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谜底:这里住的是一代廉吏于成龙,不是刘阁老

相府胡同——靴城旧事(2)

1954年春天,父亲把母亲和我从老家饶阳接到了保定。

我们安顿下来之后(暂住在别人家),就赶紧找房子。不长时间,想租的房子就找到了。

房子位于税务角东北边的相府胡同之内,离父亲上班的地方很近,步行几分钟就能到。

父亲说,这个院儿的房主是保定最大的油漆店的老板。他有两处宅院,另一处在保定市光华路38号,比这处大得多。不知什么原因,房主决定全部出租这个院子的房子,他们全家已都搬到光华路去住了。

这个院共有10间房子,全都空着,可任由我们挑选。父亲和母亲商量后,没有选宽敞明亮的北屋(一共3间),因为每间要租金5万元,而且最少要租一间半,当时爸爸的工资不过30多万元。南屋也不能选,黑暗潮湿不说,还得里外间一起租,房钱也少不了。所以,最终选定了靠北头的那间10多平方米的西屋,它的租金是3万元。(那时用的还是旧版人民币,1万元只相当于后来的新版人民币1元。)

这间西房南北长4米多一点儿,东西宽2米多一点儿。由于中部用了过梁,后来改为经租房时还登记为两间屋呢。

这间房子是借3号院房子的后墙盖起来的,屋里的内墙有的地方抹了泥面,有的地方还露着借用墙的砖,显得又脏又旧,还没有吊顶,抬头就能看到旧椽子和破苇箔,不太像样。后来父亲补抹了脱落的墙皮,腻了露着的墙缝,用白灰刷了墙,又在椽子上糊了白纸,才有了居室的模样。

我们刚搬入时,屋里的家具只有两个父亲用包装箱改造的两个柜子。

一个如同农村的板柜,高高大大。它的上部三分之二钉死,钉死部分的上面支着床板;没有钉死的部分可以掀开,权作箱盖。床板另一边支的是父亲用包装箱打的'人字形长凳'(没在别处见过这种结构的东西,好像可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母亲将这个柜子露在床铺外边的部分,糊上了一种亮光纸,显得好看多了。亮光纸上印着纸折的小鸟,我猜它是燕子。我曾对那图案了观察了很长时间,研究怎么折出来的,最终不得要领。

另一个柜基本保持着包装箱的原样,只是加工出了一个可以掀起的盖子。它用于放米面,并充作做饭的操作台。

这个小柜子放在了屋子的北边,它的边上放了水缸。屋门打开,水缸会被门掩住,完全看不到。此门很古怪,两个黑漆门扇由合页连接在一起,开门后两个门扇能折叠起来。由于它折叠后靠到了墙角,出入更为方便。

我猜着房东这么设计,是为了节省空间。可有一利就有一弊,这种折叠门的插销只能装在门框上。而门框边上都是木格的窗户,捅破窗纸便可从外边开门。所以入住后我一直提心吊胆,常做有坏人这样从外边开门的恶梦,梦中我和妈妈奋力抵门,不让坏人进入。

另外,父亲还对窗户做了一些处理。屋子的朝阳面没有墙,除了窗台,都是木格子的窗户。这种窗户只能糊纸,没留装玻璃的地方。爸爸便在靠南的那边钉了6个小钉,卡上一块玻璃,作为向外观察的窗口。妈妈则把一种叫窗户纸的人工粗绵纸糊在了窗户上。这种纸窗户看起来面积不小,但屋里并不亮堂,而且还不保温。

更要命的是特别怕下雨,大雨一浇,纸就破损甚至脱落。为解决这一问题,父亲特意买了一块四角带铁包角的大帆布,临到下雨时赶紧挂在木窗的钉子上。但它只能护到南部的窗户,有时来不及挂,整个窗户都被淋坏。后来爸爸又钉了四块雨箑子挂在窗前,这才彻底解决了问题。

搬入之后,父亲又买了一张带有三个抽屉的紫红色油漆的迎门桌,放在了屋子迎门处。这是爸爸为安家买的唯一家具。

经过父亲和母亲一番精心拾掇之后,这屋子墙白,顶白,窗纸也白,所需家具基本齐备,还真有了家的感觉。

我们是1954年5月,搬入新家的。

我们租房的这个院当时是相府胡同4号。这个胡同一共15个院,门牌从西口南侧排起,到南口转回。大概在1959年的时候,因相邻的杨淑胡同扩建为新北街,拆除了1号院和15号院,我们院也就改为3号院了。

这个胡同虽号称住过相爷,但一点儿也不阔绰,路窄房破,路两头也就两三米宽,中段也就1米多。最窄处临街房子的外墙还凸了出来,像是挺着大肚子,要故意挤压行人。

至于胡同哪个院儿曾是相爷的府邸,我也关注过。巷内有几个院落建有门楼,但多数都非常小气,难与相府搭界,只有小巷南口冲着东大街的那个8号院还沾点儿边。这个院门楼建得繁复气派,那花砖都雕刻得像工艺品一般。只是门很低矮,而且进门不是上台阶,而是下台阶(院子地面低于小巷地面),又不太像相府。我猜想,或许是小巷的地面原来较低,后来不断垫高,才造成的这种情况吧。不然,谁会把房子建在坑里呢?

另外我还猜测,胡同南口那座高大的砖牌楼,也是相府的配套建筑。它有一个很大的砖拱顶,拱顶两边是高大的立柱,柱顶有残破的圆球。柱面上有彩绘,拱顶上灰塑,只是均已经斑驳、残破,难窥当日辉煌。

我虽然一直想知道相府胡同里到底住的是哪位相爷,但父亲不知道,胡同里的邻居也不知道,它也就成了我心中的谜。

直到1990年春,我才找到了谜底。那时我已到保定市报社工作,担任了总编室副主任。上级要求各单位都要配合省市有关部门编写志书,我便承担了编撰《保定报志》的任务。由于工作需要,与市方志办主任尤文远(曾任地名办主任)有了交往。又由于工作需要,他送我一本1984年7月保定市政府地名办公室编印的《地名资料汇编》。我发现书中便有关于相府胡同的介绍:'基本为南北走向,呈不规则状。南起东大街,西到新北街,路长155米,宽2米,土路面。系居民区,隶属中华路街道办事处。''清代有一姓于的相国,曾在此街南端建公馆,故该胡同得名相府后,后称相府胡同。1969年改名前进胡同。1981年复名相府胡同。'

按照《地名资料汇编》的说法,是清代姓于的相国在小巷南端建的公馆。那么这位清代的于姓相国是谁呢?《保定晚报》有篇关于保定街巷的形成和演变的文章说,清代直隶巡抚于成龙曾在相府胡同住过,因为他加衔太子太保,而太子太保有相位之称,所以这地儿就叫了相府胡同。这说法听起来有些牵强,但清代在保定任职的于姓大官中没有比他更合乎条件的,就只能算是他了。

这位于大人您可能也认识,因为他曾在全国火过一把,2000年央视一套上映的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中那位'于青菜'、'于青天'就是他。他的事迹着实感动了一大批人,以致被公认为是清正廉洁的楷模。据说那些故事还都有真凭实据,他不是那种人为拔高的假典型,所以我的这位邻居就着实可钦可敬了。据说保定贤良祠供奉的第一位贤良就是于成龙,另外,还给他修了于公祠。

这位于成龙这么厉害,我就以为他是公案小说《于公案》主人公的原型了。后来才知道弄错了,原来还有一位于成龙在保定任过直隶巡抚,他以治河闻名于世,这位才是《于公案》中那位断案如神的于公。由于这位于大人比前面那位于大人任直隶巡抚晚,且年岁要小,所以被称为'小于成龙',前面那位自然就是'老于成龙'了。

不过也有人对相府胡同是因于成龙而得名的说法不认同,他在报纸上发文章说,清康熙年间两位先后做过直隶巡抚的于成龙,都当不起'相位之称',且督抚衙门后边都有官邸,不需在外边建公馆。

那相府胡同因何得名?文章说是从冠有民国辛巳(1941年)序的《清苑县志》抄本得知,因明代刘吉府第在此故也。文章还介绍,《明史》说刘吉'多智数,善附会,自缘饰,锐于营私,时为言路所攻',屡遭御史弹劾,却越弹劾越加官,终至相位,且居位十八年。'人目为刘棉花,以其耐弹也。'不过最终他还是因为得罪皇帝丢了官。文章还说这条胡同明代叫刘阁老胡同,清光绪《保定府城图》则标名相府后。

对这种说法,我也有疑问,因为保定市还有条街叫国公街,据《地名资料汇编》说:'相传,明朝阁老刘吉国公曾驻此街,故得名国公街。曾称刘阁老胡同。'一个保定市怎么会有两条小巷都叫'刘阁老胡同'?难道刘阁老也是'房爷',有多处府第?

我知道胡同历史是越久远越有底蕴,但还是希望我的前邻居是清代的于公,而不是明代的刘阁老,因为刘阁老与我厌恶的那批人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我在这条胡同住到了1969年,那年我去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内蒙兵团。知青返城大潮开始后,我于1975年又回到家中,住回相府胡同。

结婚的时候,相府胡同的院里没有我和媳妇住的地方,只好去租社员的房子。这一住就是4年,直到父亲从单位分房搬走,我才又搬回相府胡同。

最终,我在没有完全弄清这条胡同出处的情况下搬离了它。1992年时我从所在单位分到了宿舍楼,两室一厅带厨卫,可比我在相府胡同的小平房强多了。邻居们投以羡慕的目光,我自然也是喜气洋洋。

可离开后,我却空落落的,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同院叔叔婶婶,那些与我一同成长的发小,那些与我比邻而居了三四十年的邻居,那亲切的声音和习惯的味道,那熟悉的环境和温馨的氛围,都让我依依不舍。

好在我搬走之后,我弟弟住了过去,我还可以随时回去看看。

可弟弟搬回去不久,这条胡同就彻底消失了。那时候保定市搞旧城改造,规划到了新北街东侧的胡同。于是包括相府胡同在内的一条条小胡同被夷平,很快,一座座居民楼又拔地而起。

弟弟也像我一样住进了楼房,可再去看他的时候却没有了回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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