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王慧骐
作者王慧骐先生，生于扬州，现居南京。中国作协会员。曾任江苏青年杂志社副总编辑、江苏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兼《东方明星》月刊主编、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图书编辑出版中心主任。
四个娃儿一台戏，我们姐弟之间的感情正是在共同玩耍、调皮和一道面对各种风雨的日积月累里逐步建立与巩固的。
全面放开生三胎，这几天好像都在热议这项新的国策。见不少公众号发了这方面的文章，在探讨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态势。可惜岁月这张光盘倒不回去，否则真想去采访一下我们的父辈，看看那时候他们是怎么养育三胎、四胎，甚至五胎的。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饱受其累的母亲。她前后生过七个孩子，有两个生在建国之前，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都只活到几岁便夭折了。得以顺利成长的五个，分别在解放后出生。其中我的大姐十五岁以前一直在江西老家跟随祖母和叔叔一块生活。二姐、我、弟弟和妹妹则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全部出生在扬州。有意思的是，我们这四个有一点接踵而至的味道。母亲在不到六年的时间段里，将我们姐弟四个陆续带到人世。二姐和我仅隔了不到十五个月，我与弟弟、弟弟与妹妹之间，间隔期也都只有两年。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样的生育周期，对一个女人而言，简直近乎残忍了。据说母亲在五十年代末期曾因孩子生得多而受到过政府层面的表彰，但这张奖状的背后，我们的母亲委实付出了太多。由于我们姐弟四个年龄的接近，所以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几乎就是一支小分队格局的活动模式。在我们中间发生过好多如今忆起仍觉趣味不减的事儿，不妨挑几桩说说。
“大跃进”那两年，我们住的教职工新村也办起了食堂，很多人家都不开伙了，早晚去食堂里买稀饭、馒头。姐姐和我，共同拿一个大钢精锅，一人提一边的“耳朵”；弟弟还不到三岁，也已经会跑了，跟在我们后面。大多情况下我们都能较好地完成打饭的任务。但有一回出了洋相。由于两个人的步伐不够一致，钢精锅歪到了一边，稀饭“哗”地一下倒了出来，我们两个当时都吓哭了。是跟在后面的一位邻家阿姨帮助解了围，带我们去食堂重新买了饭。
还有一回，家里没有大人在，我们几个“小萝卜头”饶有兴致地玩起了“娃娃家”游戏。把床底下药老鼠的一包“六六粉”当成了平时祖父给我们吃的焦面，找来小碗小碟，兑上水，要给抱在手上的布娃娃吃。无巧不成书的是，正好祖父从外面回来了，发现了这一幕，他大惊失色，问了姐姐，又转而问我，“你们吃了没有？”祖父的神情一反常态的恐惧，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吓得只知道哭。祖父随即找来隔壁的大妈帮忙，一手一个抱我们到附近的医院，给我们实施灌肠挂水，前后忙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当然弄清楚了，不过是虚惊一场。
后来新村里盖两层的楼房，而且我们也得到消息等那栋楼盖好了，我们家就可以从老平房搬入新楼了。在盖楼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经常跑到工地上去玩。建房工人搭了脚手架，上面铺了用竹片做的踏板，人走上去有点晃晃悠悠的。有一次我们几个在上面东张西望的玩得正开心，突然听到了熟悉的自行车铃声，原来是父亲下班回来了，我们都吓得要死，赶紧从上面往下跑。妹妹太小，在踏板上跌倒了。回家后，二姐和我作为领头的，受到重责，被父亲用量布的尺子狠狠打了手掌心，还被罚站了好一会。
有一年，学校组织我们看了一场《江姐》的戏，看完后回到家里，我们兴奋得还沉浸在剧情里，也依葫芦画瓢地在家里摆开了场子。二姐自告奋勇演“江姐”，让我做“华为”，叫弟弟当“甫志高”。弟弟虽小，但知道“甫志高”是叛徒，不肯当；二姐只好把这个角色扔给了我，我也老大不高兴。二姐举着祖父为我们制作的木头枪，对着我“乒乒乓乓”叫唤了一通，我却不以为地傻站着。二姐发火了：江姐都开枪了，你这个叛徒怎么还不倒下？！
记得搬入新家后，门前有一块空地，祖父精心打理后，在上面种了花生和山芋。平日里，浇水拔草的事儿都是祖父一个人忙，待到了收成的时候，我们几个都来了，一条边地排开，跟在祖父后面捡拾地里被刨出的山芋和花生。再集中起来用篮子装了，拎到家门口铺开来晾晒。后来几年祖父走了，我们也长大了，有十几岁了，家里的好多事儿，姐弟几个也都能相互搭把手“抬”起来干。进入腊月，我们会去菜场买来大杆子的青菜和雪里蕻，还有萝卜。先洗净晾干，而后用粗籽盐进行腌制。腌菜的过程中，有的负责撒盐、揉搓，有的穿上干净的雨靴，将揉搓后的萝卜或大菜放入缸中踩踏，几个人有说有笑的忙得不亦乐乎。
………四个娃儿一台戏，我们姐弟之间的感情正是在这样共同玩耍、调皮和一道面对各种风雨的日积月累里逐步建立与巩固的。感谢父母，让我们拥有了今生今世这份血浓于水的手足情缘。
2021年6月3日于盱眙天泉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