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国是周代南土诸侯国之一，文献资料少，关于其地望学界争议较多。本文从考古学视域分析，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邓国都城在襄阳邓城城址东南侧的周家岗遗址。西周早、中期的邓国中心区缺乏实证，境土大致在南阳盆地中南部。邓国是周王朝分封于南土的重要诸侯国，西周早期立国，春秋早期灭于楚，在周王朝经营南土的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地望囿于资料所限，历来有不同的见解，近年来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或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传世文献对邓国的记载不多，其地望则主要反映在与周王朝和其他诸侯国的相对或相邻关系上，如《国语·郑语》记史伯为（郑）桓公论当时形势时说：“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 具有明确方位的记载见于《左传·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十六年（前678年），楚复伐邓，灭之” 。即邓国居楚、申两国之间，时值邓国灭亡前夕。在此之前，楚国中心区已位于汉水以西、以南，我们仅从楚武王三次伐随的路线即可得到证明。《左传·桓公六年》（前706年）：“楚武王侵随……汉东之国，随为大”。《左传·桓公八年》（前704年）：“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左传·庄公四年》（前690年）：“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 。根据汉水流势，随国在汉东，楚国自然在汉西、南。而此申国显为周宣王“保南土”所迁之南申，《诗·大雅·崧高》描述了申国分封于谢地的盛况，其地望在今南阳城区附近。而据《左传·桓公九年》载邓南鄙有鄾地，杜预注鄾在汉水北岸，这是邓国南境为汉水的又一条文献证据。则邓国位于今汉水以北至南阳城区之间，且这种位置关系当不晚于申国南迁之西周晚期周宣王时。此区域之间，近年来在襄阳王坡发现了属该时期的邓国贵族墓地，清理了4座春秋早期的贵族墓葬，随葬铜、玉器，且不见陶器。其中M55出土铜五鼎六簋，该墓无墓道、葬具为单椁单棺，墓主人应为身份等级较高的大夫。而M1出土的“邓公孙无忌”鼎、戈表明墓主国属为“邓”。王坡墓地的发现使我们将早年征集的2件“邓公牧”簋和2件“侯氏簋”与该地联系起来。1979年，原襄樊市文物管理处从废品公司征集到“邓公牧”簋2件、“侯氏簋”1件，出土地点不详；1981年，原襄北农场第五新生砖瓦厂在襄阳县伙牌公社陆寨大队（今襄阳市高新区团山镇陆寨社区）蔡坡土岗取土采集到另1件“侯氏簋” ，推测前三器也当出自蔡坡土岗附近。蔡坡土岗是一条近南北向的土岗，其上为一处大型战国墓地，以楚墓为主，并有少量秦墓；该墓地南部因取土已不存，北部尚存部分墓葬，包括1座大型封土堆（陈家庄墓）。与蔡坡土岗隔冲沟相望的是山湾土岗，土岗上发掘了大量楚墓，以春秋时期为主，出土了多个诸侯国的铭文青铜器，包括作为楚邓县县公的“邓公乘”鼎、“邓尹疾”鼎。而王坡、蔡坡、山湾墓地所在的岗地正是襄阳北部连绵低岗地的最南端，其南侧即为汉水淤积平原。蔡坡墓地以西不到2公里处即是王坡墓地，其间还有后张坡、西张坡墓地分布。因此，蔡坡土岗甚至其间岗地的某处很可能有邓国墓地。4件铜簋属典型的西周晚期器。其中“侯氏簋”均缺盖，螺角兽首弓形耳，下有方块状垂珥。器身形制、纹饰除耳外与西周孝王时期“王臣簋”完全相同；而此类耳为西周晚期常见形制，如“梁其簋”，后者时代为西周晚期前段。“邓公牧”簋的形制、纹饰则几乎与张家坡墓地西周夷厉时期M253出土的一组簋（C型Ⅱ式簋）一致，时代也相当于西周晚期前段。从铭文知，“邓公牧”簋为自作器，器主当为邓国国君“牧”。“侯氏簋”铭文无国属，其格式与河南平顶山M95所出4件“侯氏鬲”完全相同（因简报未发表“侯氏鬲”铭文拓片，暂无法比较二者字体结构），发掘者王龙正先生认为该“侯氏鬲”之侯氏当为应侯，其与此“侯氏簋”之侯氏为同一人，是应侯为女儿孟姬嫁到邓国所作的媵器。陈昭容先生从此说。一方面佐证了“侯氏簋”的时代为西周晚期前段，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应、邓二国通婚的史实。这一点还可从平顶山墓地出土4件时代相当或略早的“邓公作应嫚”簋得到证明。发生在应侯、邓公国君家族间的通婚显然有政治联姻的考量，婚姻双方的地位自然很高，平顶山墓地为应国国君墓地已为发掘资料证实。那么，“侯氏簋”、“邓公牧”簋所在的墓地则当为邓国国君家族墓地，时代不晚于西周晚期前段。根据生居死葬的一般规律，包括国君在内的高等级墓地附近不远的范围内一定有同时期的都城与核心区，如平顶山滍阳镇应国墓地与都城、琉璃河燕国墓地与都城、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与都城等。若我们按照都城的建制和规模考察，则蔡坡、王坡所在岗地以南约5公里处、保存较好的东周时期邓城城址似乎与之相符。该城为邓国都城的记载最早见于刘宋时期盛弘之《荆州记》：“樊城西北，有鄾城。……鄾城西北行十余里，邓侯吴离之国，为楚文王所灭，今为邓县” 。《水经注·淯水》亦记：“（淯水）又西南过邓县东。县故邓侯吾离之国也，楚文王灭之，秦以为县。淯水右合浊水，俗谓之弱沟。水上承白水于朝阳县，东南流径邓县故城南” 。其后，多部传世文献及注、疏也沿用此说。清乾隆《襄阳府志》卷五“古迹”之襄阳县“邓城”条下云：“县西北二十里。春秋时邓国地”。清同治《襄阳县志》“古迹”之“邓城”条下亦云：“县城西北二十里。今城基尚存，高丈余，濠淤成田”。今天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考证和认可。不过，该城址尤其是城垣的时代相对偏晚。2012年曾在城址内东北部试掘50平方米，地层最多可分七层，第7层出土盆、瓮口沿及筒瓦、砖残片，时代不早于西汉晚期，并包含有少量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陶鬲足、豆柄等；最晚的文化层为第3层，出土黄瓷碗底和砖、板瓦等，时代为唐代。同时对东门南侧城墙暴露的剖面进行了简单清理，现地面以上地层分六层，除耕土、扰土层外的第3层出土影青瓷、白瓷碗、小盂等，时代不早于宋代，与现地面平齐的第6层出土盆、罐口沿和筒瓦、瓦当等，时代不早于西汉；以下未清理。东城墙剖面还清理出1座宋代灰沟、1座南朝灰坑。而从城垣包含的陶片看，其最早也不过春秋中期。出现这种情况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城址的始筑年代为春秋中期，之前则无城垣，但有中心聚落；二是此地在春秋中期才兴起，并与楚的占领有关。但鉴于城内和城垣均未做细致的考古工作，要准确判断其春秋中期以前的性质还存在较大难度。因此，我们不妨从外围同时代遗存的内涵和性质进行分析。除前述邓国贵族墓地外，在邓城城址周边几处墓地中还清理了部分同时期的小型墓葬，包括沈岗墓地1座西周晚期前段陶器墓、23座春秋早期玉器墓；韩岗遗址2座春秋早期陶器墓，29座无随葬品墓；黄家村墓地4座春秋早期陶、玉器墓和卞营墓地38座随葬少量铜兵器、陶日用器或玉器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这些墓葬的规模都不大；除极少量葬具不明外，其余为单椁单棺或单棺；单座墓葬的随葬器物数量少，且不见青铜容器，仅有少量陶器、铜兵器、小件玉器，甚至也有不少墓葬无随葬品。从而表明墓主人的身份相对较低，基本为低等贵族或平民。其所处的时代也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随葬器物的风格与高等级贵族墓一样，以中原姬周文化为主。特别是韩岗墓地出现墓葬被较多楚文化灰坑打破且较深的情况，这可能与楚人的有意破坏有关，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批墓葬的属性为邓国国属。当然，不仅墓地有着等级划分，墓地和邓城城址周边分布的7处同时期遗址也有规模和功能上的不同。城址东侧的黄家村遗址面积达50万平方米，其主体遗存时代为西周晚期前段至春秋早期后段，发现了较多的灰坑及少量灰沟、水井，可以看出是一处范围较大、延续时间相对较长的聚落遗址，重要的是遗存中发现了少量铸铜模、范及铜渣，表明该聚落很可能存在铸铜作坊。城址南约600米的王家巷遗址则发现了多座陶窑和烧窑制造陶坯的灰坑，特别是遗物中发现了大量变形陶器和部分制陶工具，其时代自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之际，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处制陶作坊遗址。同时，在城址北侧的韩岗遗址发现了少量春秋早期遗存，不少春秋中期楚文化遗存中夹杂有春秋早期陶鬲、豆等残片。城址西北不远的吴家湖遗址仅发掘了遗址的边缘，出土陶器表明其时代也从西周中期后段到春秋早期后段，可能是一处小型聚落。城址西南侧的吴家坡遗址仅可见少量灰坑（部分可能为地层的残留），面积不大，出土陶器较多，时代为春秋早期后段，也应是一处小型聚落。城址东南侧的周家岗遗址分布面积较大，因地处周边地势最高处，成为战国及以后多个时代的墓地，加上遗址上有周家岗、陈家楼两个自然村庄，致使遗址遭到严重破坏，该遗址清理出了部分灰坑、灰沟、房址、水井等遗存，出土了大量陶器，其时代为西周中期后段至春秋早期后段，其下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这些遗址出土陶器与上述墓地同时代的陶器特征一致，其国属性质应相同。上述分布相对密集、自西周中期后段至春秋早、中期之际连续发展且具有不同功能的遗址特别是铸铜、制陶作坊遗存和不同等级的墓地分布表明，这里确应有一处同时期具有都城性质的中心聚落即邓国都城存在（图一）。但目前由于考古工作所限，缺少与都城内布局相关联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等核心遗存的考古实证，都城的具体位置似乎难以确定，而原来学者考证为邓国都城之邓城城址的实物证据似乎并不充分。那么，我们的视角或许要转向考察当时是否存在城垣的情况。
根据考古资料，西周王城即丰镐、洛邑和岐邑都未发现城垣、城壕；而西周时期的部分诸侯国都城，有的已筑城，如燕国都城琉璃河遗址、鲁国曲阜故城、虢国都城上阳城遗址等；但也有部分未筑城，如晋国都城天马曲村遗址、齐国都城临淄故城遗址；还有的因特殊原因不太明确，如应国都城；更有不少诸侯国西周时期的都城位置尚未找到，如楚都丹阳。总的来说，西周时期诸侯国都城筑城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别。到东周时期，筑城才成为普遍现象，且除诸侯国都城外，还有别都封邑、边境军事城堡、县邑等。当然，尽管此类都城无城，但与都城相关的所有功能区如宫殿、宗庙、作坊及居住点等都不能少。我们再来考察周代南土与邓国同处一个区域之南阳盆地、随枣走廊的两个主要诸侯国申、曾（随）国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都城的情况，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申国为周宣王南迁于南阳地区所立，春秋早期后段为楚文王所灭，其中心位于今南阳市区，都城即今南阳白河北岸的宛城遗址。据调查，宛城遗址城垣叠压在2座春秋灰坑H1、H2上，其中H1出土有矮蹄足鼎、弧盘细柄豆，H2出土高弧裆大口鬲，其形制应为春秋中期以后的楚式器风格；城垣内也包含有春秋时期的陶鬲、豆、盆、罐等残片。推测城垣始筑年代不早于春秋中期，即春秋早期并前溯至西周晚期的申国都城并无城垣。曾国即随国，这也为近年来发掘的大量考古资料特别是曾侯與编钟、嬭加编钟的发现所证实。其西周早期“建于南土”、“適于汉东”（正与前引《左传·桓公六年》“汉东之国，随为大”相印证），立国于随枣走廊。其政治中心有一个变迁的过程，西周早期位于随州淅河镇漂水东岸的庙台子遗址，该遗址为一台地，呈“8”字形环壕聚落结构，未发现城垣；西周中期的政治中心遗存尚未发现。而关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国的政治中心，其位置存在争议，一种认为可能位于今随州安居遗址，该遗址处涢水北岸、溠水东岸交汇处，发现了不少于一处的人工土台，推测为建筑基址，其外围有环濠。1997年，遥感探测到遗址上有夯土城垣，可确定为一处小型城址，使用年代为春秋时期，调查者认为该遗址或许暗示着春秋中晚期曾国都城的变迁。一种认为位于今湖北枣阳的周台遗址（含其南侧台地上的忠义寨遗址），南临滚河。周台遗址、忠义寨遗址均经发掘，前者位于岗地上，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F3），而多处含有炼渣的炉壁残件、铜渣和M1出土的铅锭表明，这里还应有铸造作坊；发现了一处大型水井，其下也有新石器时代遗存。忠义寨遗址位于一长方形台地上，也清理出了大型建筑基址。周台、忠义寨之间地势稍低，但仍有文化层堆积。遗址整体面积大，但没有发现城垣。而忠义寨遗址现有城垣及护城河为清代修建的寨堡遗存。即使是当时同处一地并开始扩张的楚国，目前的考古资料也没有发现春秋晚期以前的城址，或正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年）所记：楚囊瓦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今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此外，在随枣走廊西口的今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发现了一座西周中晚期的“楚王城遗址”，该遗址也位于一处高台地上，其下为新石器时代遗存，面积不大，但堆积厚，其北、东部为沙河的支流许家河环绕，西、南似有护城河，遗址内可分为大、小城，但均未发现城垣。虽然其性质不明，但作为一处扼守随枣走廊西口的重要遗存当无问题，或与楚熊渠扩张至鄂地相关。从上述相邻地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重要诸侯国都城未发现城垣、已可明确为西周中晚期“城址”性质的楚王城遗址也无城垣的情况看，同时期的邓国都城在具备相应功能区的基础上，很可能并无城垣，其护城河或许也为自然河流所绕，甚至与周台遗址、楚王城遗址一样，其地势在周边最高，下层也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对照上述多重因素，周家岗遗址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该遗址分布面积较大，约15万平方米，其西北与邓城城址相接。遗址位于整个台地的制高点上，海拔高出周围2～3米，发掘清理的周代遗存时代最早可到西周中期后段，最晚为春秋早、中期之际，其间连续发展。重要的是在遗址东部发现了一条长达70余、口宽2.35～2.6、深1.7米具备防御性质的壕沟，沟内还发现有铜渣；以及1眼口径2.4米，深达数米且延续时间较长的水井。周代地层正好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上，清理出的1座战国楚墓表明了楚人占领邓城区域后并未在邓国遗存上直接生活的征服者思维。遗址西、南两面临今七里河分出的一条小支流。由于周家岗遗址地势高，战国及以后成为墓地，今天又被两个现代村庄所压，破坏十分严重，所做的工作也相对较少，获得邓国都城的确证还有难度，但上述推测还是有一定依据的。同时，现邓城城址的东南角或许也为邓国都城的一部分。这些尚需今后的考古工作来证实。而今邓城城址以西约35公里处，汉水西岸的谷城庙滩镇擂鼓台发现了2座春秋早期出土“邓子孙白”鼎、“邓子白”戈的邓国贵族墓葬，可作为其时邓国地望在附近的补证。不过，周家岗遗址及周边区域尚未发现西周晚期以前的邓国高等级聚落或墓地，很可能表明，西周晚期以前的邓国中心区并不在此，其具体所在至今尚无明确的考古学证据。迄今出土的西周早期邓国青铜器为张家坡墓地M163之“邓仲”牺尊，该墓葬于井叔家族墓地，墓主为年龄25～30岁的女性，很可能与其西侧墓地最大的M157为夫妇异穴合葬墓；而据同出的“井叔采”钟推测，M157墓主即“井叔采”。但M163的时代为西周中期，而“邓仲”牺尊的时代为西周早期康王时，则“邓仲”牺尊应为传承品下葬，或是邓国与井叔家族联姻的证物。当然，这并不能表明其时邓国的地望在关中。关中邓国之说，陈梦家先生曾依“复公子簋”、“邓孟壶”、“邓伯氏鼎”考证后提出：“邓为媿姓，是西周之邓或在陕境”。对此，徐少华先生进行了辨析。实际上，对于西周早期的邓国地望，《左传·昭公九年》给予了明确的南土方位提示：“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 。传世“安州六器”之“中甗”亦载：“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
位在曾。史儿至，以王令曰：'余令女使小大邦，厥又舍女芻量，至于女（庸）小多邦。’中省自方、邓、洀（汎）、鄝邦，在鄂师（次）。白买父乃用厥人戍汉中州……” 铭文记述“中”先在“曾”驻扎，后接到周王命令巡视南国，自北向南经过“方”、“邓”、“洀（汎）”、“鄝”，最终达到“鄂”，其时白买父还安排人在汉水附近戍守。关于“安州六器”的时代，尽管有成王、康王、昭王等多说，但均认可为西周早期；新出曾公求编钟铭文有“卲王南行，豫（舍）命于曾”之语，似可证明“安州六器”的时代以昭王为宜。铭文涉及到了当时的几个重要地点或诸侯国，其中学者一般认为“方”即方城，以唐兰先生为代表，地处桐柏山西北端与伏牛山东端之间的隘口，相当于今河南方城县附近。而西周早期的曾、鄂经新近出土资料考证，当分别位于今随枣走廊的随州叶家山、羊子山附近。按照“中”巡视的顺序和几地的方位分析，其时的邓国当在方城以南、汉水以北和曾、鄂以西的区域，西部最多抵秦岭东麓，大致不出今南阳盆地的范围，但准确区域尚无法确认，中心区更是因缺少直接证据而难觅其踪。
同出“安州六器”之“中方鼎”则记：“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
王位在
……” 徐少华先生梳理古今著作对该字的隶定后，进一步考订该字为“射”，通“谢”，即周宣王迁申之“谢”邑（国）。若此，则谢邑大体与申国中心重合，这似可缩小邓国的北部范围，即邓国位于当时谢国以南的今南阳盆地中南部。而西周中期既缺考古证据，也无文献记载，或为西周早期的延续。
当然，鉴于楚、秦至南北朝时期邓县治所与被灭前的邓国故都（中心区）前后相继，而根据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大量考古资料考证，其时的邓县治所当位于邓城城址，这也是邓国被灭前中心区位于该区域的又一证明。附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15ZB032）和一般项目“周代邓国考古学文化研究”（18BKG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先福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江汉考古》2021年第2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