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研】张载的社会重建思想

​编者按

2020年是张载诞辰一千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仅代表了张载博大的胸襟气概和高远的思想境界，也是张载创立的关学学派的精髓所在。重新审视张载关学的思想价值和时代意义，从张载“四为”获取使命意识和精神境界的深切感悟，正是关学学人的人文情怀给予我们的极好启迪。

张载生活在北宋中叶，有着强烈的经世情怀和治世抱负。他认为，要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必须加强社会重建，对社会秩序进行有效的整顿。张载社会重建思想的特点是重视复活、提升社会自组织能力，发挥其在国家长治久安中的积极作用。

整合社会力量的基本理念

中国有重视社会建设的悠久传统。早在夏商以前，古人就已经逐渐摸索出礼乐这一融合族群的有效途径。夏商时期，中国文明进一步向礼制方向发展。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礼制的内涵更加丰富和系统。逐渐完备的礼制，不仅确立了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典章制度，而且形成了完备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原则，指导和调节着人们的社会活动，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关系的整合。家族为基本单元的社会力量成为国家统治的基石是礼制最重要的特质。

张载指出，北宋社会组织的主要危机是“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经学理窟·宗法》）。张载的这种认识是有历史根据的。秦汉以来，君主专制和郡县制的确立及推行，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分封制、世卿世禄制和井田制式微，族权和政权合二为一的“家国同构”格局有所松动，国家政权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张力开始增大。唐宋之际，世家大族进一步走向衰落，如何有效地组织、凝聚和整合日趋分散的社会民众和社会力量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成为“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方面之一。

张载将社会力量衰弱的原因归结为“三代道失而民散”（《文集佚存·策问》）。在张载看来，社会力量涣散、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原因在于先王先圣之“成法”遭到了破坏。若要加强社会的重建，必须效法“三代”。他指出，“盖孤秦以战力窃攘，灭学法，坏田制，使儒者风义寖弊不传，而士流困穷，有至糟粰不厌……今欲举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劝而志行修，阜四方养士之财，使寒暖有归而衣食足，取充之计，讲擢之方，近于古而适于今，必有中制。众君子强学待问，固将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文集佚存·策问》）。张载提出，官府应当推行“族闾邻里之法”，使民众力量得到有效组织，从而激发社会自组织能力，实现“使之乐群以相聚，协力以相资”的社会建设目标。张载强调，“此三代法制，虽万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文集佚存·边议》），“古之人，在乡闾之中，其师长朋友日相教训，则自然贤者多”（《经学理窟·气质》）。张载认为，在社会建设过程中，社会力量要遵循先王先圣之道，契合国家统治原则，官府亦应给予社会力量一定的自主权利，“官不拘制，一从其宜，则积聚幼老，得以先自为谋而处之有素”（《文集佚存·边议》）。

从理论走向实践

张载指出，欲加强社会重建，先要保障民生，办法是恢复井田，将天下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经学理窟·周礼》）。张载指出，温饱是稳定人心、构建家庭伦理、稳固社会力量、实现社会教化和维护社会秩序必需的经济基础，“家不富，志不宁”（《横渠易说·上经》）。他认为，《易》“言'风自火出家人’，家人之道必自烹饪始；风，风也，教也，盖言教家人之道必自此始也”（《横渠易说·上经》）。这一思想延续了儒家先富而后教的基本理路，与北宋的社会现实直接相关。北宋“不抑兼并”，造成“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局面，农民日渐丧失基本的生活保障。张载提出了恢复井田这一较为灵活变通的过渡性方案，认为“兹法之行，悦之者众”，可以为农民夯实安居乐业的经济基础，能够激发民众参与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这也就是张载强调的“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

宗法是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张载指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经学理窟·宗法》），只有让自然血缘关系条理明晰，社会才有坚实的亲和力。但北宋时，宗法制度已遭到破坏，朝廷无“世臣”，社会无“世族”，形成不了有效的社会力量“保国家”，影响国家长治久安。张载强调，“宗法若立”“各知来处”，天下官民“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经学理窟·宗法》）为适应社会形势变化，张载还对宗法制度做了大胆的革新，目的是复活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自组织能力，唤醒官民的“忠义”自觉，巩固国家统治。

张载强调，推进社会重建必须“敦本善俗”“以礼为教”。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发挥，必须有具备良好道德素质的社会个体，这就需要从社会风气的根本入手，“本立而道生”。而“敦本善俗”的根本途径就是“以礼为教”。“进人之速无如礼”（《经学理窟·礼乐》），“盖礼者，滋养人德性，又使人有常业，守得定，又可学便可行，又可集得义”（《经学理窟·学大原上》）。“礼”可以培养人的内在德性，使人们“守礼”而“不畔（叛）道”，确立对社会秩序和社会价值的自觉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张载认为社会建设中知识分子应担当起更大的责任，“君子以振民育德”（《横渠易说·上经》），“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横渠易说·下经》），强调“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学者”（《经学理窟·义理》）。

张载曾经将他的社会重建思想付诸实践。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记述了张载任云岩（今陕西宜川）县令时的所作所为，“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尽达于民，每召乡长于庭，谆谆口谕，使往告其里闾”。张载还针对边境之地“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为虑，非溃亡失生，则杀戮就死”（《文集佚存·边议》）的情况，为边境之地的民众提出加强自治组织建设以保卫家园的系列方案。在京任职时，张载力排众议，建议朝廷根据“古礼”规范日渐滋弊的“冠婚丧祭之礼”。在隐居横渠（今陕西眉县）时，他更是亲率弟子致力于社会建设事业，在关中推行“以礼为教”，“与学者议古之法，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张载在关中的社会建设事业取得了积极效果，“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二程（程颢和程颐）对此评价道，“自是关中人刚劲敢为”。

影响后世乡约发展

张载注重社会重建的思想得到弟子们的继承和发展，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吕大钧及其兄弟。吕氏兄弟率领乡人创作乡约乡规并付诸实践，致力于社会自治组织建设。他们的《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文的较为完整的乡规民规，目的是教化乡党邻里，使乡民敦厚为善、遵循儒家仁义礼仪，从而形成一个自觉自愿、知礼习义、周济合作、互相协商、具有良好秩序和较强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吕氏乡约》共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部分。“德业相劝”是《吕氏乡约》的总纲，要求乡党邻里在修身、立业、齐家、交游等方面从善而行，相互勉励，相互监督，实际上就是《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社会基层的具体落实措施。“过失相规”规定了包括“犯义”“犯约”“不修”三个方面的过失及其惩戒办法。“礼俗相交”规定了各种社会往来的礼节、礼仪。“患难相恤”规定了乡党邻里在遇到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贫乏等患难情况时应相互扶持周济的义务。

《吕氏乡约》是对张载社会重建思想的进一步贯彻和实践，也是儒家礼治思想在社会建设方面的具体落实。张载曾感叹说：“秦俗之化，和叔（即吕大钧）有力。”（《关学编》卷1《和叔吕先生》）不仅如此，《吕氏乡约》还成为后世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蓝本，得到历代儒家学者乃至统治者的重视、效法和推广。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十分推崇《吕氏乡约》，并对其“稍增损之，以通于今”。经朱熹的提倡，《吕氏乡约》更加受到后世的重视。明初学人解缙向朝廷建议将《吕氏乡约》颁行天下，明成祖以国家诏令方式将《吕氏乡约》推行于全国。清朝也在全国大力提倡和推广乡约，颁布的有关乡约的谕旨比以前的朝代更多。尽管明清以来的乡约逐渐渗入官治因素，但越来越在全国得到普遍推广的乡约成为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