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

做教师的，能够坚守清贫，真的像我父亲那样把教育、把学校当做自己毕生的事业的，有，但不是很多。

我父亲做教师几十年，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能看到他从学校带回的大堆的作文本。我昔日到他工作的学校城西中学玩，他的办公室的案头，也是堆满了作文本，天天挖山不止。让很多人可能更加不可理解的是，就是60周岁退休之后，他还主动找上门去，跟电大、职工学校、技校等各种各类学校联系，为他们上课，一直干到70周岁开外。上课当然是有一定酬金的，可酬金之菲薄，与他的退休工资相比，绝对是微不足道，所以，我只能理解为他有教书的癖好。

更多的教师是把教书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与种地、进厂差不多的工作。所以，当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感到并不满意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离开；至少也是试图离开，看有没有比眼下更好的发展机会。在我身边的教师里，老马就是其中之一。

老马曾经坦率地告诉我，他本来甚至不具备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那时规定推荐对象的年龄必须在25周岁以内，而他当时已经27周岁了。是小聪明帮了他的忙，也可以说是当时并不严格的审查制度以及人际关系帮了他的忙：他把年龄改小了2岁。就我的认识与感觉来说，他的专业水平还行，但与扎实和精工距离还是有些远。这与他们这班“大学普通生”接受教育的时代的特殊性有关，也与他自身有太多的追求有关：他曾经搞过苗木，也曾经买地盖房卖房——独栋的那种；他还曾经试图下海，在学校办的一家小型建筑公司里混过一两年，最后看看没有头绪，发财无望，才又回到了教书匠的行列。

教师下海，有发财的。我们这学校就有两个：一个是校办厂的厂长陈某，一个是校办厂的副厂长陈松山。前者下海其实有些无奈：他过去是小学教师，因为某个方面的问题失去教师资格之后，只能在学校做非教学工作。而在担任校办厂厂长期间，他经济上获益不小，后来校办厂一律下马，他在改制的过程中，获得了校办厂的全部资产，发了。这其中自然不乏灰色行为，有一任校长后来因为经济问题而落马，在被核实的问题中，似乎就有一些与他有关。而陈松山是后来自立山头，将“松山钢结构”搞得有声有色。

心有旁骛的老马在他50岁之前可以说是不太如意的。他从师范学校调到高中学校，由高中学校再调到农村中学，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路越走越窄、越走越暗，但50岁之后他的命运有了较为重大的转折，又从农村学校调进了城里；在我1999年中学高级职称到手，决意不再担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后，他继任；他继任，其后不久恰逢省职教系统成立中心教研组，他则成为该中心教研组的副组长，一时间他甚至有争取正高级的念头。但让他十分遗憾的是，最终这一想法并未能够美梦成真。

老马为什么前后命运会发生这样大的转变？两个因素起了一定作用：一是他在职业生涯的晚期，受我们这个学校、我们这个语文教研组整体教研氛围的影响，也搞起教育教学研究来了，并发表了数篇有一定质量的论文——事实上，他写的生活散文以及儿童文学作品，如儿歌、童话故事我以为更好一些，笔触非常细腻，情感相当的丰富，文字颇为生动；二是他的姐夫作为民主人士进入政协任职，同时担任教育局副局长。这样的背景自然对他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他姐夫也是我的老师：我在城南中学读初一，他作为代课老师，曾经教过我几天的语文。恢复高考之后，他考取了南师大物理系，又重新回到城南中学。

像老马这样，心中存有改行的念头，仅仅是因为缺少机会而滞留在学校的老师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