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与卢梭：启蒙派内部两个强大对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就有人把现状上溯到法国革命、乃至启蒙运动，在当下政治现实跟法国革命、启蒙思想家之间虚构因果关系。思想家中，卢梭是最受挞伐的。有意思的是，最近两三年国内突然开始对所谓“白左”的讨伐，卢梭和伏尔泰这两位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兼对手，都被打入要讨伐的“白左”行列，甚至被当成白左始祖。
今天是卢梭诞生日。趁这个日子，从《理想人格——伏尔泰》一书中抽出议论这两位思想家的片段，以“伏尔泰与卢梭：启蒙派内部两个强大对手”为题发出，以表纪念。——肖雪慧2019年6月28日
正文
曾共同聚集在《百科全书》旗帜下的启蒙思想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当数伏尔泰和卢梭。然而这一老一少被后世并称为启蒙运动两大思想巨擘的思想家却处于激烈的对立和敌视之中。在卢梭这一方面，正如他依次与每个百科全书派学者闹翻一样，他与伏尔泰反目并不出人意料；倒是伏尔泰反常地把他对其他启蒙学者的抱打不平、拔刀相助在卢梭身上换成了他那令所有敌手都难以忍受的嘲笑和讥讽。这两个人是那么相似又是那么不同。说起树敌的本事，卢梭与他这位前辈难分伯仲。伏尔泰年少之时就学会树立强敌，20岁上下初出茅庐便拼命显露这种才华，他用他的诗文引导袭击教会袭击王宫，既嘲讽纨绔的世家子弟，也讥笑献媚取宠的无耻文人，甚至连招待他的国王主人也不放过；卢梭则善于以他的被迫害狂想症把所有帮助过他的朋友一个个变成敌人，不论这些先前的朋友是王公贵妇还是法国的狄德罗、达朗贝尔，德国的格罗姆或英国的休谟这些启蒙学者。要论文才，二人同为法国最杰出的散文家；宗教方面，他们都相信灵魂不死，都可归于自然神论者，在18世纪和整个19世纪，二人并列为天主教会咒骂、封杀的主要对象，在对专制的痛恨和对自由的热爱上，二人不分上下；伏尔泰受过官方监禁、通缉、声讨、著作被禁被烧，自己到处漂泊逃亡，卢梭挨个领受，一样待遇也不缺少……
然而两人又是那样的不同。若干年后，当罗丹这位善于从人的外貌去窥见人的精神特征的雕刻大师看到这两位思想家相对而向的雕像时说：“在伏尔泰有多么贵族气和高雅，在卢梭就有多么粗俗——高颧骨、短鼻、方腮，可以看出他是钟表匠的儿子和当过仆役的人。他甘作野人状貌，头发蓬乱，与古代犬儒哲学家第欧根尼有些相似：是文明生活的抨击者和回返自然与原始生活的宣传者。”正是罗丹揭示的这种既显露于外貌又深入到内心的对文明的不同态度是二人迟早要反目成仇的深层原因之一。当然，除此之外还另有重要原因。不过，在成仇之前，伏尔泰和卢梭之间也有过一段虽说不上亲密但也还友善的师尊与学生之谊。
在18世纪30—40年代，当伏尔泰已誉满全欧时，卢梭还在人生道路上艰难地踟躅，饱尝人间的苦难。但就在这段时间和这种情状下，他遍读了伏尔泰的所有著作，这些著作对他日后的思想发展起了指路作用。若干年后，卢梭致信伏尔泰：“为了成为一个不愧是您的观点的人，我已经努力了十五年。”卢梭是1745年说这话的，这时离他的初次成功还有五年之遥。伏尔泰也以他一贯的提携新人的热情和发现英才的慧眼回了信。信中不仅表示了对卢梭的信任，还以热烈的赞词表达了对这位比他年轻近20岁、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后辈的“钦佩”和“仰慕”。卢梭大受鼓舞。但是他们的反目是不可避免的。原因之一正如罗丹所揭示以及赫尔岑所说：“当伏尔泰还在为了文明同愚昧无知作斗争的时候，卢梭已经把这种最人为的文明痛斥为耻辱了。”
1750年，卢梭以《论科学和艺术》一文参加法国第戎科学院举办的题目为“科学和艺术是否使道德淳化”的征文竞赛。卢梭有过达20年的流浪生活，长期寄人篱下，感受到社会对他的轻视和冷漠。他敏锐地看出包含于文明中的虚伪，于是，不仅坚决否定科学、文学和艺术有利于道德，而且认为是伤风败俗之源。文中还攻击了伏尔泰矜才损德。卢梭以观点的新颖和优美而煽情的文笔获头奖，并一举成名。伏尔泰完成于1752年的悲剧《中国孤儿》实际上是对卢梭否定文明的一个回答，他以鞑靼人被中国文明同化的事实证明文化战胜暴力，文明优于野蛮。这时，他们还没有失和，但引起后来对立的巨大分歧已显露出来。
1755年，第戎学院又举办征文，题目是“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原因和它在自然中的根源是什么？”卢梭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对上一篇文章作了详尽发挥。他认为人性本善，但被文明和种种制度败坏了。他攻击私有财产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主张回到没有私有财产的自然状态。他还提出极端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如果自然已经注定我们是健全的，那么我敢断言，沉思是违背人道的，而一个思考的人则是退化的动物。”他把这篇论文送给伏尔泰。这一次，伏尔泰不客气了。
作为洛克思想的继承人，伏尔泰有一种对私有财产的深切尊重；作为启蒙运动的最高代言人，伏尔泰对理性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否定形式就是对不运用自己思维器官的现象的痛恨。伏尔泰的讽刺利剑对卢梭出鞘了。他回信说：“先生，我收到了你反人类的新书……读完你的书，人不禁萌生用四条腿爬行的愿望。可是很遗憾，我在60多年前就已丧失了这种习惯，现已无法返老还童，还是把这种乐趣让给那些比你我更合适的人吧。”
他旁征博引地反驳了卢梭把一切罪恶归咎于科学和文艺的观点，以反讽笔调写道：
“我同意你的看法：文学和科学有时是苦难的根源。塔索的敌人使诗人的一生变成一连串的痛苦；伽里略因为证明地球的转动在70高龄被敌人投入监牢，哀苦呻吟……从你的朋友们动手编纂《百科全书辞典》开始，那些胆敢与他们为敌的人把他们当作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甚至冉森派教徒……”
“你得承认，彼特拉克、薄伽丘并非意大利骚乱的罪魁祸首；你得承认并非马罗的'诙谐’引起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而悲剧《熙德》并非投石党暴动的缘由。最昭彰的罪愆都是由那些最愚昧无知的人犯下的。”
“文学培育心灵，匡扶它、安抚它；在你用笔锋针对文学的当儿，文学正在为你效劳。”
伏尔泰这封为文明进步辩护的著名长信文笔犀利、诙谐、刻薄、调侃备至。但对卢梭本人仍然保持着亲切友善的感情，信中也肯定了卢梭对人类社会劣迹的直言不讳。不过，伏尔泰此时已经意识到启蒙派阵营中的卢梭事实上也是启蒙运动最危险的论敌。
启蒙运动崇尚知识，崇尚理性，把精神文化和社交文化看作真正人性的顶点，卢梭则攻击知识攻击理性攻击社会，把文化视作人性的最大危险，鼓吹没有社会的原始状态，他自己还竭力按照“回到自然”的原则生活，作为朝向这种生活的第一步，是卖掉了他的手表，不过，他并不打算彻底退到野蛮人的结绳计时。
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大地震，死伤达三万人，摧毁建筑物达三分之一。此时，基督教的“上帝惩罚”说流行起来；另一方面，上一世纪哲学家莱布尼兹关于上帝安排一切皆善的乐观主义也还无视这场大悲剧而仍然影响甚大。愤怒的伏尔泰发表了《咏里斯本的灾难》，以几万受难者的无辜揭露基督教义“上帝惩罚说”的虚妄，又以自然规律解释地震的发生从而对神意统辖世界表示了怀疑。卢梭激愤了。他虽与伏尔泰一样严厉而激烈地反对教会和正统教义，在反对“原罪”概念的斗争中也站在伏尔泰一边，后来在《爱弥儿》中还指责僧侣是专制政体的支柱，对僧侣阶层表示了毫不逊于伏尔泰对这个阶层的憎恨，但他不能容忍伏尔泰对神意的怀疑和责难。他猛烈攻击“伏尔泰外表上似乎一贯信仰神，其实除了魔鬼以外他什么也不信”。
对于地震灾难，卢梭不认为有理由大惊小怪，他认为里斯本人如果不受科学的诱惑，不去滥用才能造七层高的房子而是散居于森林中，原是可以免遭伤害的。这一来，灾难就归罪于科学和人类的自以为是了。伏尔泰当然不会示弱，他一边反讥卢梭的血液是由硫酸和砷组成的，同时又积极准备答复卢梭的挑战。作为对卢梭在地震问题上的神学态度以及他那部影响巨大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正面答复，是伏尔泰几年后发表的哲理小说《老实人》。
小说以大量基于事实的描写证明了现实社会充满邪恶和黑暗，尽情嘲笑了所谓神把这个世界安排得一切妥当、尽善尽美。但同时又捍卫了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信念：社会是人类生存和进步的前提，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人类是会在斗争中趋于完善的；坚决反对了卢梭回到自然去的主张。再过若干年发表的《哲学辞典》和哲理小说《天真汉》更鲜明地表达了社会生活对人的重要性以及文明优于野蛮的思想。例如《哲学辞典》“论人”中说：“每一种动物都有它的本能，人的本能则为理性所加强，驱使他结群，一如驱使他饮食一样，恰巧不是对于社会的需要使他堕落退化，使他堕落退化的倒是离群索居。任何人如果绝对孤独地过活，他很快就会失去思想和表示自己的能力；他就会成为他自己的一个负担，最后只剩下使他变为野兽这一条路。”在这个辞条中，他称卢梭是“社会的敌人”。
关于里斯本地震的争吵已是二人不和的公开化了。紧接着，他们又因戏剧展开论战。此时，伏尔泰正住在日内瓦。他是剧作家，也是戏迷。但信奉加尔文教的日内瓦禁演一切戏剧。伏尔泰一心策动撤销这禁令，还策动在日内瓦建立剧院。卢梭加入了清教徒一方对伏尔泰的攻击，扮演了禁欲美德的斗士。两人的不和终于演成激烈的敌意。狄德罗、达朗贝尔等百科全书派作家加入了论战中的伏尔泰一方，坚决捍卫理性、知识及其各种成果。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中专门撰辞条谴责了禁演戏剧和把戏剧视为伤风败俗的观点。从此，卢梭与百科全书派一一闹翻，分道扬镳。至于伏尔泰和卢梭，前者把后者当成拨弄是非的疯子，看成“最邪恶”、“最不幸的人”，后者把前者说成“华丽的天才”、“低级的灵魂”。卢梭向当局告发过伏尔泰是无神论者，伏尔泰在卢梭颠沛流离之时发表过对卢梭的谤文，甚至要求将卢梭处以极刑。这已经简直是不共戴天了。
然而他们彼此如此敌视，除了一个推崇理性和知识，另一个否定理性和知识的至上地位；一个维护人的社会性和由此派生的社交文化，另一个则认为社会给人带来最大伤害，视社交文化为最大危险，他们的对立还另有深刻原因。伏尔泰最重视的是个人自由，他把自由与人权看成是同义的，早在《哲学通信》中就说：自由意味着认识人权，而认识人权就是捍卫人权。卢梭也鼓吹自由，而且在《社会契约论》一书开篇就写下名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作为对社会专制的控诉。但他经历过困苦无依的童年，动荡不安和饱受挫折的青年，享有盛名后一生中也没有片刻安逸和舒适，总得为挣得最低生活费而斗争，经常要依赖朋友或者陌生人施舍度日。他最强烈地感受到的是不平等，所以他真正重视的目标始终是平等而不是自由。自由与平等作为理性觉醒的人们所珍视的两大基本价值和启蒙运动所憧憬的两大社会目标，它们之间既有一致和彼此凭藉的方面，又有内在冲突的一面。伏尔泰和卢梭各自发挥了这两种价值中的一个，因而代表了启蒙运动本来就有冲突的两个方向。 可以说，启蒙运动经法国革命时期的《人Q宣言》为现代社会确立起来的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其中，自由渊源于伏尔泰，平等渊源于卢梭；或者也可以说，从19世纪以来一直在争个你高我低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一个来自伏尔泰，一个来自卢梭。当启蒙运动内部主要注目于自由时，卢梭为平等所作的辩护实际上揭示了不与平等相结合的自由可能成为保护少数人特权的欺人之谈，就犹如在一场比赛中一个人骑着骏马而其他人光着脚跑。但他激进的平等感情发挥到认为只有“人数最多的阶层才值得尊敬”时，个人出类拔萃的才能就没有什么地位了，进而发挥为“公意说”时，隐含的一种潜在危险也出现了，这就是对个人自由的忽视。大概正是基于此，后来罗素有些偏激地说：“在现时，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邱吉尔是洛克的结果。”②伏尔泰作为洛克最卓越的门徒和宣传者，他在罗素心目中当然也该享有这种产生出罗斯福和邱吉尔的光荣。但把希特勒说成卢梭的结果，肯定是过分了。不过假如以此说明不与自由结合的平等可能导向的结果，这不是毫无道理的。20世纪连同希特勒在内的种种灾难证明了这一点。在启蒙时代，卢梭以他几近于反文明的观点而与其他启蒙思想家格格不入。他在文风上巧妙地把逻辑上的谨严和情感上的奔放结合在一起，又有着不亚于伏尔泰的杰出思考力，这使他既成为伏尔泰的同等强大的对手，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最大危险。但是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在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上对卢梭的反驳，成功地保卫了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财富：在所有知识领域树立了理性自主的概念和“敢于认识”的品格；在社会历史领域树立了人类通过斗争而进步的观念。这些财富经受住了卢梭的攻击而成为18世纪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然而，对于启蒙运动来说，卢梭却有一个独特而巨大的贡献。由于他在理性与情感这两种人性因素上推崇情感，他移动了启蒙运动的重心③。后来康德承认：是卢梭首先向他揭示出：善良意志与科学探索相比具有更优越的价值。这种揭示启发康德为理性活动的范围划出了界限，给情感、意志保留了地位。这样，既维护了启蒙运动中极力伸张的理性的地位，同时又提防理性的僭妄，并给人类精神活动打开了更大的空间。由康德建立的批判哲学体系虽然使法国哲学相形见绌，但却作为对启蒙运动中两种倾向的深入发展和综合成果，成为启蒙运动最高荣誉的象征。在这上面，卢梭的功绩不可磨灭。
此外，他对大自然、对自然状态中的原始社会的歌颂，这些看似属于倒退的主张和情绪，却蕴含着对现代文明病症的警告，在他去世后的这两个多世纪，人们已经越来越痛切地感受到各种“文明病”的困扰；感受到卢梭包含在对文明的攻击中的惊人的预见性和现代因素。这就如19世纪英国作家卡莱尔所说，卢梭以他怪诞的言行和惊世骇俗的观点“又触及到了现实，挣扎着走向现实，起着他的时代的先知的作用”④。但是，如果说卢梭先知般地预见了文明可能带来的弊病的话，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理性和历史进步的确信则可以使人们看到与弊病并存的文明的优越性，使人们得以通过克服弊病而改善自身境况。伏尔泰和卢梭这两个专制制度的共同敌人和启蒙阵线内部两个吵得难分难解的强大对手在1778年相继去世：当伏尔泰去世后刚33天，卢梭就尾随而去。两个冤家对头留在这个世界上的遗骸在先贤祠内也紧紧挨着。
不过，在对后世的影响上，他们二人的较量从未停止：他们交替发生影响，各领风骚数十年。但在19纪以来法国最杰出的作家身上（其实还不仅是法国作家）却如勃兰兑斯所说的，可以发现双重倾向：一些伏尔泰的精神与一些卢梭的精神结合在一起。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