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节选）

小引

鲁迅逝世，转瞬快到十一周年了。那时候我在北平，当天上午便听到了噩音，不觉失声恸哭，这是我生平为朋友的第一副眼泪。鲁迅是我的畏友，有三十五年的交情，竟不幸而先殁，所谓“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因此陆续写了十多篇纪念的文字，如《怀亡友鲁迅》《怀旧》《鲁迅的生活》《回忆鲁迅》《关于〈弟兄〉》《鲁迅和民族性研究》《〈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鲁迅诗集〉序》《鲁迅的几封信》等，都是“言之未尽，自视欿然”。近来，好几位朋友要我写这印象记，我也觉得还有些可以写的。只是碌碌少暇，未能握笔，最近景宋通信也说及此事，有“回忆之文，非师莫属”之语；我便立意随时写出，每章只标明目次，不很计其时间之先后。可惜现在身边没有《鲁迅全集》，有时想找点引证，多不可得，这是无可奈何的！

一　剪辫

一九0二年初秋，我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东京留学，初入弘文学院豫备日语；鲁迅已经在那里。他在江南班，共有十余人，也正在豫备日语，比我早到半年。我这一班也有十余人，名为浙江班，两班的自修室和寝室虽均是毗邻，当初却极少往来。我们二人怎样初次相见，谈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大约隔了半年之后吧，鲁迅的剪辫是我对他的印象中要算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

留学生初到，大抵留着辫子，把它散盘在腮门上，以便戴帽。尤其是那些速成班有大辫子的人，盘在头顶，使得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口里说着怪声怪气的日本话。小孩们见了，呼作“锵锵波子”。我不耐烦盘发，和同班韩强士，两个人就在到东京的头一天，把烦恼丝剪掉了。那时江南班还没有一个人剪辫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监督——官费生每省有监督一人，名为率领学生出国，其实在东京毫无事情，连言语也不通，习俗也不晓，真是官样文章——不允许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监督姚某，因为和一位姓钱的女子有奸私，被邹容等五个人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我也兴奋地跑去看过的。姚某便只得狼狈地偷偷地回国去了，鲁迅剪辫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大约还在姚某偷偷回国之先，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阿，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所以我说这是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 如在目前的一个印象。

鲁迅对于辫子，受尽痛苦，真是深恶而痛绝之，他的著作里可以引证的地方很多，记得《呐喊》便有一篇《头发的故事》，说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晚年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云：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病后杂谈之余》）

鲁迅回国之后，照例装假辫子，也受尽侮辱，同书里有云：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可以从此昂头露顶，慢慢地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同上）

鲁迅的那篇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有云：

“……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她的。”

看了上面所引，鲁迅在初剪辫子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喜悦，也就可以推测，无怪不知不觉地表现到脸上来了。

二　屈原和鲁迅

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我看见了这些新书中间，夹着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这本书，他后来赴仙台学医，临行时赠给我了——稍觉得有点奇异。这也是早期印象之一。他曾经对我说过：“《离骚》是一篇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所以他的《中国文学史》上，关于《离骚》有这样的话：

“其辞述己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终，虽怀内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谗贼。于是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女，申纾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次述占于灵氛，问于巫咸，无不劝其远游，毋怀故宇。于是驰神纵意，将翱将翔，而眷怀宗国，终又宁死而不忍去也。”

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关于《天问》说：

“若求之诗歌，则屈原所赋，尤在《天问》中，多见神话与传说，如'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鲮鱼何所？豞堆焉处？羿焉彃日？乌焉解羽？’是也。”

记得郭沫若先生著《庄子与鲁迅》一文，说鲁迅熟于《庄子》，就其文章中惯用《庄子》的词句摘了好多出来，这话是确当的。鲁迅又熟于屈子，我也仿照就其几首旧诗中，很粗略地摘一点出来，以见一斑。其中有全首用骚词，如：

“一枝清采妥湘灵，

九畹贞风慰独醒，

无奈终输萧艾密，

却成迁客播芳馨！”

又鲁迅采作《彷徨》题词的是：

“朝发轫于苍梧兮，

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

曰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

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八句正写升天入地，到处受阻，不胜寂寞徨之感。

又鲁迅在北平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寓屋书室，所谓“老虎尾巴”者，壁上挂着一副他的集骚句，倩乔大壮写的楹联，其文为：

“望崦嵫而勿迫；

恐鹈之先鸣！”

这表明格外及时努力，用以自励之意。

我早年和鲁迅谈天，曾经问过他，《离骚》中最爱诵的是那几句？他便不假思索，答出下面的四句：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

登阆风而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无女！”

依我想，“女”是理想的化身。这四句大有求不到理想的人誓不罢休之意，所以下文还有“折琼枝以继佩”之句。

至于说“《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也是正当的。可惜书中至今还有未得其解的地方，自近年来，卜辞出土，新证遂多，使难以索解之文渐次明白了。例如王国维先生考定了《山海经》中屡称帝俊，俊就是帝喾；又所说王亥（《大荒东经》）确是殷代的先祖。于是《天问》中，“该秉季德……恒秉季德……”，足以证明了“该”即王亥，乃始作服牛之圣。“恒”是王恒，也是殷的先祖。所以王先生说：

“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解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也。”

三　杂谈名人

二十世纪初年，我国译界负盛名的有两人：曰严复，曰林纾。鲁迅受过这两人的影响，后来却都不大佩服了。有一天，我们谈到《天演论》，鲁迅有好几篇能够背诵，我呢，老实说，也有几篇能背的，于是二人忽然把第一篇《察变》背诵起来了——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藉徵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鲁迅到仙台以后，有一次给我通信，还提及《天演论》，开个玩笑。大意是说仙台气候寒冷，每天以入浴取暖。而仙台浴堂的构造，男 女之分，只隔着一道矮的木壁。信中有云：“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自注：“昨夜读《天演论》，故有此神来之笔！”

严氏译《天演论》，自称达旨。为什么称达旨呢？只要取赫胥黎的原本——《进化和伦理学》，和严氏所译一对照，便可了然。原本中只是一节，而译本扩充为一篇。达是达了，究竟不能说是译书的正法。他又译穆勒的《名学》，亚丹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较为进步。总之，他首开风气，有筚路蓝缕之功。鲁迅时常称道他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给他一个轻松的绰号，叫做“不佞”。——鲁迅对人，多喜欢给予绰号，总是很有趣的。后来，我们读到章太炎先生的《社会通诠商兑》，有云：

“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

从此鲁迅对于严氏，不再称“不佞”，而改称“载飞载鸣”了。

林纾译述小说有百余种之多，也是首开风气的事业。他不谙原文，系经别人口述，而以古文笔法写出。出版之后，鲁迅每本必读，而对于他的多译哈葛德和科南道尔的作品，却表示不满。他常常对我说：“林琴南又译一部哈葛德！”又因其不谙原文，每遇叙难状之景，任意删去，自然也不以为然。

严林二人之外，有蒋智由，也是一位负盛名的维新人物而且主张革命的。他居东颇久，我和鲁迅时常同往请教的，尤其在章先生上海入狱的时候。他当初还未剪辫，喜欢带一顶圆顶窄檐的礼帽，通俗所谓绅士帽者是。他的诗文清新，为人们所传诵，例如《送稥耳山人归国诗》：

“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

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

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

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

稥耳山人指吾友陶焕卿，归国是为的运动革命。焕卿名成章，是一位革命元勋，留学未久，即行返国，生平蓬头垢面，天寒时，用草绳做衣带，芒鞋日行八九十里，运动浙东诸县的豪俊起义，屡遭危难，而所向有功。又游南洋群岛，运动侨民。辛亥年自爪哇归时，浙江已反正了，举汤寿潜为都督了，焕卿被任为参议，郁郁不得志，自设光复军总司令部于上海，募兵，为忌者所暗杀。我撰挽联有云：“看今日江山光复，如火如荼，到处染我公心血。”观云这首诗的头两句，就很能映出焕卿的时代背景及其一鸣惊人的神采。

又有一首是“金陵有阁祀湘乡曾氏，悬额：'江天小阁坐人豪’，有人以擘窠大字题其上曰：'此杀我同种汉贼曾国藩也。’诗以记之。”

“'江天小阁坐人豪’，

收拾河山奉满朝。

赢得千秋题汉贼，

有人史笔已如刀。”

可是有一次，蒋氏谈到服装问题，说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而指他自己的西式礼帽则无威仪。我们听了，颇感奇怪。辞出之后，鲁迅便在路上说：“观云的思想变了。”我点点头。我们此后也不再去。果然，不久便知道他和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了。于是鲁迅便给他一个绰号——“无威仪”。

四　《浙江潮》撰文

一九0二年春，革命元勋章先生避地东京，和国父会见，英杰定交，同谋革命，同时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励光复，并且撰书告留学生，极为沈痛。有云：“……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鲁迅那时已在东京，当然受到这位革命元勋的莫大的影响。

翌年，章先生在沪，又和同志公开讲演革命，讲稿辄在《苏报》上发表，后来竟成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章先生和邹容虽因此而入狱，然而革命党的声气从此大盛，和清政府对质于公堂，俨然成了敌国之势。这时候，东京方面，杂志云起，《浙江潮》也出世了。命名之始，就起了两派的争执；温和的一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月刊之类，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对，主张用这个名称，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起初由孙江东，蒋百里二人主编。百里撰《发刊词》，有云：“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其最引人注意的，是登载章先生狱中的诗四首，最为鲁迅所爱诵，现录两首于下：

“狱中闻湘人杨度被捕有感二首六月十八日

神狐善埋蝵，高鸟喜回翔。

保种平生愿，徵科绝命方。

马肝原识味，牛鼎未忘香。

千载《湘军志》，浮名是锁缰。

衡岳无人地，吾师洪大全。

中兴沴诸将，永兴夜遂沈眠。

长策惟干禄，微言是借权。

藉君好颈子，来者一停鞭。”

这时我和鲁迅已经颇熟，我觉得他感到孤寂，其实我自己也是孤寂的。刚刚为了接编《浙江潮》，我便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他的这种不谦让，不躲懒的态度，与众不同，诺言之迅和撰文之迅，真使我佩服！这篇文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后来他虽自惭幼稚，其实天才没有不从幼稚生长来的。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

鲁迅又撰一篇《说鈤》，这是新元素“镭”的最初的绍介。那时候“镭”刚刚被居里夫妇发现，鲁迅便作文以饷国人，并且唤起纯粹科学研究的重要。

五　仙台学医

鲁迅往仙台学医的动机有四：我在《鲁迅的生活》和《回忆鲁迅》文中已经叙明了。别后，他寄给我一张照片，后面题着一首七绝诗，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句，我也在《怀旧》文中，首先把它发表过了。现在只想从他的仪容和风度上追忆一下：

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这些特质，充满在他的生命中，也洋溢在他的作品上，以成为伟大的作家，勇敢的斗士——中华民族的魂。

他的观察很锐敏而周到，仿佛快镜似的使外物不能遁形。因之，他的机智也特别丰富，文章上固然随处可见，谈吐上尤其层出不穷。这种谈锋，真可谓一针见血，使听者感到痛快，有一种涩而甘，辣而腴的味道。第三章所举给人绰号，便是一个例子。吾友邵铭之听他的谈话，曾当面评为“毒奇”。鲁迅对这“毒奇”的二字评，也笑笑首肯的。

他在医学校，曾经解剖过许多男女老幼的尸体。他告诉我：最初动手时，颇有不安之感，尤其对于年青女子和婴孩幼孩的尸体，常起一种不忍破坏的情绪，非特别鼓起勇气，不敢下刀。他又告诉我：胎儿在母体中的如何巧妙，矿工的炭肺如何墨黑，两亲花柳病的贻害于小儿如何残酷。总之，他的学医，是出于一种尊重生命和爱护生命的宏愿，以便学成之后，能够博施于众。他不但对于人类的生命，这样尊重爱护，推而至于渺小的动物亦然。不是《呐喊》里有一篇《兔和猫》，因为两个小白兔不见了，便接连说一大段凄凉的话吗？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鲁迅的伟大之心！

他学医的成绩很不错，引起同学们一度的嫉妒和侮辱，记得他的《朝花夕拾》里曾经提到。吾友谢似颜觉得最可注意的，是他的伦理学成绩在优等。这话很切当。可见鲁迅不但在说明科学，研究有得，而且在规范科学，也是聚精会神，恢恢乎游刃有余。因之客观方面既能说明事实的所以然，主观方面又能判断其价值。以之知人论世，所以能切中肯綮；以之与人辩驳，所以能论据确凿，自立于不败之地；以之运用于创作，又每有双管齐下之妙。这种造诣，非有得于规范科学，洞悉真善美的价值判断者万不能达到的。

鲁迅学医时期的轶事，像水户下车去访朱舜水的遗迹呀，火车上让坐给老妇人，弄得后来口渴想买茶而无钱呀，记得我已经发表过，无须再赘。现在忽然记起一件和我有关的故事来了。一九五年春，我在东京高师学校读完了豫科，趁这樱花假期，便和钱均夫二人同往箱根温泉，打算小住十天，做点译书的工作。路上偏遇到大雨，瀑布高高地飞着，云被忽然来裹住了，景色实在出奇。所以我住下旅馆，就写了好几张明信片，寄给东京的友人何燮侯、许缄夫、陈公孟、鲁迅等。——鲁迅在春假中，也来东京，和我同住，不过他学校的假期短，须早回仙台去——报告寓址和冒雨旅行的所见。隔了一、二日，收到友人的回片，或称我们韵人韵事，或羡我们饱享眼福，我看了不以为意。后来，公孟忽然到了，鲁迅也跟着来了。我自然不以为奇。大家忻然围坐谈天，直到夜半。第二天结伴登山，游“芦之湖”，路上还有冰雪的残块，终于爬到山顶。这个湖是有名的囱口湖——我译火山为地囱，译火山喷口为囟口——真是天开图画，风景清丽绝了。一排的旅馆临湖建筑着，我们坐在阳台上，只见四山环抱这个大湖，正面形成一个缺口，恰好有“白扇倒悬东海天”的“富士山”远远地来补满。各人入浴既了，坐对“富士”，喝啤酒，吃西餐，其中炸鱼的味道最鲜美，各人都吃了两份。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这里似的好鱼。兴尽下山，大家认为满意，不虚此行。

谁知道公孟之来，原是有“特务”的。因为有章某向同乡造谣，说我们是为的“藏娇”到箱根去的。同乡友人们不相信，公孟也不信，却自告奋勇，要得个真相。鲁迅也不信，说假使真的“藏娇”，还会自己来报告寓址吗？天下没有这样傻瓜！果然，后来情形大白了，同乡友人们均鄙视这造谣的人。这件事隔了好久，鲁迅才对我说穿，我们相视大笑！

六　办杂志、译小说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因之，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茅盾先生说得好：“……我看到了古往今来若干伟大的Humanist中间一个——鲁迅先生！”

“古往今来伟大的文化战士，一定也是伟大的Humanist；换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正因为他们所追求而阐扬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们不得不抨击一切摧残，毒害，蔽塞'最理想的人性’之发展的人为的枷锁，——一切不合理的传统的典章文物。这是各时代各民族的Humanist所相同的。而鲁迅先生，则于'同’中更有其特殊者在。这特殊的什么，乃是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而现在则镣索重重的'东方文明’古国之历史的与现实的条件所产生而养育的。讲到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儒者流确已说得很多；然而这些美丽动听的词句，经过现实的天平，就露了马脚。鲁迅先生指出了'吃人的礼教’，就是批判数千年最有力的美丽动听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的图案和规章，而追问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一切伟大的Humanist的事业，一句话可以概括拔出'人性’中的萧艾，培养'人性’的芝兰。然而不是每从事于这样事业的人都明白认出那些'萧艾’是在什么条件之下被扶植而滋长，又在什么条件之下，那些'芝兰’方能含葩挺秀。中国古来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种明白的认识。'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无时空的限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之中，会形成'人性’的同中之异，此即所谓国民性或民族性。……”

“鲁迅先生三十年工夫的努力，在我看来，除了其他重大的意义外，尚有一同样或许更重大的贡献，就是给三个相联的问题开创了光辉的道路。……”（《中苏文化》第九卷第二三期合刊——茅盾：《最理想的人性》）

鲁迅想办杂志而未成，记得《呐喊》自序上已有说明：出版期快到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任文稿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余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这三个人乃是鲁迅及周作人和我。这杂志的名称，最初拟用“赫戏”或“上征”，都采取《离骚》的词句，但觉得不容易使人懂，才决定用“新生”这二字，取新的生命的意思。然而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说这会是新进学的秀才呢。我还记得杂志的封面及文中插图等等，均已经安排好好的，可惜没有用，而鲁迅做事的井井有条，丝毫不苟，很值得敬佩。

后来他在《河南》杂志撰文，如《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等，和他的少年作相较已经大有进步了，他深深地慨叹中国的无声，历史上虽伟大作家如屈原，抱九死无悔之贞，而乏反抗挑战之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性缺点之一。有云：“……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汩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思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刘彦和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摩罗诗力说》）

鲁迅编译《域外小说集》二册，实在是中国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人，我在《鲁迅的生活》中已经论及，现在从略。

七　从章先生学

章太炎先生是革命元勋，同时是国学大师。他的学术之大，可谓前无古人。拙著《章炳麟传》（胜利出版社印行）的《绪言》中说：

“……试看满清一代的学术，惟有语言文字之学，就是所谓小学，的确超轶前贤，光芒万丈，其余多是不振的。其原因就在满洲入关以后，用种种凶暴阴险的手段来消灭我们汉族的民族意识。我们看了足以惊心动魄，例如兴文字狱呀，焚书呀，删改古书呀。民多忌讳，所以歌诗文史趋于枯窳；愚民策行，所以经世实用之学也复衰竭不堪。使一般聪慧的读书人，都只好钻入故纸堆里，做那考据训诂的学问。独有先生出类拔萃，虽则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学，然而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政俗的消息，社会文野的情状，中印圣哲的义谛，东西学人的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

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其阐明语原，例如说，天得声于囟，地得声于也：

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意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

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

八　西片町住屋

一九0八年春，我结束了东京高师的课业，打算一面补习国文，仍旧就学于章先生之门，一面续习德文，准备往欧洲留学。为要选择一个较优的环境，居然在本乡区西片町寻到一所华美的住宅。这原是日本绅士的家园，主人为要迁居大阪，才租给我的。规模宏大，房间新洁而美丽，庭园之广，花木之繁，尤为可爱，又因为建筑在坂上，居高临下，正和小石川区的大道平行，眺望也甚佳。我招了鲁迅及其弟起孟，钱均夫，朱谋宣共五人居住，高大的铁门旁边，电镫上署名曰“伍舍”。

西片町是有名的学者住宅区，几乎是家家博士，户户宏儒。我们的一家偏是五个学生同居。房屋和庭园却收拾得非常整洁，收房租的人看了也很满意。由西片町一拐弯出去，便是东京帝大的所在，赫赫的赤门，莘莘的方帽子群进群出。此地一带的商店和电车，多半是为这些方帽子而设的。方帽子越是破旧的，越见得他的年级高，资格老，快要毕业了。

鲁迅从小爱好植物，幼年时喜欢看陈膗子的《花镜》等书，常常到那爱种花木的远房叔祖的家，赏玩稀见的植物，又在《朝花夕拾》里，描写幼年读书的家里，一个荒废的“百草园”，是何等的有趣而足以留连！他在弘文学院时代，已经买了三好学的《植物学》两厚册，其中着色的插图很多。所以他对于植物的培养有了相当的素养。伍舍的庭园既广，隙地又多，鲁迅和我便发动来种花草，尤其是朝颜即牵牛花，因为变种很多，花的色彩和形状，真是千奇百怪。每当晓风拂拂，晨露湛湛，朝颜的笑口齐开，作拍拍的声响，大有天国乐园去人不远之感。傍晚浇水，把已经开过的花蒂一一摘去，那么以后的花轮便会维持原样，不会减小。其余的秋花满地，蟋蟀初鸣，也助我们的乐趣！

鲁迅生平极少游玩。他在仙台时，曾和同学游过一次松岛，有许多张海上小岛的松林雪景的照片给我看。在东京伍舍时，有一次我和他同游上野公园看樱花，还是因为到南江堂购书之便而去的。上野的樱花确是可观，成为一大片微微带红色的云彩。花下的茶肆，接席连茵，铺以红毡，用清茶和樱饼饷客，记得袁文薮曾有《东游诗草》，第一首便是咏上野樱花的：

阿谁为国竭孤忠，

铜像魁梧“上野通”，

几许行人齐脱帽，

樱花丛里识英雄。

“上野通”是上野大道的意思，西乡隆盛的铜像建立在公园中，日本人对他没有一个不脱帽致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