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奈菲、格里高里·怀特·史密斯：关于文森特致命伤之说明 | 西东合集
出人意料的是，对于一个影响如此深远且后果可怕的行为，人们对导致文森特·梵高在三十七岁就英年早逝的这一意外事件所知甚少。
总的说来，可以肯定的是他死于一八九〇年的七月二十七日，在巴黎以北二十英里外的奥威尔镇或是附近所受的枪伤。受伤发生在他在所居住的旅店吃完午饭后，带着绘画工具外出去画画的某个时间。在晚饭刚过的时候，他回到了拉乌旅店，上腹部中弹。他请了医生来治疗，但他的伤口却是致命的。大约在三十个小时之后，文森特离开了人世。
当时照顾他的两个医生检查了伤口，并动手仔细探查了他的上腹部。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首先，子弹并没有穿过身体而是停留在脊柱附近；第二、造成伤口的枪是一支小口径的手枪；第三、子弹从一个罕见的倾斜角度射入体内（不是一直向前的）；第四,枪是从距离身体较远的地方开的，而不是从很近的地方开的。
关于枪击没有任何物证。没有发现任何枪支。文森特在离开拉乌旅店时所带的那些绘画工具，画架、画布、颜料、画笔、素描本，一件都没有被找到。枪击发生的地点从来没有被最终确认过。没有进行过尸检，那颗致命的子弹没有被取出来。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枪击的目击证人。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站出来确证文森特在枪击所发生的期间—这段大约五个小时内的行踪。
在文森特返回拉乌旅店之后的数小时内，关于他是如何受此重伤的各种流言开始满天飞。这些流言迅速地整合成为一个故事，描述了在七月二十七号所发生的状况。根据这个后来又被所有的记述都采用的故事，文森特从他所住的旅店老板古斯塔夫·拉乌那里借了一只左轮手枪，并在那天下午他通常外出作画的时候带上了这把手枪。随后，他爬上了河岸，步行了一段路程之后，来到了位于镇外上方的那片麦田。就在这片麦田，他放下他所带的画具，开枪自杀。这一枪未能致死（子弹没有射中心脏），但却使他失去了意识。等到他重新苏醒的时候，已是夜幕降临，所以他无法找到那把枪。他只好从陡峭的河岸上蹒跚而下，回到拉乌旅店去寻求医疗救护。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故事。它给一个不可否认的悲剧人生加上了一个合适的悲剧性结尾：一位痛苦而不被赏识的艺术家为了逃避世人的漠视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不仅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很快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在梵高死后的数十年中，他很快声名鹊起，享誉四方，当然这个故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了一九三四年，这个故事已经被欧文·斯通永远地写进了他的畅销小说《梵高传》，文森特在麦田里自杀的故事永久地成为这位艺术家传奇人生的一部分。二十年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文森特·梵高的声誉又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一九五三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二〇〇三年后由《梵高传》改编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上映后，使得他的传奇声誉成为了永远的神话。
然而，当我们回顾已有的证据时，我们会发现可以证明以上叙述故事的可信的和可以被证实的证据几乎没有。这一附记的目的，就是给出一个更为符合发生在七月二十七日这一事件的已知情况和当事人事实的记载；仔细检查传统叙述版本的来源；并且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看来，那个记述远不够可信。
在电影《梵高传》上映的同一年，一九五六年，一位叫雷内·萨克里顿的八十二岁法国人站了出来，他讲述了关于一八九〇年他在奥威尔所认识的一个奇怪的画家的故事。雷内是一位富有的药剂师的儿子，他在巴黎郊区长大，文森特去世的时候雷内十六岁。他在巴黎最著名的公德赛中学上学，保罗·魏尔伦，马塞尔·普鲁斯特也曾在这所中学学习，而且斯蒂芬·马拉美和让·保罗·萨特曾在这所中学任教。
雷内和他的哥哥加斯顿每年夏天都会到奥威尔瓦兹河畔他们父亲的别墅旁垂钓和打猎。雷内是一个好动而有探索欲望的少年，与他所就学的那所负有盛名的学校相比，他更喜欢到户外活动（上学期间他经常逃课）。在这方面，他和加斯顿接截然不同。加斯顿是个敏感的十八岁少年，与钓鱼和射击相比他更喜欢艺术和音乐。通过加斯顿，雷内认识了文森特·梵高。在一九五六年法国作家维克多·杜瓦托举办的一系列访谈中，雷内告诉杜瓦托，加斯顿和文森特围绕艺术话题交谈过多次，最终文森特主动找加斯顿陪他聊天。
雷内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好艺术的俗人，所以对于他们关于艺术的讨论很是鄙视，但迫于要陪伴他的哥哥，他花了好多时间来观察这个奇怪的荷兰人。在与杜瓦托的访谈中，他描绘了自己印象中的梵高的形象，其中所展示的细节证明了他们关系的亲密和多次的接触。他的描述与他不知道的其它来源的描述基本相符，但和《梵高传》中宣传的理想化的梵高形象却不尽相同。（“他把文森特割坏的耳朵比作愤怒的猫的耳朵，或是大猩猩的耳朵。”雷内描述了文森特的衣着，眼睛，嗓音，步态，他对于烈性酒的品味，还有与他共坐在一个咖啡间里的情形。
尽管如此，但是雷内依旧不承认自己是这位著名画家的朋友。事实上，恰恰相反。当雷内不和他的哥哥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和另一群喜爱吵闹的男孩呆在一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像萨克里顿一样，在巴黎上学，夏天的时候在奥威尔度假。因为雷内有着爱冒险和爱探索的天性，同时他又喜爱恶作剧，所以这些男孩都喜欢跟着雷内。作为一个高明的神射手，他带着他们去狩猎探险，他们去捉松鼠，兔子或者是他们能在树林和田野中找到的一切。他带领他们到瓦兹河畔鱼最多的地方捕鱼。他还带他们参与到带有色情意味的冒险中。通过与主管儿子的关系，他经常从红磨坊中带女人过来（雷内称她们为我们的“餐厅女郎”），同时为了让他的同伴和女朋友们高兴他还组织划船和野餐。
雷内还从巴黎带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一套牛仔服，这是前一年（1889）在参加世博会时，他观看水牛比尔·科迪表演牛仔戏时买的。它包括有流苏的鹿皮束腰外衣，靴子，还有帽檐外凸的牛仔帽。它的放荡不羁的外形正好符合雷内傲慢的精神，他对冒险的喜欢，和对狂欢作乐的热爱。为了增加这身行头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也是为了真正对别人构成威胁），他还为这身衣服搭配了一把真枪。雷内对杜瓦托这样描述那把枪：那是一把老式的380口径的手枪，已经散架，只能在某些情形下能使用。但它还是很好用的。当他不去表演水牛比尔抵抗印度人入侵时，雷内就用这把枪打松鼠，鸟，还有游到他船附近的各种鱼。无论他是否穿着牛仔服，他永远都把枪放在他的帆布背包里。所以，那不是一个玩具，无论他在何种程度上把它只当作玩具。
据雷内所说，这把枪是古斯塔夫·拉乌卖给（借给）他的。古斯塔夫·拉乌是客栈老板。
在镇上的时候，雷内和他的追随者有另外一种他们喜欢的消磨时光的活动：捉弄加斯顿的朋友，就是那个奇怪的叫文森特的荷兰人。他们把盐放在他的咖啡里，然后在远处看着他把咖啡吐出来再生气地咒骂。雷内回忆说他们把一条青草蛇放在他的颜料盒里；当他发现这条蛇的时候他几乎要晕了过去。雷内注意到文森特有时在思考的时候会吮吸干的画笔，所以在文森特没看到的时候雷内就用红辣椒擦拭画笔。雷内承认这些行为都是为了“使文森特发狂”。
文森特有他自己的原因，面对这些捉弄，他选择不去为之生气。逐步升级的捉弄也没有让雷内成为他的敌人。文森特给这个十六岁的少年起了一个绰号“恐怖的熏鲱”，以玩笑的方式赞扬雷内是个天才的捕鱼者。文森特经常看到他穿着那套狂野的西部行头，所以也叫他“水牛比尔”。但根据雷内所说，因为文森特有很“奇怪的口音”，所以他说出的名字是“水牛皮尔”，每次他说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会引起人们的嘲笑。
虽然文森特避免和跟着雷内的那伙人接触（就像在任何他居住过的地方他都避免和让他烦恼的人接触一样），文森特承受着雷内的戏弄但从不抱怨，甚至脾气很好（他在写给提奥的信中从没提过）。这两个人继续在拉乌的客栈里喝酒，也在古老的瓦兹河畔的偷猎者酒吧里喝酒，这个酒吧离小镇有一英里远，雷内称这里是“我们最喜欢的酒吧”。文森特原谅喜欢恶作剧的雷内一部分原因是他想与加斯顿保持少见的良好的友情，据雷内讲，文森特认为加斯顿对于绘画方面的想法是进步的。当然他也很感激这对兄弟经常付酒吧的账。萨克里顿兄弟对他而言也是极好的陪伴，他们来自于一个极受尊重的中产阶级家庭，在文森特吸引提奥和他的家人到奥威尔来的整个令人疑惑的计划中，这对兄弟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雷内·萨克里顿也为文森特提供了他在别处无法获得的东西：女人。（奥威尔没有妓院）
雷内发现，当文森特看到那些来自巴黎的餐厅女郎时，他的目光充满艳羡。当雷内和他的同伴在河畔亲吻并抚摸自己的女朋友时，文森特在远处看着，既兴奋又羞怯。雷内对杜瓦托说：“[梵高]会很谨慎地看向另一边，对于我们这些小孩来说真是很有趣。”雷内总是在找新的办法来折磨他哥哥的朋友，他鼓励这些女孩用诡计去引诱这位谨慎的画家，“让她们卖弄风骚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当这些吸引注意力的行为对梵高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时，雷内开始设想“他被割掉的可能不仅仅是耳朵”，但是之后他发现梵高的口袋里装满了色情图片和书。一次，雷内发现他在树林里手淫。这件如此丢脸的事给了雷内新的机会来变本加厉地嘲笑和作弄文森特。雷内还给他起了个新绰号：“寡妇手腕的忠实情人”。想要把文森特逼疯变得越发容易。逐渐地，“他难以忍受这一切”，雷内回忆道：“有一天他气得满脸通红甚至想杀了所有人。”
这就是一八九〇年七月间弥漫于文森特和雷内·萨克里顿两人之间的恶作剧似的气氛。
在梵高百年纪念后的十年，另一个目击者站了出来。这位女士的父亲一八七八年曾住在梵高在奥威尔最喜爱的作画处附近，那儿也是伟大的法国巴比松画派名家夏尔·多比尼过去的住所和花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她接受梵高的传记作者马克·特拉包特的专访时，只用了她婚后的名字，利贝热夫人。一八九〇那年她已有快二十岁了。
利贝热夫人并不接受梵高在奥威尔公墓上的麦田地里受了致命伤这一传统说法。她告诉特拉包特：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不去说故事的真相。并不是在那里，什么公墓旁边……[梵高]离开拉乌旅店，去往夏彭瓦尔村。在布歇街他走进了个小农场。在那儿他躲在了粪堆后面。然后他做出了几小时后导致死亡的行为。
利贝热夫人说她的父亲是个杰出的市民，很多年前他就告诉了她这些。“这都是我父亲原原本本亲口所言，”她说，“为什么他会想要编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来伪造历史呢？任何认识我父亲的人都会告诉你他从来都是令人信任的。”
数年后，另一个奥威尔居民，贝斯夫人证实了利贝热夫人的故事。她告诉一个记者说她祖父“看见那天文森特离开拉乌旅店去往夏彭瓦尔村”。这位目击者说，她看见梵高走进了布歇街的一个小农场，然后他听到一声枪响。等过了一会儿，“他又自己走进了那个农场”，根据贝斯夫人的描述，“但那儿不见其他任何人。没有手枪也没有血，只有一堆粪”。
夏彭瓦尔村和公墓后的那片麦田处于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者在拉乌旅店的西边，而后者在它的东边。贝斯夫人提到的布歇街和通向夏彭瓦尔村的路相交，就在拉乌旅店西边不到半英里的地方。当时，通向夏彭瓦尔的路（现在叫卡诺街)两旁排列着带着墙围的农场，正和两种说法里描述的一样，而这两种说法时隔近三十年。粪堆是这种围场的一个普遍特征。文森特经常沿着夏彭瓦尔路步行去往四英里外的蓬图瓦兹，在那儿他能享受到更好的列车服务,以便收取巴黎来的物资或者寄送他自己的作品。夏彭瓦尔路还直接通向瓦兹河的一个河湾，位于奥威尔和蓬图瓦兹中间，而在那儿经常能找到雷内·萨克里顿，一来那里是垂钓的好地方，二来那儿有他最爱的酒吧。雷内总以这儿为起点开始他的冒险旅途，沿着夏彭瓦尔路进入奥威尔镇。
夺去文森特·梵高性命的那一枪可能并不是发生在麦田，而是在通往夏彭瓦尔路上的某个农场里面或附近，就像利贝热夫人和贝斯夫人所叙述的那样。另外，射出致命子弹的那把枪或许并不是文森特·梵高带进农场的，他对枪支一无所知，也根本不需要它，带进那把枪的也许就是去哪儿都380口径小手枪不离身的雷内·萨克里顿。他俩可能是在夏彭瓦尔路上偶遇对方，或者是一起从他们最爱的酒吧回来。几乎确定无疑的是加斯顿和他们俩在一起，因为文森特会尽可能地回避雷内，不论是雷内独自一人还是和他那帮小跟班们一起。
长久以来，雷内都刻意地激起文森特的怒火来戏弄他。而文森特也有过暴力发泄的历史，尤其是在酒精的刺激下。一旦雷内帆布包里的枪被掏了出来—无论是蓄意还是意外，在任性妄为对西部荒原充满幻想的少年，对枪支一无所知的酒醉画家，和一把年久失修、随时可能走火的老枪之间—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在受伤的状况下，文森特一定是扔下了所有随身携带的画具，踉踉跄跄地冲上街道，向拉乌旅店走去。起先，他可能不清楚自己伤得有多重。伤口没有大量出血。但最初的冲击一过，腹部伤处传来的疼痛一定极其痛苦。萨克里顿兄弟很可能被吓坏了。他们是否试图救助文森特也不得而知，但显然在匆忙冲入无尽暮色中之前，他们还有时间且足够镇定，去收走那把手枪以及文森特的所有随身物品—这样，贝斯夫人的祖父后来紧接着去查看（如果他确实做了）的时候，就只发现空空的农场和粪堆了。
对一八九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发生的系列事件的这个假设性重构解开了许多矛盾，也填补了很多缺口，并将自枪击发生那天起就主导着梵高神话的传统的自杀说法中残缺的碎片拼凑在了一起。
它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有一名警察第二天就着手调查此事，发生地附近的所有证据仍消失得如此之快而且再不见踪影。以当时的伤势，文森特根本无法事后清理得如此干净，除了有罪的共犯，没人有理由将他遗留下的不值几个钱的大部分画具拿走，藏起来，或是处理掉。萨克里顿兄弟在暮色中匆匆掩盖此事时，或许也漏掉了些什么，一滴血或者一个废弹壳，但警察永远也不会找到，因为他们其时正在搜查是远处的麦田，而不是夏彭瓦尔路上的那些农场。
它解释了检查文森特伤口的医生在报告中提到的奇怪之处：首先，枪击是在腹部而不在头部；其次，子弹是以一种不一般的倾斜的角度射出，而自杀中子弹通常是直射进去；再者，子弹显然是从距文森特“很远的”地方射出，远到他根本不可能扣动到扳机。
它解释了文森特是怎样在负伤的情况下拖着身躯从枪击现场到达拉乌旅店，尽管腹部中弹，每走一步疼痛就更为剧烈。即使是从布歇街到旅店跋涉这样一段相对较短的半英里路—一段平缓巷道上的直线—也必定极为痛苦、耗尽力气。在逐渐昏暗的暮色下，顺着一条陡峭崎岖小路，沿着森林密布的河岸而从那片麦田走下来（后来的传说是如此描述的），在他当时的状况下是几乎没有可能性的。
它解释了分别有两个目击者在事件发生当晚看到文森特走在夏彭瓦尔路上。据目前所知，没有目击者看见文森特出现在传统说法中的开枪自杀的麦田（在小镇的另一头）附近。也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出现在从麦田到拉乌旅馆必经的长路的任何一处。因为在七月这样一个温暖的夏夜，许多村民在日落后出来吃饭喝酒、抽烟聊天（拉乌一家也是如此）。而文森特可能走的所有从麦田到拉乌旅馆的道路都是人烟聚集的公共街道，并且他那样明显地步履蹒跚，总会有人在那晚看到他经过那条传说中的路。
它解释了为什么文森特自杀后没有留下遗书，也解释了为什么提奥在枪击发生后的数天内整理文森特的房间和工作室时并没有发现任何“道别”的痕迹。它解释了为什么那天文森特在远足时还费劲地拿着一堆画布颜料和其它必需品—如果他根本不打算回来的话，他不太可能这么做。
它解释了为什么当他第一次（唯一一次）枪击失误后，没有“彻底解决自己”，反而选择了一条小路，痛苦而尴尬地回到他在拉乌旅馆的阁楼小屋中。
它解释了关于梵高的自杀叙述中提及的一垛干草堆的神秘消失。最初一则有关枪击的书面记录（在一个葬礼上的追悼者信中）说文森特“在开枪自杀前将他的画架靠在了一垛干草堆上”。但是后来对故事的复述中就省略了这一细节，大概是因为在许多人错误以为是梵高最后的画作《麦田上的群鸦》中，没有干草堆出现。实际上，经后来的目击者回忆，最早报道中的“干草堆”几乎可以肯定是“粪堆”。
它解释了为什么带来致命一击的枪的来源在七十年后才被揭露，即使在枪击发生时应该有不少人认识这把枪。奥威尔是一座小镇，在法国乡间，左轮手枪还是件稀奇物，古斯塔夫·拉乌的生活十分公开，而雷内·萨克里顿又喜欢带着枪到处公开炫耀，所以两人的许多朋友肯定对这位旅店店主的罕见武器十分熟悉。拉乌的女儿艾德琳在其早先关于梵高之死的叙述中没有提及任何她父亲和致命武器之间的关系。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她最终承认父亲拥有武器时，她却将雷内·萨克里顿从她的叙述中省略掉，声称文森特是为了驱散乌鸦才向她父亲提出请求，并直接从她父亲手中拿到枪—显然这是一个经过改编的说辞（很可能是她父亲的意思），目的是向警方解释他的手枪是如何被卷入了这场致命的枪击案中；也掩饰了他自己将枪交给一个臭名昭著的好斗少年的过失罪责；同时让萨克里顿兄弟（他们的父亲是富有显赫的主顾）免于去接受令人尴尬的漫长调查—甚至是审讯—这一切都基于拉乌几乎肯定地认为这是一个不幸的意外，或最不济，一个搞砸了的青少年恶作剧。
最后，这个重构解释了为什么根据当时的目击者的说法，文森特对自杀行为的“忏悔”是那么的犹豫，言不由衷，以及奇怪的躲躲闪闪。当警方直接询问文森特说：“你是不是想要自杀？”时，他不太确定地回答说：“是的，我相信是这样。”当他们告诉他企图自杀是一种罪行时，他似乎更关心其他人会不会被问责，而不是他自己是否会被定罪。“不要起诉任何人”，他回答说，“是我自己想要自我了断。”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推论，任何自杀都本应包含个人的动机和单独的行动，既然如此，为什么文森特还要竭力地主动声称这件事是他独自一人所为？为什么他力劝警官不要因枪击“起诉任何人”，并坚持独自承担所有责任？文森特早前辩解说无其他人参与此事，令人颇为费解，这种辩解表明了一个意图—实际上，是一种决心—想保护萨克里顿兄弟，不让他们和此次事件有任何牵连。
但是为什么文森特会如此大费周折地保护萨克里顿兄弟，尤其是折磨他的雷内，使他们免于警方的调查甚至是起诉呢？为什么明明他是一场可怕事故或更糟糕状况的受害者，却还反复“坦白”说是自己想自杀才开了枪？
我们相信答案是因为文森特渴望死亡。“可怜的人，他没有享过多少福，”提奥在文森特临死之际的床边如是写给他的妻子。“要是我们能让他更相信生命的意义就好了。”来奥威尔参加葬礼的爱弥尔·贝尔纳描述说文森特曾表达了“求死的欲望”。另一名文森特临终之际的见证者保罗·加歇医生仅仅在葬礼两周后就写信给提奥，表达了对“[文森特]对于生命的不折不扣的蔑视”的敬慕，并将文森特的结局与拥抱死神的殉道者相比较。正如文森特自己曾写过的（且在下面加了醒目的下划线）：“我不会特意寻死……但死亡来临时我不会躲闪。”
实际上，不论是意外，还是疏忽，或是恶意所为，雷内·萨克里顿可能带给了文森特一种他期待已久却不愿或不能自己实施的解脱，因文森特终其一生都将自杀贬作“道义上的怯懦”和“不诚实之人所为”。在结束了糟糕透顶的巴黎探访之后，文森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给提奥和他的小家庭施加了多重的负担，毫无疑问他觉得自己该“抽身离开”的机会到了，正如他一八八八年从巴黎离开那样，不再让他的弟弟继续为他头痛。（见第29章）。
我们的重构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维克多·杜瓦托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对雷内·萨克里顿的采访，同一年雷内就以八十三岁的高龄去世了。而他的爱好艺术的哥哥加斯顿则后来成为一名颇有些名气的夜总会驻唱，给一些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写歌，甚至在其中一些电影中出镜，雷内的生活则是和艺术圈毫无关系。在度过了喧闹骚动的青少年时期后，他安定下来，成为了社会上一个富有而受人尊重的人士。在其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中，他当过银行家、商人和射击冠军。
尽管他已处高龄，雷内仍是一个极好的证人。经常见他并与他通信的杜瓦托说他一直保持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状态，直到去世。不同于许多其他的证人,雷内是在文森特死后成名很久之后，才第一次给出了他对文森特最后的日子的讲述。他站出来说话不是为了将自己和大师扯上联系或赞美他的不朽，而仅仅是为了让记录更为真实。他曾在《巴黎竞赛》上看到了一篇关于电影《梵高传》上映的报道。这篇报道特载了一张演员柯克·道格拉斯扮成文森特·梵高的照片。道格拉斯英俊健康的形象严重侵犯了雷内对于真相的责任感，以至于他再也无法继续隐瞒事实。这张照片“和我们那看起来更像是穿着鞋的流浪汉一样的朋友没有半点相似之处”，他对杜瓦托说。总体来说，雷内对杜瓦托的叙述不但与主导整个时代的斯通和好莱坞对于梵高形象的设定截然不同，而且详尽具有说服力，具有内在的连贯性，经得起核查，没有蓄意夸大事实或有失偏颇，而且没有加入他自己的主观臆断。实际上，他的叙述常常在有意或无意间流露出一种自责的意味。
然而，尽管雷内以惊人的坦诚透露了他对文森特的侮辱和挑衅的行为，但他却从来没有承认过他在一八九〇年七月二十七号画家的致命枪击事件中起到任何直接的作用。关于那天的事件，雷内告诉杜瓦托，文森特在之前就已经从他的帆布背包中偷走了枪。他不确切地回忆到，在当年七月份的某个时间他和加斯顿动身前往在诺曼底的家族别墅。他是在巴黎的一份主要日报上最先知道了梵高的死讯，虽然他已经不记得那份报纸的名字，也找不到当时那篇关于死讯的报道。但是他的否认却与他接下来的叙述并不一致。因为在他的回忆的其他部分，他们表现得和一个在为案宗辩护的律师一样谨慎。比如他告诉杜瓦托无论去哪儿他都会带着他的帆布背包—但是他却直到去了诺曼底才发现包里的枪不见了。另外，他暗示文森特在自杀那天就已经从他那儿把手枪偷走了，这说明雷内本人当时仍在奥威尔。
在这些和他情绪高涨的自白差不多的支支吾吾的否认之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终其一生对真相守口如瓶的人发出的声音，然而不说出真相，他无法安然死去—或者说至少大部分真相—在生命将尽时以此来减轻他良心上的不安。
文森特之死是由一次未遂的自杀导致的，这种传闻流传了七十多年。对于枪击最早的报道是在事发之后的几天内立即写成的，没有提到过自杀。当文森特的主治医生之一保罗·加歇七月二十八号写信给提奥让他来奥威尔时，对于文森特伤势的具体情况和性质都只字未提，只是说他“弄伤了自己”。
在提奥守候在文森特病榻旁边给乔写的那些记述中，他也没有给过任何说他的哥哥曾试图自杀的暗示，或提奥自己怀疑哥哥意图自杀。他把哥哥描绘成一个虽然悲伤（“可怜的家伙，快乐对他来说是一种不被给予的奢侈”）但没有自杀倾向的人。他房间或画室里没有什么东西表明他有自杀的意图。他没有留下遗书。连他的画室他都没有整理一下。他最近的信件充满了轻松愉悦的情绪，以及对他在奥威尔的新家引人入胜的描绘。事实上，在事发前几天他订购了大量的新颜料和一些其他生活用品，这些行为完全不像一个打算要结束生命的人会做的事，尤其是一个对花他弟弟的钱如此敏感的人。
另外，据提奥所知，文森特向来都是用极其激烈的言辞来反对自杀行为。他将其称为“可怕的”或“邪恶的”行为。在他看来，自杀是懦弱的和不诚实的。因此，哪怕一八八一年在波里纳日时他已经处在绝望的边缘，但他依然向提奥保证：“我真的认为我不是一个会有自杀倾向的人。”在德伦特时也一样，在他的另一个情绪忧郁的低谷期，他依然清楚地明白他对自杀的感受。他说：“如果要悄悄地离开或消失，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你和我都永远不该那么做，以自杀的方式。”（原文处强调）
提奥足够了解他的哥哥，因此他知道如果梵高想自杀的话，他不会选择枪这种他几乎完全不了解的自杀工具。而且，梵高很懂毒药，所以如果他想自杀，他大可以利用他对毒药的了解来减轻他自杀带来的麻烦以及他要承受的痛苦。文森特认为，在各种不同的自杀方式中，溺亡是最“富有艺术性的”，这也是他唯一曾经威胁过要使用的方法（只在生气的时候提过一次）。
第一个提出文森特可能试图自杀的评论家既没有亲眼目击他中枪，而且在文森特去世时他也不在场。七月三十日，爱弥尔·贝尔纳来到奥威尔参加文森特的葬礼。两天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批评家阿尔伯特·奥里耶—两年前在阿尔贝尔纳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戏剧化地讲述了割耳事件。这封信包含了中枪事件的第一个记录以及表明他试图自杀的第一个证据—“周日晚[7月27日][梵高]走进奥威尔的乡间，他把画架倚在干草堆上，然后走到别墅后面拿一把左轮手枪朝自己开了一枪。”
这一解释的根据是什么呢？贝尔纳称从镇上的人特别是文森特去世的那家旅馆的老板古斯塔夫·拉乌那儿了解到了一些细节。但是贝尔纳是一个极其擅长杜撰的人，拉乌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解释，因此直到葬礼举行时，奥威尔仍然充斥着毫无根据的谣言。警方开始调查中枪事件并讯问目击者。很快，那些知道文森特曾暂住精神病院和那些见过他畸形的耳朵的人将梵高的自残行为和自杀行为联系起来—这种联系被之后的调查推翻。关于自杀的怀疑愈演愈烈，以至于当地修道院院长不允许用教区的灵车来运走文森特的尸体，也不答应将他葬在教堂附近。
一星期后（8月7日），当地报纸《蓬图瓦兹报》上的一篇报道反驳了关于自杀的耸人听闻的谣言，并且直截了当地将这次事件报道为一场意外，这一观点明显地在文章的开头被体现出来：
七月二十七日星期天，正暂住奥威尔的三十七岁荷兰画家梵高在田间被左轮手枪射中，但万幸只是受伤，之后回到他自己的房间，两天后在那儿去世。
事实上，在调查这起案件时，警方开始肯定也认为他们处理的是一起意外中枪事件。从多方面的访谈中，他们很快了解到文森特不习惯使用枪支（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拿枪），他有时会酗酒，甚至在外出作画时也随身带着酒，他的举止笨拙而又鲁莽，因此警方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意外。
根据后来的调查所显示的结果，他们肯定知道：在所有开枪自杀的案例中开枪绝大多数人（98%）都会朝自己的头部而不是胸口或腹部开枪。而且梵高在中枪后立刻就医的行为也表明他是意外中枪。一个真正下定决心要自杀的人会再开一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像梵高一样在腹部中枪后会艰难地冒险回到拉乌的旅馆去。显然再开一枪要轻松得多，承受的痛苦也要少得多。文森特的主治医生或许已经告诉过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致命的一枪是“从远处”一个奇怪的角度射出的，前者说明是枪意外走火了，后者说明扣动扳机的另有其人。
事实上，警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枪击是自杀或是一个意外，而是在于有没有其他人牵涉其中，手枪和文森特所有画具的不翼而飞使得这个可能性很高。当白天的全面搜索都没有找到任何失物（当地人也没有上交任何东西），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假设：无论是在枪击发生的当时或是之后，有人马上藏起了证据，或是将证据给处理掉了。
但是贝尔纳杜撰的艺术家被迫自杀的戏剧性故事，已在文森特传奇里埋下了种子，任何合情推理或者是证据的缺乏都无法将其连根拔起。即使是那些有一八九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事件的第一手资料的人们，也被这一杜撰的魅力深深影响。在文森特受伤的当天，二十三岁的荷兰艺术家安东·何西格恰巧在拉乌旅店投宿。一九一二年，当何西格在二十二年后第一次回忆他在一八九〇年那个晚上的所见所闻时，他并没有提到自杀。他只记得文森特说：“去帮我找个医生……我在野地里把自己弄伤了……我用左轮手枪给自己开了一枪……”，这和加歇的表述一样，既适用于一次存心的意外事件，也适用于企图自杀的行为。
直到一九三四年，就是在这一年欧文·斯通用《梵高传》一书将贝尔纳所描述的悲剧故事永恒化，何西格才证实了文森特在四十二年前，即一八九〇年七月那天的自杀企图。“我看见他躺在他那狭小的阁楼的小床上，攥紧拳头，十分痛苦，”他告诉一位访谈者，“'我实在受不了了，于是我朝自己开了一枪，’他说。”
由贝尔纳的那封信而开始的故事，企图在麦田里自杀的故事，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得以变更为详实，因纪念文森特诞辰一百周年而触发的长达十年的这位画家的生平及作品的庆典也由此开始。将贝尔纳单薄的故事变成对文森特最后日子的明确叙述主要是由艾德琳·拉乌完成的，她是旅店老板古斯塔夫·拉乌的女儿，枪击发生时她十三岁。在五十到六十年代之间，艾德琳不断地接受关于文森特之死的采访，并为其添枝加叶，每次讲述都会提高故事的戏剧化程度。
艾德琳的描述是顺着贝尔纳故事的大致轮廓来的。如贝尔纳那样，艾德琳表示她的父亲古斯塔夫是她信息的根本来源。至于客栈老板没有亲眼所见的那部分叙述，如枪击过程本身，艾德琳声称，文森特在临终前的几个小时里，向她父亲道出了真相。就这样被迷雾笼罩了长达六十年的事件瞬间变成了内容丰满详实的记录。例如，以下是艾德琳在一九五六年对枪击当天的描述，这是她的第一次讲述：
文森特走向位于他之前画过的奥威尔城堡后的麦地。住在巴黎墨西拿街的戈瑟兰先生是这城堡的主人。城堡离我们家有五百米多的距离。爬过一段边上有大树遮阳的但相当陡峭的山坡，就能到达那里。我们不知道他离城堡有多远。那个下午，就在沿着城堡外墙铺就的路上，按照我父亲的理解，文森特向自己开了枪，然后昏了过去。直到夜晚的凉意袭来，他才苏醒。他趴在地上想要找到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却怎么也找不着。（即使第二天也没有找到）后来，他站起来爬下山回到屋子里。
艾德琳·拉乌的表述难以让人信服的原因有这样几点：（1）根据她自己说的，艾德琳的自述大部分都是传闻，也就是说，这些表述涉及都是对他父亲讲给她的所见所闻的回忆，而非是她的亲身经历。（2）她许多的讲述经常有内在的矛盾，同时不同的讲述之间也存在矛盾。（3）由于艾德琳决心要证明她父亲与知名艺术家的亲密程度（这一计划也成了她的终身事业），她的讲述发生了扭曲。（4）她后期的描述比他前期的描述要详细的很多。尤其是她经常增加对话来增加故事的戏剧性，有时甚至变戏法般的描述事情的整个场景。（5）她似乎时常调整她以往的讲述，以便回应评论家的说法，或者纠正自己描述中的矛盾之处。
艾德琳顺应不同时间和场合而改变她的描述的例子众多，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在最后几次的采访中（1960年代）惊人地承认了杀死文森特的那把左轮手枪属于她父亲，这是在过去的七十多年里，无论是艾德琳还是她父亲都从未主动承认过的事实，尽管人们对文森特获取这致命武器的地点和动机展开过深入调查。
艾德琳的新的描述证实了雷内·萨克里顿故事中手枪属于艾德琳父亲的部分，但并没有证实雷内所说的文森特从他帆布包里偷走手枪这一不在枪击现场的证明。反而，她告诉采访人（特拉包特），文森特向她父亲借了手枪“为的是吓走乌鸦”，这显然是在说谎，因为文森特并不怕鸟，他尤其认为乌鸦是好事的征兆。然而在她讲述这一故事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文森特的最后一幅画是《麦田上的群鸦》，这样的认识给艾德琳的故事增添了可信度，同时也让这幅画增加了深度。如今我们知道《麦田上的群鸦》绘于七月十日左右，也就是致命枪击的两周前。
我们对于一八九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发生的事的复原，是基于对所有公共记录里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分析，同时也是在对所有与当天事件有关的证人证词进行权衡后得出的，这其中涵盖了从艾德琳·拉乌的多次讲述到雷内·萨克里顿临终坦白的一切证词。
我们重构的事件经过也正是约翰·雷华德在一九三〇年代采访文森特死后一直居住在奥威尔镇的居民时所听到的故事。雷华德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正直而缜密的学者，最终成为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终极学术权威。他著有两份权威研究报告和许多其他书籍，其中包括有关塞尚和修拉的书。他所听闻的故事是“年轻小伙子意外地射中了文森特”，“由于害怕被指控谋杀，他们不愿意说出事实，由此文森特决定保护他们，成为一名殉道士”。
五十年以后（1988年），雷华德向一位叫阿诺·威尔弗雷德的年轻学者详细讲述了这个故事，后者将其写入了他在一九九二年完成的《梵高：化学药品、危机和创造力》一书中。阿诺公开声明这一故事应归功于雷华德，后者于两年后去世。据我们所知，雷华德从未直接证实或者质疑他在奥威尔听说的关于文森特之死的其他版本，除了他明显未能“纠正”阿诺的报道以外。然而，雷华德的确是曾修订了他那本有着巨大影响的后印象主义的概述，正是在这本书中他引用了维克多·杜瓦托对雷内·萨克里顿的访谈，第一次披露了那把杀死文森特的手枪是年轻的雷内从古斯塔夫·拉乌那里得到的这一真相。作为一位一丝不苟的学者，雷华德不得不意识到，雷内·萨克里顿谈到他如何戏弄甚至是“折磨”这位画家，并给了他那把置他于死地的枪（无论是否有意），这个负罪感深重的故事恰恰证实了雷华德二十年前听到的关于两个年轻人无意间造成了文森特·梵高之死的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