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行酒令是何饮宴风俗

唐代银器窖藏中银鎏金论语玉烛龟形酒筹筒和酒令筹  （图源网络）

唐人行酒令是何饮宴风俗

——《容斋随笔》札记之十五

       1982年，在江苏丹徒丁卯桥发掘出的唐代银器窖藏中，发现一个鎏金龟负银器（见题图）。银器为通体银质，花纹鎏金。下面的龟座刻画逼真，银龟昂首曲尾，四足着地以支撑整件器物。龟背之上有双层莲花座，上承圆柱形筹筒，宛如龟背上竖立一支金色蜡烛。筒身刻有龙风图案，正面錾一开窗式双线长方框，方框内刻“论语玉烛”四字。筒内有鎏金酒令银筹50枚，酒令筹刻有行酒令的令辞。据考证，这件鎏金龟负“论语玉烛”银器，是唐人饮酒时盛放酒令的筹筒。

       见到这幅图片，记得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中有《唐人酒令》一篇，记录了唐代士大夫饮宴时行酒令的场景。

       文章先引用了白居易的一段诗句：“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诗描绘的是士大夫们饮酒作乐时行酒令的情景，诗句里提到了一些唐人的行酒令和物件，如“鞍马”、“骰盘”、“卷白波”等。

      所谓“卷白波”，是一种酒令，“言其饮酒之快也。”“白”指大白，酒杯名；“卷”言饮酒之快，意为劝人迅速将酒喝干。所谓“鞍马”，指用布料缝制的马，中实以糠秕等物，在酒席间抛掷用以行令。所谓“骰盆”，指掷骰子的盘子。这一酒令，是用掷骰子的方式来赌酒，赢家不喝酒，输家喝酒。这段诗句还描绘了唐人斗酒令的热闹场面。“骰盘喝遣输”，与“连掷采成卢”，隔句呼应。意为当轮到对手掷骰子时，大家往往齐声喝叫，咒他掷输。    

       饮酒行令，一般常分为两个阶段：“初筵”与“微酣”后。“初筵”先用骰子赌酒，作为正式行酒令的先导。洪迈查考唐代皇甫松所著的《醉乡日月》一书，记载骰子令说：把十只骰子一起掷，从开始的六人，按照采色饮酒。如果掷得“堂印”，得采人劝席上所有的人；掷得“碧油”，得采人劝掷骰子以外的三个人。骰子聚在一起，称为“酒星”，按照采色聚散。

       自初筵用骰子赌酒至微酣，即进入饮宴的第二阶段——行酒令，这才是唐人行令寻欢的重要时刻。酒令名目繁复，其行法亦多样。据唐人诗文中的零星材料及出土唐代文物，行令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借助酒筹，机械行令；另一种不用酒筹，即兴行令。

       借助酒筹行令，唐人常为之。行此令常用一笼台，内插若干酒筹，每一支筹上刻有罚爵律令，宴饮论罚腾欢按筹律而行。本文题图的丹徒县出土的“论语玉烛”及五十支酒筹，为一实例。筹律内容丰富，花样百出，因而较骰子令生动有趣得多。

       即兴行令，就不用酒筹，即所谓的“著辞令”。唐人好聚饮，非醉不足以“腾欢”。催人致醉，可借助于徒诗、白语之令，更多的是以美声、美容、美辞来著辞。因此，唐人筵前设乐舞，并循乐舞置辞，即席唱酬，歌以送酒。有拒歌者罚，舞彻歌毕酒不尽者罚，此正行著辞令的功用所在。行令时即兴所作短歌叫“著辞”，合乐与舞，有其曲调，如《容斋随笔·唐人酒令》中所述的“旗幡令”、“闪擪令”、“抛打令”等著辞令一类。

       如“抛打令”，是音乐与玩耍相结合的一种酒令，为唐时流行的三大酒令形式之一。“抛”指在酒席间抛掷物件用以行令，“打”则指演奏音乐，因这种音乐以打击乐为主，故称“打”。用一物件在酒席间循环传递，以乐曲定其终始，当乐曲终了时，物在谁的手中，此人须起舞唱曲，或以罚酒为代。故每当曲急近煞拍时，持物者常嬉戏性地抛掷物件，中者为输。用于传抛之物有香毽、鞍马、花或杯盏等，白居易留有诗句：“香毯趁拍回环匝，花盏抛巡取次飞”；“柘枝随画鼓，调笑从香毯”，诗中所云之“毬”，就是酒席上的传抛之物。当今酒席间亦有击鼓传花之戏，即其遗俗。

（左上）上为银鎏金酒纛、下为矛形银鎏金酒旗（右上）银鎏金酒令筹

（左下）银竹节形及带叶形酒旗（右下）银鎏金酒令筹

       有唐一代，“酒令最盛”。中唐以后，饮宴行令已成风气，一些文人已经形成癖好。而至晚唐酒令极盛，故有史书记载：“会饮而行酒令以佐欢，唐末之俗也。”酒令在唐代盛行，反映出唐代的饮宴风俗，也反映出盛唐时代酒楼餐馆、饭铺茶肆等餐饮服务业的繁荣。同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唐代“公宴”泛滥和官吏生活奢靡的状况。

       所谓“公宴”，顾名思义就是合署官佐幕属共聚一堂，用公费来行酒作乐的宴请。据《唐会要》记载，唐代早先凡国定节假，各官署皆得举办宴会庆贺，经费以“节日食料”名义从财政特支。以后实施财政包干式的两税法后，诸道州府多能通过科配、附加、赃赎、田产、经商赢利等方式，形成两税以外的“地方财政收入”。有了这笔富足的收入，地方政府遂得普遍设置全由长吏支配、无须申报中央审计的“诸色公用钱”。

       从此，一切以“公”为名的钱物开销，如公廨公馆修建装潢、公车公船创置添换、公私使客过招待、长官除替送故迎新等，皆许“名正言顺”地从“诸色公用钱”中支用。于是，“公宴”次数大大增加，规格也提高了许多，诸道甚至专门设置了“宴设司”作为组织安排官吏“公宴”的主管部门。

       据史料记载，晚唐教坊已有专门的“饮妓”，专供席上行令献伎。就扬州一地的“饮妓”来说，在唐代最为繁华发达，享有“扬一益（成都）二”的盛誉。唐武宗听说扬州倡女又最善行酒令，于是命令淮南监军选送十七人进献。凡此种种，皆是酒令盛行、官吏奢靡的景象。

       更有甚者，官吏大纵歌伎饮酒作乐闹出了人命。据《太平广记》记载，起居郎、集贤院学士卢若虚的女婿陇西人李捎云“好纵酒聚饮”。一天，他与当年的新科状元，包括唐玄宗李隆基的女婿李蒙等十余人，泛舟曲江中。他们“盛选长安名妓，大纵歌伎“，“酒正酣”之际，游船突然侧翻，李捎云和新科进士们全部葬身江水之中，无一生还，其中歌伎、舞女、乐工、船夫还不知有多少人，也同时命丧曲江湍急的漩涡之中。

       酒令，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饮酒行令，是中国人在饮酒时助兴的一种特有方式。如今，酒令在民间仍盛行不衰，不过，少了古人的书卷气。无怪乎八百年前南宋的洪迈也感叹道：对唐人酒令里的“旗幡令、闪擪令、抛打令，今人不复晓其法矣。”观赏“论语玉烛”酒筹筒和各种酒令筹，再读《容斋随笔》里的《唐人酒令》文章，不妨了解一点唐人酒令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语言知识。但同时，不可不警惕唐人酒令中泛滥的唐代社会的负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