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乃诚：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上）
中国考古学是在中国古代金石学发展了近千年的基础上，于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和西方考古学思想的传入，经社会变革的催化而萌芽并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经过百年的发展，她已成长为有着自身学术体系、学科门类齐全、研究手段先进、学术成果丰硕、富有生命力的国家一级学科。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叶，以其世界瞩目的学术成就，步入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进入21世纪后，中国考古学又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考古学的萌芽与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1899年至1920年的萌芽期，1921年至1928年的形成期，1929年至1949年的初步发展时期，1950～1978年的全面发展时期，1979年至1999年的成熟发展时期，2000年至2020年的继续发展时期。
一 中国考古学的萌芽
20世纪初期，自北宋以来形成的金石学开始向古器物学发生转变，中国考古学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开始萌芽。促使中国考古学萌芽的因素主要有个三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
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与金石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金石学从北宋时期主要收集、研究古代铜器与碑刻以来，研究对象与内涵不断扩展，在元代还产生了类似近代考古调查成果的葛逻禄乃贤的《河朔访古记》。至1899年秋金石家王懿荣意外发现甲骨上的契刻文字后，至1917年王国维同时撞开甲骨学和商史大门，宣告中国实证史学的创立。实证史学是以新发现的文字资料结合古代文献记载以研究、证实古代的史实。这期间的重大发现还有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西域汉晋简牍等。取得的重要成果，甲骨文方面，有刘鹗编《铁云藏龟》（1903）、孙诒让撰《契文举例》（1904）、罗振玉撰写出版《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罗振玉编《殷墟书契前编》（1913）、《殷墟书契菁华》（1914）、《殷墟书契后编》（1916），以及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第一次证实《史记》、《世家》等对殷先公先王的记载确系实录，使支离破碎的甲骨文成为揭开商代历史的最可靠的史料。敦煌藏经洞方面的中国学者成果，有罗振玉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1909）与《莫高窟石室秘录》（1909），王仁俊、蒋伯斧等亦相继发表《敦煌石室真迹录》、《沙州文录》等论文，开启了我国学者的敦煌学研究，后于1930年陈寅恪命名“敦煌学”。西域汉晋简牍方面，主要有罗振玉与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开辟了西域史地研究的新领域。
第二个方面，是西方考古学思想的传入。西方考古学思想传入中国有三种形式。
一是中国学者介绍西方考古学。如1990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首次介绍西方考古学家进行史前时期研究的情况。又如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介绍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
二是西方各种形式的探险家、学者潜入我国西北、东北等地的考察并掠夺珍贵文物。如1899年瑞典学者斯文·赫定第二次进入新疆，在罗布淖尔附近发现并发掘古楼兰遗址，获得许多佉卢文和汉文文书及弓箭、玻璃杯、丝织品、毛织物等文物。他曾于1893～1897年取道帕米尔高原，第一次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考察，直到罗布淖尔，又曾到达青藏高原、甘肃和内蒙古，其间绘制了500多幅地图，为西方后续考察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00年英籍学者M·A·斯坦因首次进入新疆考察天山南道，翌年发掘于阗尼雅遗址和斯文·赫定1896年发现的丹丹乌里克寺院遗址。1902年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从伦敦出发，假扮商队进入新疆，调查拜城克孜尔石窟和库车库木吐喇石窟，窃取一部分壁画与塑像，为最早发现克孜尔石窟遗书宝藏；1908年第二次进入新疆考察，次年桔瑞超在楼兰遗址获取魏晋时期的汉文、佉卢文残纸、木简，以及著名的西域长史写给鄯善王的“李柏文书”；1910年第三次进入新疆考察，发掘楼兰遗址和阿斯塔那墓地，后又到准格尔调查。1902～1914年间德国考察队A·格林韦德尔、A·冯·勒科克在吐鲁番和库车调查发掘，首次发掘高昌遗存、调查了鄯善吐峪沟石窟等遗址，劫走46件壁画残片、佛经和雕塑，还揭取克孜尔石窟和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大量壁画。1905～1915年英国、法国、日本、俄国等国探险学者通过敦煌藏经洞发现者王圆箓骗购3万余件遗书、经卷写本和绘、绣的佛画等珍贵文物，还揭取精美的壁画。1905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深入整个辽东半岛及东北大部分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包括新石器时代遗址、贝冢、汉墓。鸟居龙藏还曾于1897年与坪井正五郎到台湾省进行人类学和考古学调查。斯坦因于1906～1908年第二次进入新疆考察，发掘楼兰遗址、米兰遗址及甘肃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遗址，1913～1916年第三次进入西北考察，调查发掘甘肃敦煌、酒泉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西夏至元代的黑城遗址、吉木萨尔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以及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和阿斯塔那墓地。1906年法国学者伯希和进入新疆活动，发掘巴楚和库车附近的杜勒杜尔和苏巴什佛寺遗址，调查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掠走了包括死文字文献的大量珍贵文物。1907年俄国探险家П·К·科兹洛夫率领的中亚考察队第五次进入新疆、青海、西藏等地进行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动植物资源的考察，1908年调查发掘西夏至元代的黑城遗址，1923～1926年第六次考察时再次发掘黑城遗址，窃取近2000册用西夏文、汉文及其他文字写的文书和刻本，以及许多珍贵的古代绘画、雕刻文物。他早在1883～1885、1888～1890、1893～1895、1899～1901四次进入新疆考察，是19世纪后期最早进入我国进行考察的外国考察队。西方探险考察队掠夺大量珍贵文物的行径，引发中国学者的强烈不满与愤慨，激发他们积极吸取西方考古学思想。后来梁启超更是要求其次子梁思永远赴美国学习考古学。
三是西方学者或是独立、或是代表中国有关机构在中国内陆开展考古工作，使得西方考古学思想在中国得已传播。
如1914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在天津建立北疆博物院，开展黄河流域及白河沿岸的古生物学和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工作；法国学者色迦兰调查陕西、四川等地的古墓葬、遗址、古建筑，并在三峡地区、乐山大佛进行考察；俄罗斯的埃德加持续在四川西部考察；1916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安德鲁斯组织考察团赴中国云南考察；1917年法国人维克多·萨加林考察秦始皇陵；1918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等在江苏、山西、浙江、河北、河南、山东等省调查中国佛教艺术、古建筑、帝王陵墓；1919年桑志华在热河林西、赤峰一带发现若干新石器时代遗址，次年在甘肃庆阳发现晚更新世化石层的线索，在晚更新世地层中发现3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器。这类考察，地质学的考察工作对考古学的产生作用最大。如1913年创办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6年组建地质调查所的丁文江推动在地质调查工作中注意收集古代文物，支持开展考古学考察工作。又如1914年由北洋政府聘为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华的一系列考察工作，1918年在直隶房山县周口店发现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的线索，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刘长山在豫西考察发现渑池仰韶村遗址，获得600多件磨制石器。
第三个方面，是以1919年五四文化运动爆发为标志的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学术发展予以极大的推进。其中提倡“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介绍和发展各门科学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鼓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结合实践的科学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传播，野外考察的地质学得到快速发展，后在历史学中还产生了批判旧史学的古史辩学派，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催发考古学的兴起。
中国考古学在社会与学术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萌芽。
二 中国考古学的形成
1921年在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支持下，聘请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对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和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发掘，以及对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的调查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起步。而1928年10月民国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积极投身五四文化运动、学贯中西的傅斯年组建考古学组，开始进行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初创而开始形成。
1921年至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前，中国研究机构与有关学者开展的考古工作及其收获，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四项：
第一，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探索。
1921年6月安特生等人调查发掘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出土数十具人骨及一批石器与陶器，1924年出版《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1921年10月安特生与地质学家袁复礼，依据1920年刘长山调查发现仰韶村遗址的线索，首次发掘渑池仰韶遗址，发现以彩陶为显著特征并与磨制石器共存的遗存，后与沙锅屯洞穴遗址的发现合并一起命名为仰韶文化。1922年又调查发掘了渑池不招寨、成皋秦王寨、牛口峪等遗址，由此开始了针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安特生于1923出版《中华远古之文化》。安特生等又于1923年6月前往青海，对青海湖沿岸、湟水等地区进行调查，发现并发掘贵德县罗汉堂遗址、西宁朱家寨遗址以及卡约遗址。受朱家寨遗址发现墓葬并出土陶鬲等陶器的启发，延长考察时间，扩大调查范围，后又进入甘肃洮河等地区开展调查。至1924年秋，先后发现甘肃临洮县灰嘴山、辛店、马家窑、寺洼山，和政县半山，广河县齐家坪，民勤县沙井和青海民和县马厂塬等一大批遗址。并在1925年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一书中，将甘青地区的远古文化划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六期。后“六期说”被中国学者否定。安特生在1921年至1924年结束聘期之前，进行了近30次规模不等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考察成果，后来还出版了《黄土的儿女》（1934）、《远东地质学与考古学研究》（1939）、《中国史前史研究》（1943）、《朱家寨遗址》（1945）、《河南的史前遗址》（1947）等。他本人最终由地质学家转变为考古学家。
第二，北京人的发现和北京人遗址的最初大规模的发掘。
1921年8月安特生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发现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 1地点”，并安排师丹斯基发掘，发掘出第一颗北京人牙齿化石，1923年整理发掘物时又发现一颗北京人牙齿化石，邃引发了1927年开始对周口店遗址的包括探索古人类化石为目的的更大规模的发掘。1927年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由加拿大学者步达生主持、中国学者李捷和瑞典学者B·步林负责，大规模发掘周口店遗址，清理堆积物3000立方米，获得化石材料500箱。又发现一颗完好的人牙化石，经步达生研究，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后由葛兰阶取俗名“北京人”。1928年，由杨钟健主持、布林与裴文中参加，继续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清理堆积物2.8万立方米，又发现北京人牙齿20多颗和两件下颌骨，其中1件下颌骨上还保存3颗完整的臼齿。开始意识到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洞穴堆积，蕴藏的化石十分丰富，需要有专门的机构主持长年的发掘。
第三，中国学者主持的探索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来源及其与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关系而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1926年春，通过李济，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合作，由李济及地质学家袁复礼开展山西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当年秋，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并运用探沟、探方发掘与纵、横、深三点记录出土物的方法。据此发掘收获，李济撰写《西阴村史前遗存》（1927年）。后梁思永作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实习，整理部分发掘出土的陶片，撰写《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1930年）。这批发掘资料至今尚未进行系统整理而未能编写发掘报告，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第四，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学者斯文·赫定等合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徐旭生和斯文·赫定分别任中、瑞方团长，经内蒙古前往新疆，进行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多学科综合考察。考察延续至1932年5月。
其中在内蒙古百灵庙至新疆沿途的327个地点采集100多箱史前遗物；在额济纳河流域发现汉代大小城堡10余处、烽火台100多处，发掘到1万多支木简（即轰动世界的“居延汉简”）及“永元兵器簿”和“居延笔”等珍贵文物；瑞典贝格曼发现罗布泊小河墓地，亨宁拆走了一座土尔扈特人的寺院运回瑞典；黄文弼在新疆考察了汉唐时期的各种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发掘了罗布泊北岸汉代烽燧遗址、吐鲁番雅尔湖地区墓葬百余座等。1934～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再次开展考察，陈宗器、贝格曼等人在罗布泊地区进行调查发掘，在楼兰遗址发掘出土丝织品和佉卢文文书等文物。后黄文弼撰写出版《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吐鲁番考古记》（1954）。斯文·赫定1935年回瑞典后整理编写《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联合考察团报告书》，自1937年至1982年出版54卷。
此外，1921年，北平历史博物馆调查发掘直隶巨鹿宋代故城遗址，后发表《巨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1923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调查甘肃敦煌石窟；1924年，北平历史博物馆发掘河南信阳汉墓；1924年9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马衡调查1923年被盗掘的新郑李家楼春秋青铜器出土情况，推断其为春秋时期的郑伯之墓；10月，192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南开大学教授的李济，受丁文江的建议与资助，赴河南新郑李家楼调查春秋郑公大墓的铜器出土情况，并作试掘，后于1926年发表《新郑的骨》；1924年冬，马衡调查洛阳汉魏故城南出土石经的太学遗址；1928年4月4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人类学专业研究生吴金鼎发现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
以上这些考古工作与发现，尤其是前四项的重大收获，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加之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组建的考古学组对安阳殷墟的第一次发掘，揭露面积132平方米，首次获得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784片，显示考古学这门新兴学科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中国考古学的萌芽、形成的历史过程表明，中国考古学研究机构的成立，是中国社会与学术发展潮流所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 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
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期，以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李济主持考古学组开始正规考古发掘殷墟并创办《安阳发掘报告》、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组建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和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为开始的标志。又以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在1929年至1934年间先后成立或组建的考古或与考古有关的工作机构与组织还有：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国营造学社、山东古迹研究会、河南古迹研究会、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陕西考古会等。这些机构与组织积极筹划开展考古工作，所以在1929年至1937年间，考古工作犹如雨后春笋般的展开。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安阳殷墟的连续发掘，包括1928年的第一次发掘，共经历了10年15次。其中对殷墟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的发掘占9次（即第四至第九、第十三至第十五次），发掘地点近10处。其中以小屯村北地为主，发掘2万多平方米，揭露出50多座建筑基址，由北而南分为三大片，称为“甲组”、“乙组”、“丙组”；另有铸铜场所及小墓、车马坑、祭祀等遗迹。1936年6月发现一座完整的甲骨坑（YH127），并发明套箱整取方法，出土刻辞甲骨17804片，占殷墟前15次发掘所获24900多片刻辞甲骨三分之二多。董作宾在1933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依据考古发掘新获的甲骨文全面论证甲骨断代学说，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武丁（及其以前盘庚、小辛、小乙），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5个时期，从而使甲骨文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1934～1935年三次（第十至第十二次）大规模发掘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区，共揭露清理大墓11座和祭祀坑（小墓）1221座，11座大墓都被多次盗掘，但出土文物仍属殷墟前15次发掘中的精品，极大丰富了对晚商文化的认识。西北岗王陵的3次发掘，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这些发掘收获，不仅揭示了商王朝史迹，而且展示了灿烂的晚商文明。在1931年冬第五次发掘殷墟期间，梁思永等发掘后岗遗址，开始运用考古层位学方法，开创按自然层位下挖、记录出土物的方法，首次发现龙山文化的白灰面，发现确认仰韶文化层在下、龙山文化层居中、小屯殷墟文化层在上的三个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即“三叠层”），一举确定殷墟文化、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年代关系，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梁思永于1933年发表《小屯龙山与仰韶》。
第二，1929年至1934年裴文中负责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
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震动国际学术界，奠定了中国猿人在人类演化史上的科学地位，还发现用火遗迹与大批人工打制石器，解决了北京人制作石器工具问题，确认中国猿人的文化遗存，进一步确立直立人在人类进化序列中的地位。1932年裴文中改革发掘方法，将漫掘作业改成以探沟和探方发掘、记录出土物的考古发掘方法。发现发掘山顶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获得山顶洞人化石材料至少代表8个个体，包括3个完整头骨；还发现并发掘比北京人年代更早的周口店第13地点。1934年裴文中撰写出版《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5年贾兰坡开始主持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又发现3个保存完好的北京人头骨化石。周口店遗址前后10年发掘获得40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和8个山顶洞人化石等大量珍贵文物与资料。这批资料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被美国人弄得下落不明。
第三，探索商文化的源头，发掘城子崖遗址与两城镇遗址，确立龙山文化。
1930年冬与1931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两次发掘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揭露面积近2000平方米，发现以薄黑有光泽的黑陶为特征并与磨制石器共存、被认为是起源于东方而与仰韶文化不同系统的遗存，命名称“龙山文化”，并由梁思永确定体例，于1934年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1936年5～7月梁思永、刘燿发掘1934年发现的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发现龙山文化50多座墓葬，出土精致的玉钺、绿松石头饰和制作精美的蛋壳陶杯等一大批遗物，是1949年以前发掘获得遗物最丰富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
第四，开创周代考古。
1932年4月河南古迹研究会对浚县辛村、淇县大赉店等地进行连续的调查与发掘。至1933年秋，郭宝钧四次发掘辛村墓地，清理西周至春秋时期卫国墓葬82座及一批大小车马坑，墓葬随葬铜器铭文中有“卫侯”、“卫（师）”、“成周”、“侯”等字，可证实该墓地为卫国贵族墓地。开创了周代考古的先河。后由郭宝钧编写《浚县辛村》（1964年出版）。1935年6月郭宝钧又发掘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11月发掘辉县琉璃阁战国墓，至1937年3月揭露的甲、乙两座大墓可能为夫妇异穴合葬墓。后郭宝均整理山彪镇与琉璃阁发掘的墓葬资料，编写《山彪镇与琉璃阁》（1959年出版）。
第五，开展关中地区周秦遗址调查与发掘，明确西周文化特征，追寻先周文化遗存。
1933年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由徐旭生率领前往陕西关中地区调查周秦遗址，翌年对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两次发掘，其中在戴家沟东区揭露近1000平方米，发现56座周代小墓，有40座墓随葬有陶鬲，是当时出土陶鬲数量最多的一处墓地。苏秉琦通过对陶鬲的研究，确立45座为西周或早于西周的周人墓。后由苏秉琦编写考古报告专刊，于1941年先期公布《瓦鬲的研究》，1948年出版《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及附录《瓦鬲的研究》，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印制《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
第六，探索杭州湾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存，发掘良渚遗址。
1935年春西湖博物馆发掘杭州老和山古荡遗址，开始揭开浙江地区史前文化遗存的面纱。1936年冬西湖博物馆施昕更两次发掘余杭良渚镇附近的棋盘坟遗址，发现黑陶壶、豆、石刀等良渚文化遗存；翌年3月发掘良渚、荀山四周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几处史前遗址，发现与龙山文化相似又有显著区别的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首次确认了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后由施昕更编写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38）。
这期间其他的重要考古工作还有：1930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合组燕下都考古团，由马衡率领调查发掘燕下都遗址；山西公立图书馆等单位发掘山西万泉阎子圪塔汉汾阴后土祠遗址；梁思永开展东北地区的考古，调查、试掘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史前遗址，对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1931年，山西公立图书馆等单位进行山西万泉县长约25公里范围内的调查，发现十多处遗址，并发掘荆村仰韶文化遗址。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等调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937年在山西五台县发现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所建佛光寺大殿，为当时所知年代最早的中国古代木构建筑。193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石璋如、王湘两次发掘浚县刘庄村遗址；华西联合大学博物馆试掘四川广汉月亮湾遗址，翌年再次发掘。1933年，董作宾调查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和滕县滕国故城。1934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调查河南巩县广武遗址并发掘青台遗址与峨眉岭遗址，调查安徽寿县楚器出土地李三孤堆及寿县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寿春故城等遗址；陕西考古会发掘位于西安陕西省民政厅内院的唐中书省遗址，发现宋吕大防刻唐大明宫、兴庆宫图残石，后又在西安市南门小湘子庙街发现宋吕大防刻唐太极宫石刻图。1935年，翁文灏、杨钟健、裴文中等在广西调查，发现并发掘武鸣县苞桥、芭勋、腾翔和桂林县附近4处洞穴遗址；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开展对豫北的调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调查江苏南京市附近的六朝陵墓和河南洛阳龙门、安阳宝山等石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调查、勘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1936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李景聃、赵青芳等调查、发掘河南永城造律台和黑孤堆龙山文化遗址；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发掘洛阳汉魏故城南太学遗址，获得一批石经。
此外，郭沫若研究商代甲骨文与两周青铜器获得重大突破。1929年先后写成《甲骨文字研究》和《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两文，1933年编辑出版《卜辞通纂》，1937年编辑出版《殷契粹编》，两书集中了殷墟科学发掘以前出土甲骨文的珍贵部分。1932年撰写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创立青铜器研究的标准器断代法。
后一阶段，中国有关学术研究机构与组织的考古工作主要在抗战大后方的云南、四川以及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进行。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第一，开展云南大理及洱海一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193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苍洱古迹考察团，由吴金鼎主持，王介忱、曾昭燏参加，开展云南大理及洱海一带的考古调查。至1940年6月进行了三次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38处遗址，其中21处为史前遗址、8处为南诏时期遗址，发掘了7处遗址。后由吴金鼎、曾昭燏编写《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1942）。
第二，开展川康考古调查与发掘。
194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合组川康古迹考察团，由吴金鼎主持开展川康境内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至1942年12月发掘彭山江口镇豆芽房汉代崖墓21处，豆芽房东北的砦子山汉代崖墓39处，砦子山东北的陈家扁双洞花砖墓、石人洞墓等，江口镇李家湾汉代崖墓9处，江口镇牧马山墓地等。后由南京博物院编写《四川彭山汉代崖墓》（1991）。
第三，1942年至1943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四川省立博物馆合作发掘前蜀皇帝王建陵墓。后由冯汉骥编写《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1964）。
第四，1942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由劳幹、石璋如考察甘肃敦煌县附近和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长城和烽燧遗址，并测量敦煌千佛洞，发掘敦煌古董滩遗址和察克图烽燧遗址、阳关墓地。
第五，194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史地组向达、夏鼐、阎文儒调查甘肃敦煌、洮沙、民勤等地。至1945年11月，夏鼐与向达发掘敦煌佛爷庙北朝时期墓地、敦煌月牙泉六朝与唐代墓地、玉门关小方盘城并确定了汉代玉门关的确切位置；夏鼐与阎文儒发掘甘肃大方盘长城遗址并发现晋碑，发掘民勤沙井遗址、武威县南山喇嘛湾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葬；夏鼐进行洮河流域考古调查发掘，发掘临洮寺洼山遗址和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地，首次清理齐家文化的两座墓葬，确认甘肃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彻底纠正被安特生颠倒二者年代关系的错误，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正确年代序列奠定了基础。
第六，1947年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裴文中等开展对甘肃渭河、汉水上游、洮河流域、河西走廊和兰州附近史前遗址的考古调查与试掘，至1948年新发现70多处遗址。后裴文中撰写《甘肃考古报告》。
开展的其他考古工作还有：1938年夏冯汉骥开展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民族学与考古学考察工作，并在汶雁乡清理一座石棺葬，开创了川西北高原考古发掘工作，后撰写《礼藩的石棺葬》一文；1942年4月尹达（刘燿）在陕西延安县附近大砭沟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943年2月至8月石璋如在陕西进行调查，在沣水一带发现丰镐村、张家坡、灵台等20多处周代遗址，并试掘丰镐村等遗址，发现彩陶、石灰面等遗存，后撰写《关中考古调查报告》（1956）。1946年尹达在河北邯郸县附近清理一座汉墓，第一次发现散乱的汉代玉衣片；1948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试掘吉林西团山石棺墓。此外，1941年容庚撰写出版《商周彝器通考》。
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时期，主要是围绕早期人类、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探索商代历史并揭示商王朝史迹及其渊源，以及两周文明这四个方面的研究而展开，还开展了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一些小规模的考古工作。这些考古工作和成果展示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喜人前景。其间一系列重大发现，立即引起世界学术界对中国考古学的关注。在一系列的考古工作与研究中，当时一些年轻的中国考古学者即崭露头角，成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如李济、董作宾、裴文中、黄文弼、郭宝钧、梁思永、吴金鼎、尹达、石璋如、郑德坤、冯汉骥、林惠祥、夏鼐、曾昭燏、高去寻、贾兰坡、苏秉琦、李文信、阎文儒等。其中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化石；李济全面主持殷墟发掘并统筹中国的田野考古，以及对殷墟出土器物的类型学研究；梁思永引进当时先进的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方法，解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的年代关系，以及殷墟王陵的大规模发掘；董作宾整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开创甲骨文的断代研究；夏鼐改订齐家文化的年代，纠正安特生关于中国史前文化分期体系的错误。还有郭沫若创立标准器断代法等。
经过初步发展时期的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基本队伍形成，探索对象十分清晰，研究方法逐步改进并不断完善，并创办了学科刊物《田野考古报告》（后改名《中国考古学报》）和《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专刊，公布研究成果，令国内外学术界刮目相看。中国考古学在初步发展时期，就赶上了国际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先进水平。脱胎于金石学的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研究，在考古学理念和方法的影响下，以郭沫若、唐兰、容庚为代表，也已开辟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