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摘要（13）周作人的《杨柳》
何二元《现代大学国文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第十三篇：周作人《杨柳》（1935）
周作人的《杨柳》，初发表与1935年《独立评论》第149期，后收入周作人自编文集《苦茶随笔》。这篇文章以今天的文体标准看，谓之随笔则可，谓之论文则不像。然而周作人关于“论文”的概念原就与人不同，他那篇著名的《美文》云：“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按这标准，《杨柳》岂不就可算是“美文”性质的“论文”？这是本书录入此篇的一个理由。
又，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周作人是与“大一国文”较少关系的，甚至是直接拒绝与“大一国文”发生关系的，这从他最早应邀到北大教书时的反应便可证明。据周作人晚年回忆：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上午到遂安伯胡同访蔡校长，又没有见到。及至回到寓里，已经有信来，约明天上午十时来访，遂在寓等候。见到了之后，则学校功课殊无着落，其实这也是当然的道理，因为在学期中间不能添开功课，还是来担任点什么预科的国文作文吧。这使我大为丧气，并不是因为教不到本科的功课，实在觉得国文非我能力所及，但说的人非常诚恳，也不好一口拒绝，只能含混的回答考虑后再说。这本是用不着什么考虑，所以回来的路上就想定再在北京玩几天，还是回绍兴去。十日下午又往北大访蔡校长，辞教国文的事，顺便告知不久南归，在校看见陈独秀、沈尹默，都是初次相见，竭力留我担任国文，我却都辞谢了。到了第二天，又接到蔡校长的信，叫我暂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便即留下……”
五年后，周作人又经胡适介绍去燕京大学兼课，虽然担任的是中国文学系新文学组的功课，但是和北大预科国文又几乎没有不同，日后周作人在《关于近代散文》一文中回忆说：
“十一年夏天承胡适之先生的介绍，叫我到燕京大学去教书，所担任的是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我被这新字所误，贸贸然应允了，岂知这还是国文，根本原是与我在五年前所坚不肯担任的东西一样，真是大上其当。这不知怎样解说好，是缘分呢，还是命运，我总之是非教国文不可。”
可见尽管拒绝，终于还是教了这预科国文性质的课。而且根据冰心的回忆，周作人在燕大或许真的就授过“大一国文”课呢，她在《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中回忆说：
“我只当过十年的教师。那是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当了一名讲师。……我教一年级必修科的国文，用的是古文课本。大学一年级的男女学生很多，年纪又都不大，大概在十七到二十岁之间。国文课分成五个班，每班有三四十名。因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闽粤的学生，听不大懂马鉴主任、周作人、沈尹默、顾随、郭绍虞等几位老先生的江南口音，于是教务处就把这一部分学生分到我的班上。”
这岂不是说另外那些能听懂“江南口音”的学生的“大一国文”课就由周作人等先生来教了吗？这或许就是《杨柳》中所说“有一个时期我曾在某处教国文，担任过本一的作文三年”。
除了燕京大学，这篇《杨柳》提到的教学经历还让人猜测和北京女高师（即后来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大一国文”课也有关，因为文中说到学生用的都是“她们”：
“我平常不大出题目，这些学生觉得不便，叫她们自己出呢，大抵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类的大题目，文章又照例是空泛的。劝她们改做小题目，改用白话试试看，做成之后作者自己先觉得可笑……”
周作人从1920年9月起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虽然聘他的时候是要他开 “欧洲文学史”，实际上他在女高师的这些年里所做的远远超过这个范围，其中就包括作文的教学，而该校本科一年级的国文课即名为“国文讲读作” ，这让人有理由猜测文章中说的“她们”可能和这段经历有关。这又让人猜想，日后北京女高师涌现出苏雪林、庐隐、冯沅君、程俊英、石评梅、陆晶清等一批女作家，是否与作者当日的作文试验有关系？虽然还只能是猜测，但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下面分析一下这篇《杨柳》的内容。案周作人年谱1935年4月记：
“本月 作《杨柳》，载5月5日《独立评论》第149期，署名知堂，收《苦茶随笔》。本文针对学校国文考试中多有'古学或策论的试题’，而主张'要考学生的国文程度须得赋得杨柳’，因为'题目平易则人人各尽所能，各人可以写出一篇来，各人的能力大小也都可以自在地表现在里边，写的不大苦，看的也很容易。’”
这段话大致说明了《杨柳》的主旨。周作人《杨柳》中还有一些话是表明他对于大学国文课定位的意见的，也很重要。他说：“所谓国文，特别在考试时，干脆地一句话实在即是作文，即现今通用文字的应用。”这是何等的简约，比较我们今天争论的语文是“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人文”“语言文化”等等，夹杂不清，和周作人的意见相比，岂不统统都是庸人自扰？周作人自己就是国文写作的高手，所以教起来得心应手，在文章中介绍教学经验说：
“有一个时期我曾在某处教国文，担任过本一的作文三年，所得的结果可以分两点来说。一，作文练习是很有实效的。老实说我实在是很懒惰的，学生作文我未能一一细改密圈，不过稍为批点，指出它的佳处或劣处罢了。到了一年末了，除了本来中了古文毒不能写的之外，进步显然，就只这二三十次的习作并不靠删改的帮助已经发生效力了。”
当然要做到这一条也并不容易，因为一个班有三四十名学生（前面冰心说到的），一年内二三十次的习作，就要批一千多本作文，作者又在多处兼课，工作的辛苦可以想见。
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坚决反对在国文教学中做古文，作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作者把新文学精神带到国文教学中，主张作文要贴近生活，赋得杨柳就是好题目。同时还明确提出：国文不是国学，不要弄到哲学和文学史的范围里去。这对于今天的大学语文课程定位，都有借鉴的意义。
【参考资料】
周作人自编文集《苦茶随笔》，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11月版
止庵《周作人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月版
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
姜丽静《高等教育创办的非常规个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报》2009年10月，第22页
王翠艳《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6月版
何玲华《新教育?新女性 北京女高师研究 1919-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胡楠《周作人在燕京大学》，《上海书评》2014年7月27日
“《杨柳》导读”，何二元主编《大学语文》，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