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篆刻讲堂六十九

王冕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元末浙江诸暨人。牧牛出身，后在僧寺做工，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会稽韩性闻而异之，收为弟子，遂成通儒。曾经游历北京，客秘书卿泰不华家。泰不华准备推荐其为官，但被王冕极力推辞。后归隐九里山，卖画为生。明太祖下金华，招至幕中，一夕病卒。著有《竹斋诗集》，《明史》中入文苑传。

王冕始用花乳石刻印，这一发明，为印学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之前，文人学者治印，只注重篆法，镌刻则交由手工匠人完成。自花乳石用作印材，由于石质比较松脆，容易受刀，从写篆到奏刀，把篆刻创作上的两个过程用一手来完成，就成为文人学者的常事。花乳石作为印材是篆刻艺术大发展起了莫大的推动作用。如同纸张的普及对于书法一理。

传世王冕所画梅花真迹，我们还能看到几幅。他的篆刻，从他画幅中可以见到，有“王冕私印”、“王元章氏”、“王冕之章”、“王元章”、“文王孙”、“方外司马”、“会稽外史”、“会稽佳山水”等印，皆为白文。其中较为被后人推崇的是“方外司马”、“会稽外史”、“会稽佳山水”三印，风格仿汉铸凿并工，凑刀从容，胜过前人，意境尤高，不仅仅参法汉人，同时又有自己的风格。如果不是使用花乳石，断不会有这种成就。

世人把文彭的提倡印学和唐代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相提并论，实际上，米芾有传已经可以自篆自刻，钱选也似自刻。但是，毫无疑问，王冕用花乳石治印，可以说走出了印章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的最重要一步。王冕去世后一百四十余年，文彭才出世，由于王冕无传人继承衣钵，且不如文家声气之广，所以知道了解的不多。

说到王冕以花乳石治印，向来以明嘉靖十四年郎瑛所撰《七修类稿》为据。郎瑛云:“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王冕，以花蕊石刻之，今天下尽崇处州灯明石。”后世所称“花乳石”也是由“花蕊石”、“花药石”衍出。然而由于清初的周亮工，在《印人传》中强调以灯光冻石治印的始作俑者为明代正、嘉年间的文彭，所以清以后的印史，似乎使王冕以石治印的史实受到冷落，殊不知早在明初《霏雪录》中，已经有明确记载。《霏雪录》作者刘绩与王冕同故里、同时代，曾多处记载了王冕的艺术活动。

《霏雪录》中写道:“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江右熊口中笥所蓄颇夥，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印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皆喑，于是尽弃所有。”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对王冕以花乳石治印在三方面所具有的价值。

其一，王冕始用易于受刀的花乳石（或曰花药石、花蕊石），这种理想的印材，大大的开阔了印章艺术的创作领域，并构成了印章艺术发展的最好的物质载体。明代以后大量的技法论也赖于此发展。

其二，从美学角度观察，花乳石的可塑性极好，王冕仿汉制之趣味所刻的印章，竟使嗜好一般古印的江石熊改变原本的审美趣味，将藏于锦箱之中的“宝”印“尽弃所有”，这是何等的魅力。花乳石这种特殊的可塑性能和发现，在明代文人篆刻艺术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使用这种硬度易于受刀的石质材料后，文人便再也不必假手工匠，而可随己任意雕镌。

其三，王冕刻印以汉印之美取胜，说明赵、吾提倡的汉印审美至元后期已经为多数文人所接受。

元代文人在印章艺术史中的贡献，历来不被高度重视，然而从这几讲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无论是赵、吾对印章审美观的贡献和书篆的理论指导;再到王冕用花乳石治印为篆刻发现了最为合适的艺术载体。这些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功绩。

今天的最后带来一首清代历鹗论印诗

一自山农铁画工，休如红沫寄方铜。从兹伐尽灯明石，仅了生涯百岁中。

此诗小注中记载:“王元章始用花乳石刻私印，见刘绩《霏雪录》。处州灯明石，可刻图书印，见郎瑛《七修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