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封面人物
封二
[台] 国文天地·2018年12月
心怀杞忧，独上高楼
——何二元先生的大学语文研究
韩建立 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
从文艺理论研究到大学语文研究
何二元先生，一九五一年元月元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读书读到初中，就遭遇“文化革命”，接着是“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农村，一边种地，一边坚持自学，当上了村办小学教师，又从村办小学到乡中学再到县教师进修学校，最后返回杭州，成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二元先生的学术生涯从文艺理论研究发轫，并取得骄人成绩。《作品基础风格论与作品风格模式》尝试建立风格分析模式，哈尔滨师范大学闫凤仪教授评价说：“作者的这种探索，将为研究文学风格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布封认为“风格就是人”吗？》《布封<论风格>误读辨正——兼谈中西风格理论差异》《风格·境界·主旋律——从布封到马克思》等文，则提出自己的质疑与独特看法，纠正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布封“风格论”的误读。“意境”研究论文《“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中国特色：从意象到意境》，得到中国社科院聂振斌和王家瑛研究员的肯定，认为“该文冲破樊篱，视野广阔，见地迥异，非同凡响。”《<人间词话>“三境界”臆说——试论意境的动态系列》《中国意境理论的逻辑起点》等，也均产生不同程度影响，进入中国意境理论研究的“核心作者”行列（见《近五年“意境”研究论文及作者分析评价》，人大复印《美学》一九九九年第九期）。再上升到“言象意”理论系列研究。《为“言象意”立论》《言象意的世界──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系统》《论四种“言意之辨”》等，由文艺研究进入文化研究，从哲学“言意之辨”到文学“言意之辨”、艺术“言意之辨”和佛学“言意之辨”，视野开阔，窥见了中国文论系统的奥秘。
二元先生的研究不限于书斋，他也时时关注社会人生。一九八九年的《文化精英的苦恼》，世纪末的《知识经济与社会经济形态》，新世纪初的《慎谈“新轴心时代”》等论文，都切中时代敏感话题，被各地党校论文引用，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加坡《中国学研究集刊》和台湾《鹅湖月刊》等转载。
假如二元先生在文论研究、文化研究的路上继续走下去，一定会取得更多的学术成果，然而他调转了方向，选择了大学语文——这门别人都不看好的学科。因为他发现这门关涉母语高等教育的重要学科，一百年来还没有完成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导致危机重重——但是他说：机会与危机同在，做学问也如炒股票，“抄底莫追高”。当然并非机会主义的选择，也是源于他对这门学科的热爱。他说：“我这一生，教过多种互不相干的课程，做过很多自己不爱做的事情，把生命都浪费了，直到教了大学语文，才发现一点都没有浪费：人生的所有经历，都成为宝贵资源。”他从大学语文教学进而开始大学语文研究，从此把大学语文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
十年磨一剑，奠基大学语文学科理论
多年文化研究的训练，使他具有一种宏观的理论视野。他说：假如把大学语文的源头定在五四时期，那么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正好是三十年，这是民国大学国文的三十年；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又是三十年，这是大陆高校取消大学语文课的三十年；一九七九年到二〇〇九年，是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的三十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似乎成为历史怪圈——如今三十年已过，大学语文又呈现“尴尬”和“边缘化”的乱象，之所以还能存在，靠的是大学语文领军人物徐中玉先生的长寿，他已经一百〇四岁了——但是把一门学科的存废系于一位百岁老人之身，绝非万全之策。大学语文的根本问题在于学科理论建设滞后，一百年都没有一部专著，这是任何其他学科都没有的怪事。他决心自己来撰写这第一本专著，为此在二〇〇七年毅然选择提前内退，开始十年磨一剑的研究工作。
二〇一三年他的第一本专著《母语高等教育研究》出版，虽然未能占据百年第一（已有别人几种专著问世），但绝对仍是奠基之作，教育部语信司张浩明司长为之作序说：“《母语高等教育研究》一书，从高校语言文字研究的角度，对大学国文到大学语文的百年历史进行了梳理，对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教材编写、师资培养、教学实践作了全面讨论，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观点。”
二〇一七年，他又出版了第二本专著《民国大学国文研究》（出版时书名被改为《现代大学国文教育》），这是一本资料性研究专书，二元先生从搜集到的一百多篇民国大学国文资料中精选了三十多篇，包括唐文治、钱玄同、刘半农、陈柱尊、闻一多、梁实秋、周作人、朱自清、吕思勉、郭绍虞、余冠英、钱基博、阮真、黎锦熙、魏建功、朱光潜、罗常培、杨振声、丁易、李镜池、季羡林、徐中玉等大师级人物对大学国文的论述，内容涉及大学国文的学科性质、教材编写、教学实践等诸方面，二元先生对这些资料进行文字录入（很多篇目都是从民国旧报刊模糊不清的影印件录入）、校勘、考证、分析，此书极具史料价值。
此外还为复旦大学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了配套资料《母语主题的大学语文》，与王步高先生共同主编了《大学语文教育与研究》论文集，主编了母语高等教育研究实验教材。十年里他发表了近五十篇大学语文研究论文，还奔走各省高校，作了四十多场专题讲座。又应邀在宁波一所高校建立了大学语文研究所，这是百年大学语文第一个独立研究所，《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都发文报道。他独力创办的“大学语文研究”网站，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大学语文研究平台，最近又升格为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官网。他又创建了“全国大学语文教师”Q群，至今已有七百多所高校一千二百多名大学语文教师加入。他自称是“大学语文终身义工”，十年间凭借一人之力，体制外行走，为了大学语文事业奔走呼号，开创出一片天地。
第二个十年，探索大学语文的长治久安
他来不及检阅自己第一个十年的成绩，又开始第二个十年更深入的探索。二〇一八年新年伊始，他开始撰写第三本专著《大学语文课程论》，同时进行第四本专著《大学语文教育史》的资料编年工作，然后还将编写《百年大学语文资料汇编》。他生怕有生之年完不成这些任务了，所以经常忧心忡忡，不敢有“终食之间违仁”。他名片背书：“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以此自警。背书还有另两条，一条是“礼失而求诸野”，一条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前一条说的是他创建大学语文研究所的经历，他奔走呼号多年，最后只有一家民办大学响应，为此他感叹“礼失而求诸野”。然而中国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教育科研资源也分配不公，民办大学拿不到课题项目，科研经费断链，研究所半途而废，所以他愤然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向海峡两岸同行传递一个信息：不论两岸哪所大学能够成立大学语文（大学国文）研究所，他都愿意义务加盟，他在名片上给自己定位的头衔就是“大学语文终身义工”。
为此他特别关注和重视港台的大学国文教育。他有一种宏观的眼光，他说：从两岸三地一个中国的立场出发，大学语文从来没有中断，港台大学国文的经验值得大陆高校认真学习。他正在撰写的《大学语文课程论》里，包括港台部分，作为其中的章节，如“台湾地区大学国文教育”“香港特区大学国文教育”，都已率先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他在资料研究中，发现香港中文大学的杨锺基教授，在一九八三年就完成一种大学国文研究书稿，一直没有出版，他就与杨教授取得联系，找到这部几乎已经遗失了的书稿，并亲自打字录入，联系出版社，这部书稿一旦出版，将把中国百年第一部大学语文专著的写作时间提前二十四年。
近年来二元先生更多考虑大学语文学科的实体建设，他说为什么大学语文百年学科理论建设如此滞后，就是缺少实体性的研究机构。为此他在全国年会上发出“为大学语文的长治久安而奋斗”的呼吁，设想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大学语文研究所。中国有数以百计的“语文研究所”，但这些研究所的“语文”一词都是偏义词，偏指中小学语文，不包括大学语文，所以必须建立专门的大学语文研究所，不能只是大学语文教师挂名的虚拟研究所，必须是实体性质，有编制，有研究员，尽管也可以兼些课，但主要的任务是学科理论研究。
二、有条件的大学要设立大学语文硕士点（即高等语文教育专业），不是现在一些大学那样的三个两个的招生，导师都有自己的学术方向，不可能为这三个两个研究生改变自己的方向，所以必须是成建制的大学语文方向硕士班，开设大学语文研究课程，导师们才可能转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从而形成真正的大学语文专家队伍。（鉴于目前许多高校只接纳博士学历教师，所以今后还应开设大学语文博士班。）
三、推动师范教育，在语文课程论专业中增加“大学语文课程论”系列。目前的语文课程论专业，哪怕读到硕士、博士，都只研究中小学语文教育，这是大学语文师资不能合格、往往把大学语文课上成“高四语文”的根本原因。
四、以上三项难度都很大，当务之急是开展大学语文师资培训工作。百年来的大学语文师资都不是大学语文教育专业培养的，因为根本还没有这样的专业。二元先生曾在“全国大学语文教师群”里做过统计，结果是百分之九十的教师是文学专业的，百分之十的教师是中小学语文教育专业的——文学专业的教师容易把大学语文教成“大学文学”，其实两者不是一回事，语文教育之所以有文学，是因为文学是语言艺术，这和中文系把文学当成艺术研究对象是不同的。现有语文教育专业的老师又容易把大学语文上成“高四语文”，这历来为人诟病，然而却少有人知道症结所在。所以当务之急是开展大学语文师资培训。目前也有教育部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及省市以及高校组织的一些培训项目，但基本都是把大学语文当成“大学文学”，由此也反证前面三项工作（建立研究所、开设硕士班、增设大学语文课程论专业）的重要。
二元先生希望借我的笔转达上述四点构想，他知道这是很难的，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正如某综艺节目的口号，就是要挑战不可能的任务。这是他今后这个十年的主要任务。他这一生注定是全部奉献给大学语文事业了，让他忧心不已的是在他身后，如何能让这个事业后继有人。他说：提前内退，终身义工，这都不是常态，不值得推广，他更希望的是能建立一种实体性的机制，这样才能确保大学语文的长治久安。为此在六十八岁的高龄，二元先生仍然风尘仆仆地在体制外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