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

2018-11-24

• 作者：晨茹 / 晨茹工作室

• 这是晨茹工作室的第7篇原创首发文章

题记：理性和感情不是对立的。诗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都是真理。

——《希腊精神》依迪丝·汉密尔顿

那几年在传媒的从业，让我学会了一个词：仪式感。

第一次举行三味读书会时，我的想法是，希望脱去一切形式感，身份感的东西，把人简单成一个个读书人。这种感觉，就仿佛看到数学之美，或者看到裸体的希腊雕塑。没有皇冠、华服，大家在思考和知识的世界里做纯粹的交流。

然而，当时我在电视台的上级，张志清先生，给了我一个建议：你要突出这场活动的仪式感。比如，灯光、用一个小推车去把书推到场地的中央。当时，比较特立独行的我对这个是不理解，也并不那么在意的。我在后来举行活动的时候，依然没有太注意仪式感。我会希望用本质的（内容、分享）来把一场活动做好。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许并没有理解仪式感的本质。

最早的仪式，可能源自于远古时代的祭祀。人们对于自然界——灾难、风雨、四季轮回、死亡等的不理解以及恐惧，演变出一个神灵的假说（这个假说在很长一定时间内很难证伪）。而在一个朴素的哲学理解中，万事万物要平衡，得到必须付出。而对于和神灵的对话来说，祭司和祭祀就成为了与这种神秘力量对话和交换的一部分。于是，人们开始建造一个一个的神庙，祭司开始出现，他们创造一种仪式，来和神灵对话。

很难想象，第一个祭司是如何出现的。就好像你现在也无法得知，穆罕穆德在四十岁那年，是如何得到一套关真主阿拉的神谕学说。现在流传的，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第一个祭司，也许只是出于某种治理部落的目的，开始讲一个故事。故事需要仪式感去加强大家的信任。后来，这个故事越来越多人相信，最后也许祭司也相信了自己真的可以和神灵通达。而在许多国家，祭司是可以传代的。这个阶层于是成为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和或有或无神灵的对话，成为了他们立足在这个世界的根本。而本质上，这个根本是基于人们对于自然界的不理解、恐惧和期待。

但是，十五世纪后，人们忽然大范围觉醒，理性之光开始宣布上帝已死。一个阶层开始土崩瓦解。这两天在阅读《希腊精神》，才理解，源自西方的理性精神事实上源自于希腊。罗马实际上也是基于一种神秘主义的统治。希腊（地中海）城邦文化对于自由和理性精神的追求和渴望，对于知识的好奇心，是支撑人类科学发展到今天的根本所在。如果地理决定论逻辑有其可取之处，海洋文明和城邦文化诞生了自由民和希腊精神，而大陆文化和农民文化则诞生了中国治理之道和罗马精神。

中国的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理性和科学是不那么鼓励的。皇权授予天，天是什么？很难有一个定义。罗马精神和中国治理都是务实的，在务实的情况下，会发展处一套治术。而在治术之下，人们会讲究“顺从”，服从权威。而并非思辨和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意味着不顺从，这个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德是有所违背的。而三纲五德更多是一个人口众多，且灾难频繁的大陆国家治理之道。于是，在中国，在希腊颇为鼓励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思辨的能力，在中国是极为缺乏的（在高级知识分子圈同样如此）。几千年传承下来，大家对于神秘感和君权依然有某种来自骨子里的崇拜和服从。

而在中国君王的治术当中，仪式感就是不可少的东西。古代仪式感来自于登基仪式、各类庙宇，这是权威维护的成本。而如今，权威感也是维系中国运转的必要条件。在大多数人都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情况下，演化出来的种种仪式感的东西也在日常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比如，中国富人非常喜爱用司机、喜欢建造自己的会所。喜欢在高档的地方开会。而西方人开会，可能更讲究实质一些（当然，仪式感也会有，比如英国）。这些仪式感，其实是为了让事情更加顺畅去推行：毕竟很多没有能力看到本质的人，很认可这些形式。这些形式代表一种阶层和一种做事情的规则。在长期人们的脑海中形成了一种惯性，难以抹去。

2015年，我曾经在印度旅行了一个月。我来到鹿野苑，佛陀第一次讲道的地方。那个地方并不大，只有残垣断壁，和一个圆形的砖塔。佛教的产生之初，是在贵族中传播的。佛教讲究朴素，也有许多哲学的思辨。而当传播到普通人的时候，佛被穿上了金装，带上了光环。这似乎是脱离释迦摩尼最早的初衷。可是，形式和仪式感，是在普通人中传播最快和最有效的方式。

于是回到开头的那句话，诗歌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希腊产生了理性之光，印度产生了精神的力量。一种是生的快乐，另一种是死的淡然。你很难说，哪一种是好的。包括中国有一些治理之术，完全否定，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在实用主义的理解下，诗歌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同样都是真理。理性和感性如何去平衡，是一个需要去理解和实践的矛盾统一体。在一级市场投资的过程中，同样也能发现两种的矛盾，能发现在这个市场上玩家的感性和理性的部分（目前来看，中国的投资人，理性是少数的）。

如何处理，我也还并没有答案。

晨茹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