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 百日维新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这一年的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变法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百日跌宕。

戊戌七君子： 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徐致靖。

1898年9月，慈禧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变法失败。

1898年9月28日， “戊戌七君子”中的6位被处死。

戊戌变法失败后，唯一留下来的变法成果是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1898年7月，孙家鼐主持在北京创立京师大学堂。图为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正门。

南洋公学为盛宣怀1896年（光绪22年）创建于上海，与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图为1898年南洋公学毕业生合影。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开设西学课程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它成立于公元1898年12月，至今已120年。它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戊戌变法”的产物，也是“百日维新”失败后硕果仅存的新政措施。

▼ 京师大学堂匾额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全国的最高学府，也是当时全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京师大学堂从酝酿筹办到创立，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最初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提议的是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他于1896年6月12月向皇帝上《请推广学校折》，认为“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也”。主张“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光绪皇帝曾命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筹办。

1896年1月孙家鼐的《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提出了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具体设想。首先提出定立宗旨，“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后提出关于建造校舍、学问分科、聘请教习、招选学生、筹拨经费等方面建议。虽然这个筹备计划得到光绪皇帝的赞同，但守旧大臣们却以经费困难等为理由，主张“缓办”，使筹办工作被搁置下来。

1898年初，维新派加紧推动光绪皇帝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1898年2月15日，光绪帝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进入了创办阶段。1898年初，维新运动日益高涨，新旧势力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光绪帝决定变法，他下达的第一项新政改革措施就是兴办京师大学堂，把创办京师大学堂提到启动新政之首要举措的高度，并以此推动全国教育及其他方面走向近代化的进程。1898年7月，在光绪皇帝三令五申和维新派的督促参与下，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工作终于进入制定章程、任命管学大臣和选址招生的具体实行阶段。7月3日光绪皇帝批准了总理衙门所呈，实际为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并任命孙家鼐为第一任管学大臣。

▼ 光绪帝、康有为和梁启超合影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谕中又特别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

▼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著明定国是变法维新谕旨

进入五月，章程依旧未能出台，康有为对此甚为焦急，在《请开学校》折中催促：“夫养人才，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阴。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

在康有为的敦促下，光绪帝于五月初八日特降谕旨：“迅速覆奏，毋再迟延……偿有仍前玩愒，并不依限覆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

▼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八日著即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谕旨

五月十四日，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奏呈《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章程》折，并附呈由梁启超代拟的《大学堂章程》清单。

章程共分8章54节，从办学方针、课程安排、学生入学规则、学成出身、聘用教习、学堂官制，到校舍兴建、开办经费预算（预算三十五万两银，不及西方国家办学经费的十分之一），都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划。章程中还特别规定，在大学堂中设立与之相辅的中学和小学，各省学堂都归大学堂统筹。

▼ 京师大学堂章程（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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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五日，孙家鼐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办事各员均由该大臣慎选奏派。

六月初二日，军机大臣奕劻等奏准，将地安门内马神庙地界原乾隆帝的第四女和嘉公主空间府第，暂时作为大学堂的开办之所。

六月期间，拨华俄银行中的政府存款，以息银二十万两作为大学堂的开办经费，常年经费亦定为二十万两。

七月初五日，经孙家鼐推荐，由御史李盛铎出任京师大学堂总办。

七月十二日，二十万两开办经费到账。

七月十四日，孙家鼐奏请选派大学堂办事人员赴日本考察学务。

七月二十四日，孙家鼐奏请设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并奉旨“详拟办法”。

九月初九日，内务府将大学堂房屋修葺完善移交，孙家鼐当即派办事人员移住堂内，同时出示晓谕，有愿入堂肄业者报名考试，甄别录取。

至此，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初见端倪：置办学堂仪器、设备，购买东、西文阅读书籍，编订教学课本，聘请中、西学教习等。

正当京师大学堂积极筹办之时，政局突变：光绪帝被幽禁、戊戌六君子等维新党人被捕杀、新政被废除。

▼ 戊戌六君子（王西京《远去的足音》）

所幸新政措施下兴办的京师大学堂免于劫难，朝廷命孙家鼐继续负责筹办。经过3个月筹办，学堂按原定名额录取了500人，但因宿舍有限暂时不能全部传到。然而时不我待，在朝廷与国人的急切期待中，京师大学堂终于年底开学，报到20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学生和小学生）。

京师大学堂旧址

《京师大学堂章程》体例仿照日本学规，共计八章，包含了办学总纲、学科设置、入学规范（名额、标准与津贴）、毕业奖励、教师聘用、管理制度、经费等方面。办学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大学堂的课程分为两类：普通学科，含经学、理学、中外掌故、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等；专门学科，含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章程规定各省学堂都属京师大学堂统辖。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1902年复校，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

京师大学堂创始人张百熙

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长沙县沙坪乡（今属开福区）照壁屋人。同治进士。1881年任山东学政。1888年任四川乡试主考。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历陈国事，反对主和。1897年任广东学政，迁内阁学士。1900年任礼部侍郎，旋升左都御史。《辛丑和约》签订后，奏请变更科举，兴办学堂，设立报馆。嗣迁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充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又创办医学堂、译学馆、实业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后历任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

荐举康有为

张百熙少时读书于长沙城南书院，习诗非常勤奋。同治十三年（1874）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其时，长沙王先谦在京师为官，张百熙与之交游甚密，学识长进更快，却也因此埋下了命运的伏笔。

中日甲午战争时，张百熙屡陈兵事，严劾李鸿章“阳为战备，阴实主和”。与侍讲学士陆宝忠互论国事，“以为欲挽艰危，非亟召亲贤不可”。拟请起用恭亲王奕䜣。又和陆宝忠等联名参劾枢臣孙毓汶力主议和及签订和约的行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百熙督广东学政，迁内阁学士。二十四年，屡上疏论变法，又奏荐康有为应经济特科试，奏保康有为使才。及至戊戌政变发生，有人以此奏劾，于是张百熙因“荐举康有为”获罪，被革职留任。后开复原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任满，赴西安谒见慈禧太后、光绪帝，陈述时事意见，慷慨激昂。命任礼部左侍郎，再擢左都御史。

近代教育制度的奠基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慈禧太后在西安下诏宣布“变法”，张百熙疏陈大计，请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办学堂，设报馆。不久，迁工部尚书。又先后调任刑部、吏部尚书，兼充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张百熙实为京师大学堂创办人。

“兴学育才”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包括改革和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制订统一学制、建立统一的教育行政机构等内容。兼充管学大臣的张百熙对推动新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百熙以管学大臣名义“上溯古制，参考列邦”“兼取其长”，拟定了京师大学堂、考选入学、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等各级学堂共六个章程进呈清政府，被清政府以《钦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1903年，清政府在张百熙原定章程基础上“考求增补”，拟成各级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和仕学馆、译学馆、进士馆等各类学堂章程以及《家庭教育法》《任用教员章程》《实业学堂通则》《各学堂管理通则》《学务纲要》等文件，以《奏定学堂章程》名颁布。此乃对我国近代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癸卯学制”。

张百熙欲网罗天下名流出任京师大学堂教席。当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他认为很不合适，于是退聘。桐城经学大师吴汝纶，德高望重，张百熙便奏请聘他为大学堂总教习，可谓殊荣重典。可吴汝纶坚辞不就，张百熙于是官服顶戴，登门拜谒，长跪不起，说：“我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被张百熙诚心感动，应命任职。张百熙办学，苦心孤诣，常多处乞募款项，以充经费，对学生多有奖掖，一时颇出人才。他还创立医学馆及译学馆、实业馆，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各省派官费生自此开始。

降为“三把手”

张百熙自受命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当时荣禄、鹿传霖等权臣，思想保守，处处掣肘。京师大学堂想杀羊作生物学试验，管学大臣专折奏闻，奉旨核准。原来，慈禧生肖属羊，言“羊”犯忌，何况杀羊。因此不得不请示。御史王某密奏说：清朝定制，各部堂官都是一满一汉，今大学堂仅一汉大臣，这是产生弊端的渊薮。清廷乃加派满人荣庆为管学大臣。按例规，凡满汉同官，必满人掌权。荣庆至，主观独断，张百熙的办学主张不能实行。后又加派孙家鼐为学务大臣（原管学大臣改称），于是，张降到了“第三把手”的地位。

后来，正当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擘画经营，筹设分科大学，并开始筹建校舍的时候，清廷采用袁世凯建议，正式成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张百熙只好辞去学务，离开自己心爱的事业。

张百熙之死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百熙六十寿庆，京师大学堂赠寿联祝贺：“长沙一星主寿；司徒五教在宽。”不久，却传来张百熙辞世的消息。京师大学堂又以挽联悼念自己的创办人：“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私淑艾者，先后属公门，咸欲铸金酬范蠡；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久太息，艰难值时事，不堪赋鵩吊长沙。”两联同读，于其死不无意外之感。

其时，守旧派对新学很抵触，某些顽固分子，便借教育工作中的缺点或失误，捏词上报。朝廷不察，张百熙由此受到“申斥”。按清制规定，凡大臣有错误而性质不是严重的，就予以申斥，由太监代为执行。此次执行的人，是干预国政、卖官鬻爵、深得慈禧信赖的太监总管李莲英。当年长沙王先谦任国子监祭酒，对李莲英许以重金，得任江苏学政。江浙为人材渊薮，学子中榜登科很多，馈谢师恩的因此也不少。王先谦卸任后，竟不履约，径返长沙，李莲英为此极为愤怒。此时湘籍在京任职大臣，相继凋零，在职者仅原管学大臣张百熙一人，张百熙与王先谦交谊甚厚，李莲英因而迁怒于张百熙，趁此“申斥”之机，最后连斥其滚下去。一代大臣只得从大殿滚下。张百熙声振天下，凛然可尊。今受小丑之辱，情何以堪，归家后，便吞金自尽。“四维不张”的慈禧政体，不到四年也随之而亡。

在张百熙60岁寿辰贺联中有一副流传甚广，即近代古文家、翻译家林纾所撰之联：“数湘中将相，咸由武达，我公独以文章，清标卓立朝端，宜享修龄如潞国；综天下胶庠，所有导师，一老为之领袖，贱子来自海上，居然便坐识荆州。”

把张百熙称为当时天下所有学校、导师的领袖实不为过，他为发展中国近代教育的功绩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