,兽首形玉饰1件,玉套环1件,此外还有金珠、玻璃珠、煤精珠等。这组佩玉是已发现的组玉佩中组成最为复杂、华丽者。其余10套属于4位夫人及其他殉葬人。4位夫人中地位最高的右夫人,有组玉佩两套。一套由连体双龙佩、玉环、三凤饰璧、玉璜等组成。另一套由透雕三龙纹环、透雕龙螭纹环、玉舞人、玉璜、玉管组成。南越王墓所出组玉佩中的一些玉器,如墓主组玉佩中的犀形璜、双龙蒲纹璜和组玉佩中的连体双龙佩等,与洛阳金村古墓所出的同类玉器颇为相似,具有较明显的战国风格。南越王墓组玉佩的数量之多,组合形式之复杂,显然是继承战国遗风的结果。

西汉中期以后,组玉佩似已不甚流行,其组合形式也比较简单。属于西汉中期的中山王刘胜墓似无成组的玉佩,而是以玛瑙串珠替代了组玉佩。

窦绾墓的组玉佩,由玉舞人、玉蝉、瓶形玉饰、花蕊形玉饰和联珠形玉饰以及玛瑙珠、水晶珠等组成,在玉饰的器类上和南越王墓有较大的差异。

上述南越王右夫人和中山王后窦绾的组玉佩中都有玉舞人。以玉舞人作为佩玉的习俗,可能渊源于战国时期。洛阳金村东周墓所出的佩玉中就有双人连体玉舞人和单身玉舞人。西汉的玉舞人,除河南永城保安山汉墓所出的一件为连体舞人外,其余都为单体舞人。玉舞人多数出于诸侯王亲属的墓中,从西汉中期到后期,其形象基本上是从较为呆板发展到比较生动优美;一般都着长袖衣,一袖高扬至头上,另一袖下垂或横置腰际,长裙曳地,细腰束带,作“翘袖折腰”之舞姿。每个玉舞人都有一至二个小孔,用于穿系佩挂,以作为成组佩玉的一部分。北京大葆台2号汉墓和扬州“妾莫书”墓所出的玉舞人,均透雕作翘袖折腰的舞女形象,细部以阴线刻饰,舞姿婀娜优美,是较为典型的汉代玉舞人。从现有资料看,玉舞人多出于女性墓葬中,应是汉代贵族妇女所喜爱的佩玉。汉代是我国历史上音乐舞蹈繁荣发达的时期,中央朝廷设有主管音乐的官署------乐府,皇帝的后妃多能歌善舞。例如,汉高祖的宠姬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西京杂记》卷上);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妙丽善舞”(《汉书·外戚传上》);成帝的赵皇后,“学歌舞,号曰飞燕”(《汉书·外戚传下》)等。玉舞人的造型具有“长袖”和“细腰”两个明显的特点，是汉代妇女翩翩起舞的真实写照。

佩玉中另有一种由先秦的玉牒演变而来的玉饰,可称为牒形佩,亦称为鸡心佩或心形玉佩。牒,又名玦或射决,是古代射箭时戴在右拇指上钩弦用的。《诗经·卫风·芄兰》载:“芄兰之叶,童子佩牒”。从考古资料考察,可能从战国以后,实用的玉牒逐渐演变为装饰用的佩玉,即牒形佩。牒形佩的主体为椭圆形,中有一圆孔,上端呈三角形尖状,正面微鼓,背面略凹,一般两侧有透雕的附饰,纹饰多数不对称,也有少数牒形佩只在一侧有附饰。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牒形佩,形状较特殊,器形修长,透雕的图案化变形鸟纹不在佩的两侧,而在佩的上方。大葆台1号汉墓所出的一件玉璧,璧中透雕牒形佩的纹饰,可以说是璧和牒形佩的巧妙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形象。牒形佩在西汉墓葬中是较常见的一种佩饰,男女都可佩戴,和组玉佩似无组合关系,是单独佩戴的一种玉饰。

还有一种佩玉,作弯曲尖爪形,一般称为觹,或称牙。《诗经·卫风·芄兰》载:“芄兰之支,童子佩觹。”觹是古代用于解结的锥子。西汉的玉觹,为扁平片状,一端刻兽头、龙头或凤鸟纹饰,显然不是实用物,而是装饰用玉。铜山小龟山汉墓所出的玉觹,以阴线刻饰兽头形和卷云纹;另一件作龙首形,觹身饰勾连云纹,背脊上有透雕的螭虎、凤鸟纹饰,雕镂精细,是玉觹中罕见的珍品。大葆台2号汉墓出土的一件玉觹,透雕回首凤鸟纹,细部以阴线刻饰,形象优美生动。玉觹都有穿孔,既可作为组玉佩的组成部分,又可单独佩挂,也是汉墓中常见的佩玉之一。

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还出土一种牒形佩和玉觹两种器形相结合的佩饰。例如:定县40号汉墓所出的牒形佩,其一侧透雕附饰的上端延长呈尖状,类似玉觹的尖端部分,当为玦、觹结合的初步形式;永城僖山汉墓所出的一件牒形佩,器形瘦长,牒的形象已相对减弱,而觹的形象则进一步增强;扬州“妾莫书”墓出土的牒形佩,也是牒、觹结合的形式,牒在画面中进一步缩小,而透雕的龙纹和卷云纹得到合理的夸张,造型别致,纹饰流畅,工艺精湛。

佩玉中工艺制作水平最高的还是透雕的玉环。南越王墓所出的透雕玉环,除上述右夫人组玉佩中的三龙纹环和龙螭纹环外,还有一件龙凤纹重环。该环雕出内外两环,透雕游龙凤鸟纹,游龙居内环中,内外环之间有一凤鸟,整个画面布局匀称,疏密适宜,纹饰生动优美,是一件工艺水平很高的佩玉。长沙咸家湖所出的一件玉环,透雕龙凤纹,刻工精细,也是难得的艺术品。

西汉中晚期墓葬中,还出土数量不等的玉贝。玉贝形如海贝,中部有锯齿状浅槽,上下各有一小孔,应当也是用作佩戴的玉饰。

此外,属于人身上的玉饰还有束发用的玉笄。刘胜墓出土的玉笄,首部透雕凤鸟、卷云纹,既是实用物,又是装饰品。

西汉时期装饰在器物上的玉饰,以玉剑饰最为重要,出土的数量也最多。在剑和剑鞘上装有玉制剑具的剑,称为“玉具剑”,战国时期可能已有此名称。在考古工作中已发现战国时期剑和剑鞘上的四种玉饰,但还不是同时装在一把剑上。四种玉饰齐备的玉具剑出于西汉时期,《史记》和《汉书》中都有关于“玉具剑”(或“玉具宝剑”)的记载。何谓“玉具剑”,《汉书·匈奴传下》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摽首镡卫尽用玉为之也。”关于四种玉剑饰(或“剑具”)的定名问题,学者意见不一。一般称剑茎顶端的玉饰为剑首;剑茎和剑身之间的玉饰为剑格,又称剑镡或剑珥;剑鞘上用于穿带佩挂的剑鼻称剑璏;剑鞘下端的玉饰称剑珌,又可称剑摽。西汉时期典型的玉具剑,剑首、剑格、剑璏、剑珌的纹饰题材和雕刻技法往往是一致的。刘胜墓出土的一把铁剑,是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的玉具剑,四件玉具的纹饰主题皆为高浮雕的螭虎纹。玉剑首为圆形,中央的圆形突起阴刻卷云纹,周围浮雕两只身躯修长的躺虎;玉剑格一面为剔地隐起卷云纹,另一面浮雕螭虎穿游于云中;玉剑璏浮雕一只雄健、修长的螭虎;玉剑珌略呈梯形,两面浮雕五只矫健活泼的螭虎翻腾嬉戏于云海中。巨野红土山汉墓所出的一把铁剑,也是四种玉饰齐备的玉具剑,玉具纹饰的主题也是螭虎纹,使用浮雕和透雕相结合的技法。南越王墓出土的5把玉具剑,剑首、剑格、剑璏、剑珌四种玉具齐备的只有两把。其中一把剑首的内区为勾连云纹,外区饰卧蚕纹;剑格和剑珌饰兽面、卷云纹;而剑璏则是浮雕熊、虎和螭虎相戏的形象。另一把的四件玉具,都光素无纹饰。除了装在剑上的玉饰外,该墓还出土一批尚未安装的玉剑饰。这批玉剑饰原放置在漆盒内,共43件,其中剑首10件,剑格16件,剑璏9件,剑珌9件,可以装配8把四种玉饰齐全的玉具剑,还有剩余。从这些玉剑饰看,剑首的纹饰变化不大,除一件为浮雕螭虎、神兽纹外,其他剑首的纹饰都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除一件为五瓣纹外,其余都为勾连云纹,外区是突起的涡纹或勾连涡纹;剑格的纹饰和雕琢技法变化较多,有减地隐起的兽面纹、勾连云纹,有浅浮雕、高浮雕的螭虎纹,还有透雕的凤鸟纹;剑璏的纹饰,除一件阴刻、一件浮雕螭虎纹外,其余皆为涡纹或勾连涡纹;剑珌的纹饰和雕琢技法和剑格相类似,有高浮雕的螭虎纹和减地隐起的兽面纹、勾连云纹,还有一件随形开光,中间饰突起的卧蚕纹。上述玉具剑皆为铁剑,铜剑的玉具一般只有剑璏和剑珌,如满城刘胜墓的两把铜剑和巨野红土山汉墓的一把铜剑,情况都是如此。这说明在西汉时期,铁剑比铜剑更为珍贵。

除玉制剑饰外,西汉后期出现水晶的剑饰。河北邢台北陈村刘迁墓出土的铁剑,其剑首、剑璏和剑珌皆用水晶制成,剑首平面似柳叶形,剑璏形同玉璏,剑珌近似梯形,皆为素面。西汉后期还发现用于佩刀的玛瑙璏、玉璏,例如,江苏盱眙东阳汉墓所出的铁刀,鞘上附玛瑙璏,长沙五一路7号汉墓发现与铁刀共出的玉璏,饰兽面及勾连云纹,其形制和纹饰与长沙杨家山304号汉墓所出的玉剑璏基本相同。可见当时的玉璏既可用于佩剑,也可用于佩刀。

此外,上文所述镶玉铜枕、镶玉盖杯、镶玉卮等,也都是以玉装饰器物的杰作。

(五)玉艺术品

西汉圆雕的玉艺术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反映了汉代玉器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玉鹰、玉熊、玉辟邪、玉仙人奔马等,全由和田玉制成,雕琢精细,形象优美,应属西汉宫廷艺术品。其中玉仙人奔马,作仙人骑在奔腾前进的飞马上,设计精巧,造型生动逼真,是汉玉中十分难得的艺术瑰宝。还有巨野红土山汉墓出土的玉马,广州汉墓所出的玉猴,西安北郊汉墓所出的玉燕,也都属小型的艺术品。

圆雕的人物像,主要有南越王墓的玉舞人和满城刘胜墓的玉人王公像。玉舞人头梳螺髻,身穿长袖衣,广袖轻舒,折腰曲膝而舞,姿态婀娜优美,似为且歌且舞得越女形象。玉人王公束发戴冠,凭几而坐,底部阴刻铭文“维古玉人王公延十九年”10个字。从铭文内容考察,这件雕作王公形象的玉人,既是艺术品,又是厌胜辟邪之物。

此外,外缘有透雕附饰的玉璧,可能也是装饰用的艺术品。例如满城刘胜墓所出的一件谷纹璧,外缘有透雕的双龙卷云纹附饰,纹样优美,造型生动,雕琢精细,是汉代玉璧中难得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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